汉朝和唐朝时期，中国的文治武功及国际声望较为强盛，所以后世将汉唐两朝出现的盛世合称为汉唐盛世。然而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中国仅在西晋时期经历了短暂的大一统，随后又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时期，直至隋唐时代的到来。
东汉末年直至唐朝的这段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世家门阀兴起与衰落的历史。为了更好的梳理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我们以刘裕篡权迫使东晋司马氏禅让作为时间节点，分为前后两大阶段。第一段从曹丕篡魏称帝到“东晋王与马共天下”，讲解了世家门阀上升崛起的时期；第二段从五胡十六国直至唐朝覆灭，表述出世家门阀在中原政权中的影响力逐步消弭的过程。
1、曹丕争储，倚重世家豪族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旱涝灾害频繁，朝廷不思赈灾，反而愈加专注于党争夺权。陷入崩溃边缘的百姓只得寄托于宗教信仰，一时间太平道、天师道等纷纷兴旺起来。其中太平道创始人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自称“天公将军”，率领群众发动起义，史称“黄巾起义”。虽然没过多久起义就遭到朝廷和各地豪强镇压，但因此形成的群雄并起、争霸天下的格局就此形成。
乱世之中，群雄逐鹿中原，先后爆发了界桥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刘备入川之战和夷陵之战，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不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均处于对东汉以来豪族势力崛起的忌惮，展开了一系列打压士族的政策。然而在曹操死后，曹丕篡汉建立魏国，重新确立了倚重于世家豪族的大略方针。原来曹丕还是世子之时，曾与兄弟曹植、曹彰（曾引十万大军到洛阳，但被谏议大夫贾逵劝阻）等争储，得到了世家势力的大力支持。在得不到军方和宗室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曹丕只得效仿刘秀继续仰仗世家力量以稳固篡汉之后的曹氏江山。
2、九品中正制，一次不成功的矫正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曹丕称帝后不久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命其所制定的选官制度。曹魏以前的两汉时期，朝廷主流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察举制，这种到了东汉时期渐渐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的制度，在评判举荐之时存在较大主观意识，因此很容易遭到大量贤才被埋没的情形。九品中正制在察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度化，它将察举制中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和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具有积极作用。
然而九品中正制在本质上依然残留了察举制的影子，到了西晋时期更从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的评议标准逐步沦为了以家世背景为唯一衡量的标准，彻底成为士族门阀把控朝政的便捷通道。所以说九品中正制是一次不成功的矫正，并未改变世家崛起和把持朝政的现状。曹魏后期，世家势力愈发壮大，并最终将皇权架空。
3、司马昭之心与八王之乱
虽然曹丕接掌了曹操的事业之后，迫使汉献帝刘协禅让帝位给自己，建立了曹魏政权。然而他寿命不长，去世之时还不到四十岁，竟比汉献帝死得还早。这就给曹魏政权埋下了隐患，众所周知开朝皇帝的威望通常是最高的，也是遭遇一些社会问题之时，朝廷韧性最强的时候。可是曹丕早夭导致不得不托孤后事，他安排了曹真、司马懿、曹休和陈群四位顾命大臣，以曹氏宗亲和士族功臣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这种安排确实十分稳妥，之后继位的曹叡也算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贤明君主，只是曹叡同样短命。当其他三位顾命大臣和皇帝曹叡都死了之后，再次成为托孤大臣的司马懿的权势日益增长，也因此遭到了曹氏宗亲的猜忌。继承曹叡衣钵的是曹芳，他称帝继位之时年仅八岁，权力基本都被两位托孤大臣掌握着。与司马懿同时担任托孤重任的是曹真的儿子曹爽，只是此人远远不如他的父亲那么睿智勇武，最终在高平陵政变中惨败于司马懿。
