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6年，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经营，司马炎完整而和平地接受了曹魏帝国的一切，改国号为晋，是为晋武帝。公元280年灭孙吴，三分归一，成就了空前而短暂的大晋朝。其实大晋朝开局挺不错的，他有一个之前的统一王朝所不能比拟的优势——没有外患。周朝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环绕，后来的秦汉时代，匈奴为大患，三国时期曹操还主持过东击乌桓的战役。
而到了晋朝，北匈奴已经在东汉年间被汉和帝彻底击溃，远走高飞到欧洲捣乱去了，一路上摧城拔寨，导致西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这些暂且不提；南匈奴也已举族内附，被曹操分化为五部，迁移到关内居住，受汉官直辖；至于东面的少数民族，鲜卑尚未成气候，乌桓已经被灭族。因此，东到大洋，南抵两广，北至草原，西至大漠，可谓四海安靖，万国来朝。
但是，这样的繁华和安宁却很快被八王之乱和之后的五胡乱华给彻底打破了。很多人认为西晋灭亡83的主要原因是诸侯王拥兵各据一方，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巩固。于是为晋武帝惋惜，为什么不汲取汉朝初年的