司马懿政变得胜之后，效仿曹氏先祖曹操的做法，并未急于称帝。但其子司马昭专权时期，朝堂上下皆已知晓司马氏的野心了，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作为曹操的后人、曹丕之孙，曹髦亲率部从讨伐司马昭。只是事情败露，被贾充指使成济弑杀，年仅20虚岁。此时之后，处于对舆论风评的顾忌，司马昭直至病逝也未篡夺皇位，但却进一步稳固了世家势力和司马氏家族对朝政的把控。等待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之时，正是篡魏称帝，建立了晋朝。
由于自曹丕开始，曹魏政权就没有给予宗亲贵胄过多的军政大权，导致出身世家的司马氏篡权成功。故而当晋武帝司马炎称帝之后，吸取曹魏政权的教训，大肆分封宗亲藩王以拱卫中央。由于晋朝皇族自己出身于士族阶层，故而对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士族门阀存在极大的忌惮，晋武帝担心自己“禅代”的故事重演，因此给予了各地藩王许多地盘和地方军政大权。宗室藩王出镇的同时，也被允许参与朝政，这导致许多宗室范围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干涉中央朝局，最终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
4、五胡乱华与衣冠南渡
八王之乱发生于西晋灭掉东吴、统一全国的11年之后，前后历经十六年，极大的损伤了中原地区的民力、财力。此后，在八王之乱的烽烟里，南匈奴、氐、羌、羯、鲜卑等部纷纷趁机作乱，以至于中原板荡、生灵倒悬。五胡乱华被视为华夏文明历史上最为黑暗的篇章，而坐拥社会绝绝大部分财富的世家门阀也不能免于祸患。
所幸晋室支脉司马睿渡江南迁，几乎同时南渡的还有诸多北方世家，史称“衣冠南渡”。当然，也不是全部的汉人世家门阀都选择渡江南迁，依旧留存了大量士族在北方建立了诸多具备防御工事功能的坞堡，形成一个个坞堡势力，进而演化出自给自足的坞堡经济。从此之后，世家门阀势力在南北两边开始出现分化。
5、王与马共天下
关于西晋为何灭亡有许多学术研究，主要观点有四点。首先东汉中期以来的气候变化造成漠北游牧族群大量南迁内附，这一问题在汉末三国时期就曾出现过鲜卑南迁、羌人动乱等问题，到了西晋之时依旧未能解决；其次中原社会豪族化之后，世家豪族掣肘朝局，虽经历汉末三国时期当权者对世家的打击，但到了西晋时期反而愈演愈烈；第三是豪族虽然最后进化为士族，却不断的堕落腐化，早已不复其先辈们披荆斩棘的精气神，许多士族子弟开始谈玄论道，仿若出世高人，另一方面又凭借“九品中正制”获得晋升之路，将搂钱的地位制度化，极大的败坏了政治和社会水准；最后便是晋室诸王内斗，只是诸王内斗本身就是皇族为防范士族势力掣肘，矫枉过正后产生的恶果。西晋灭亡之后，士族势力继续影响着后来的东晋王朝。
晋室南迁之后，司马睿建立的东晋从一开始就主要依赖于琅琊王氏世家的王导、王敦兄弟二人的大力扶持。不同于其他士族子弟，在乱世之中的王导、王敦二人皆堪良佐之才。其中王导主持政务、位高权重，他凭借自身的身世背景，连接南北士族共匡晋室。当时东晋朝政皆有王导定夺，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在五胡南迁之时迅速促使晋室在南方站稳脚跟。而另一位王氏兄弟王敦则专任杀伐、总掌兵权。王敦到了后期即坐镇荆州以威慑北方，又遥控建康，参与朝政。当时朝中官员有四分之三以上均是琅琊王氏或与其相关之人，即便与其无关者，也大多是其他南迁士族子弟，同王氏保持有高度重合的社会利益。正因如此，当时东晋百姓才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东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处于皇权不稳的状态之下，不仅世家势力对皇权日益造成掣肘，东汉以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同样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各地百姓生存疾苦，但朝堂之上的世家门阀却大多视而不见。最终经历了大门阀叛乱（王敦作乱、桓玄之乱）和百姓起义（五斗米道士族孙恩掀起的孙卢之乱），东晋军权在一系列斗争和妥协之下，逐步落入底层士族手中。
1、五胡十六国的三种政权模式
西晋崩溃之前，为躲避氐人齐万年的起义南迁巴蜀的氐族流民首领李特已经开始起兵叛晋。到了公元304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建立成国（后改国号为汉，合称成汉）。与此同时，在八王之乱中崛起的南匈奴屠各部领袖刘渊，在晋南盆地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帜，建立了汉国（后改国号为赵，合称汉赵，又称前赵）。成汉和汉赵的建立，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
在刘渊打出匡扶汉室不久，就面临胡人排斥、汉人不支持的窘境。虽然刘渊非常清楚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整合为数众多的汉人势力，然而其自身的胡人属性却成为最大障碍。刘渊之后，不论是汉赵还是从其别部萌发诞生的后赵政权，皆以胡本位作为执政主旨，大肆迫害各地汉人，一时间中原断壁残垣、饿殍千里。后赵石勒，其主要倚重的是其亲族，也就是羯人势力。他们本位匈奴别部，是匈奴自中亚抓来的粟特族群奴隶，故而在晋朝地位极低，保守欺凌。正因如此后赵政权对汉人也最为凶横残暴，并曾击败汉赵成为短暂的北方霸主。此时的北方出现大量流民出现。这些无家可归的百姓为了能在乱世之中苟延残喘，逐步合流并形成乞活部众。乞活军初期，为了能够吃口饭曾依附于各处势力。但当汉赵和后赵开始推行胡本位制度之后，胡汉冲突促使乞活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并在广宗、陈留两大根据地狠狠的缠着汉赵和石勒的军队。
原本曾依附于石勒、慕容廆等胡人的乞活军纷纷叛离，其中冉闵更趁石家内斗之际，尽数诛杀石虎后人并自立为帝。此后鲜卑慕容氏南下击败冉闵，乞活军由此分别流入前秦、东晋政权。而直至东晋末年，洛阳一带还有乞活军后人活动的身影。眼见胡本位政策的失败，前秦苻坚采取了胡汉二元的。在苻坚看来，胡汉对立的统治模式注定失败，因此必须想办法打碎各类胡人和汉人的小集团，消除胡汉差异，建立一个内部稳定的国家。为此，前秦得到了关陇地区汉族世家的支持，王猛更成为苻坚的宰相。只是为了削弱改革阻力，苻坚过分的削弱了自身氐族的力量，却为了获取军事上的胜利、维护北方的统一，继续任用鲜卑、羌等胡人将领统兵（前秦除了少数汉人乞活军和宗亲军队，其余军队大多属于前秦核心体系之外的降将），最终淝水一战而溃，前秦瓦解。
前秦的失败，源于胡人的军事共同体依旧强大，削弱氐族自家军队的苻坚不得不倚重他们。然而弱干强枝之下的前秦，在乱世之中一旦遭遇危机，国家只能四分五裂。前秦解体之后，鲜卑慕容垂和拓跋珪，堪称鲜卑人中的双雄。最终，长期活跃于长城边缘的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凭借对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了解，最终成功建立了胡汉混元一体的模式。拓跋氏将鲜卑族原本的部落制度完全打破，建立了新的八部大人制度（后来演化为柱国大将军制度）来统领他们，并吸纳了汉人乞活军和世家们的坞堡势力进入北魏体制之中。北魏的建立，标志着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终结，中国北方由此进入混一胡汉的北朝时期。
2、北朝的胡汉之辨与南朝的儒佛之别
北魏的建立虽然实现了北方汉人和胡人的融合，并促使皇帝居于各方之上，成为一个均衡力量，然而自先秦以来的华夷之辨却并未完全消亡。胡汉之争虽在北魏二元帝国的笼罩下变得微不足道，亦不再成为动摇统治基础的因素。然而在皇族对自身认同感的立场上，却始终出现摇摆，这显示出北魏从本质上来讲依旧是一个偏向鲜卑化的国家。
就在北魏在胡汉之辨的身份定位中缓缓站稳脚跟之时，南方同样发生异变。东晋底层士族虽与军队接触最为密切，但始终徘徊在权力中枢之外。淝水之战后被晋室日益倚重的北府军本就是北方战乱而来的流民组成，其中更有乞活军的部分成员加入，战斗力非比寻常。此后原北府军参军刘裕率部对抗和镇压桓玄，之后主掌东晋朝政大权。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建宋，拉开了南朝的序幕。
虽然相较于北魏，存在胡汉之辨的身份归属难题，南朝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当宋、齐、梁、陈接连发生臣下篡权逼禅的事情后，南朝的法统出现了严重动摇。因为北朝在军事上逐步占据优势，南朝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就必须更加重视法统。传统的儒家虽然对南朝汉人政权的认同感超过鲜卑人所建立的北朝，但以下犯上的谋逆之举为历代南朝政权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推崇儒家反而会放大自家的正统性缺失。南朝因此陷入了政权的长期不稳定状态，皇位和朝代变更都很频繁，于是只得大力扶持佛教思想。一时间，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景。
3、西魏-北周-隋朝
淝水之战发生于前秦和东晋之间，其中晋朝北府军在士族谢家的率领之下战胜了内部利益错综复杂的前秦军队。然而此战虽然晋胜秦败，却是日渐堕落的南方士族最后的余辉，也是北方胡汉门阀破茧而生的前奏。前秦之后，北魏在苻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胡汉混元一体的统治模式，减少了内部掣肘因素，逐渐占据了南北朝对峙的主动权。然而，北魏的君主还是陷入了胡汉之辨的漩涡之中。
从原先的游牧生活入主中原之后，鲜卑人中间不可避免的有许多人进入了农耕生活。然而这些处于农耕生活状态下的鲜卑人和原先的汉人，却遭到了北魏统治阶层的过渡剥削和压迫，最终引发盖吴起义。盖吴起义虽然失败了，却使得北魏皇族内部陷入了震动，以冯太后、孝文帝为代表的一系人物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汉化改革。为了规避鲜卑军事贵族们对改革和皇权的掣肘，孝文帝将北魏都城从平城南迁至洛阳，并哄骗了一部分贵族朝臣一同南下。只是此举大破了北魏的胡汉平衡，引发了北方出身草原的六镇军人不满，最终在孝文帝改革数十年后爆发了六镇起义。在六镇起义乃至随后的反复权力拉锯中，出身于怀朔镇的高欢和出身于武川镇的宇文泰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分别扶立拓跋氏傀儡皇帝建立了东魏和西魏，后世称之为“北朝双雄”。
东魏虽在对峙初期占据绝对优势，但看到孝文帝改革带来了六镇起义的恶果之后，高欢作为汉人却极力将国家往鲜卑化的方向拉，使得东魏始终无法充分发挥出河北汉人坞堡势力巨大的人力财力。与之相反，西魏权臣宇文泰虽然废除了孝文帝要求鲜卑人改换汉姓的举措，却开始大力推行“复周礼”的方针，并因此赢得了儒家学派和汉人世家坞堡势力的大力支持，胡汉在西魏时期迅速合流。正因如此，宇文家族逼迫拓跋氏禅让之后，新建国号为“周”。所谓周礼制度，其实就是一种由贵族世家所主导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秩序。西魏时期经过连连征战之后，地广人稀，具备了此前历朝所不具备的先决条件。在均田制、府兵制等政策的保障下，这种社会秩序得以顺利建立起来。北周之后，杨坚篡权称帝，建立隋朝。作为延续自西魏体制内的人物，杨坚继承了“复周礼”所带来的政权正统性。
4、科举制，一次成功的矫正
隋唐时期，一扫魏晋时士族腐朽堕落的社会风气，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对此有过一段非常精彩表述，他说唐朝：“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时期的士族门阀，因被鲜卑等草原部族的尚武、务实精神所渲染，一扫阴霾，开疆扩土。只是士族门阀对中枢权力的掣肘依旧存在，只不过转变为了以关陇门阀为核心的士族阶层。
关陇门阀，源于宇文泰创立的八部大人制度，进而又演化为柱国大将军制度，并最终形成胡汉一体、兼具文武的关陇士族门阀集团。西魏、北周、隋、唐皇族皆出自这一政治集团。隋文帝开朝，自西晋以来重新统一天下，却虽皇后独孤伽罗忌惮万分，最终落得一个怕老婆的名声。究其缘由，主要还是独孤伽罗身后站着的豪族集团，父亲独孤信是关陇门阀顶级军事贵族、目前出身北方顶级汉人豪族清河崔氏，与独孤家族关联密切的名门望族更是难以缕清。为了摆脱关陇门阀对朝政的控制，隋文帝时期大兴科举选官制度，意图在世袭罔替和恩荫举荐之外，寻求一条寒门百姓晋升仕途之路，以摆脱皇权对士族门阀的依赖。
纵观隋唐两代，科举制度虽未能大破世家子弟在朝政中的优势，但这一制度的出现还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寒门士子谋得一跃龙门的机遇，并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千年之久的重要制度。
5、大唐天子？天可汗？李世民！
隋朝二世而亡，显示了关陇门阀在隋唐初期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为了摆脱关门门阀对皇权的掣肘，隋炀帝一方面迁都洛阳、一方面迎娶了南朝梁代皇族后裔为妻，并广交江南士人，意图制衡关陇。他延续父亲隋文帝创立的科举制度并进一步发展，同时为了防止重现孝文帝改革之后的北魏悲剧，隋炀帝三次远征高句丽，并以此为借口组建大规模皇帝直属军队和开凿大运河。有了军队就不怕关陇门阀上演六镇起义的旧事；开凿大运河可连接河北江南等地与洛阳的联系，降低关陇在全国版图中的权重。只是练兵需要钱粮、开凿运河同样如此，隋炀帝走上了秦朝过度耗费民力的老路，成了暴君，最终走向了灭亡。
唐朝并不是建立在推翻隋朝的基础上的，而是在隋末乱局之中集合关陇门阀大部分力量最终脱颖而出的胜者。隋朝的问题可以说在唐朝初期都存在，只是有一位君王将农耕-草原的二元模式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暂时掩盖了世家门阀对皇权朝政的威胁，这个人就是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吸取隋炀帝的教训重新回归到了倚重关陇门阀的政策上来了。与此同时，十分熟悉农耕和草原两种统治逻辑的唐太宗能够很好的理解中原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和草原上的英雄主义情怀。太宗皇帝曾常年和游牧军队打交道，曾在两军对垒之时，单枪匹马的冲到对方阵前，痛斥入侵的突厥颉利可汗违背盟约，可谓一身英雄气。后来唐太宗通过分化手段击溃东突厥，最终漠北各部首领于630年来到长安，请尊唐太宗为各族共同首领“天可汗”。不同于被东突厥各部尊奉给隋文帝的圣人可汗，唐太宗的“天可汗”拥有实权，唐朝可以“天可汗”之名在漠北、西域设置羁縻乃至直辖州县。
只是，唐太宗的二元帝国虽承袭自北魏，却并未制度化。再次进入大一统皇朝之后，统治阶层不可避免的再度以儒家的视角看待问题，到了唐玄宗时期已经不愿承认唐朝承袭自鲜卑北魏的事实，转而寻求从汉人建立的南朝政权中寻找继承渊源。唐玄宗认为，唐朝的法统传承于汉朝，因此剥离了草原属性的一面。
6、安史之乱和天朝余辉
从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皇权始终遭受世家门阀的掣肘。为了打击士族势力，这段时间朝廷一直在不断的提拔任用没有根基的人才。没有根基就意味着其权力必须依附于皇权，自然不会对皇权构成掣肘。到了唐玄宗时期，有两类没有政治根基之人被大肆提拔任用，他们分别是平民和胡人。
唐玄宗并不懂得草原的逻辑，亦不愿承认唐朝的草原属性，却必须依赖胡人戍守边疆。最终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在玄宗任期内，从最巅峰的时刻一下子摔了下来。安史之乱虽然并未冲垮唐朝，却导致各地藩镇割据势力崛起。原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兼并和户口隐匿现象加剧，导致兵源匮乏，府兵制难以为继。最终在唐玄宗时期为了增强军事力量，执行了募兵制。募兵制的军器衣粮由朝廷供给，增加了唐朝的军费开支和财政负担。并且专设将领统兵虽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却也使得士卒渐渐只对将帅保持忠心，逐步沦为了将领和地方大吏手中的私军。安史之乱时，天下百姓依旧心向唐朝，只是唐朝为确保拱卫中央的禁军实力，开启两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供养庞大的禁军和官僚体系，最终引得民怨四起。而作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群，宦官执掌禁军并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频频干扰晚唐政治。最终在朝纲混乱、赋税严苛的背景下，黄巢起义爆发了。
7、黄巢白马，士族的悲歌
不同于此前中原爆发的历次浩劫，黄巢起义以及其后继的朱温之流非但没有与世家大族和既有官僚机构达成合作，尽快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机制，反而大肆发起了对官僚集团和士族门阀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表述的正是黄巢军队在长安制造的混乱情形。而在随后出现的白马之祸中，朱温采纳了科举屡次不第的李振建言：“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将众多大臣杀死后投尸于河。
要知道，即便是安史之乱，粗鄙如安禄山之辈也没有做过这般行径。自中唐至晚唐以来，科举制、纸张的廉价化和普及化等均促使底层百姓和寒门能够更容易的接触到知识，士族门阀对知识的垄断遭到打破。所以到了唐末和五代时期，即便不再依靠世家子弟的扶立，各路豪强也能取得立足之地。唐末战乱延续时间极长，并后继之以五代更迭动乱，从肉体上对世家门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消灭，从精神上又取代了他们的部分社会职能，最终促使延绵七百多年的士族门阀日渐消亡。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末五代，是一段世家门阀日益兴起而后又逐渐沦落的历史。其中虽有胡汉混元一体，吸纳了草原精悍之气息，却依旧难逃历史演化的车轮。随着知识的普及、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从中原往巴蜀和江南逐步转移，一个新的篇章即将到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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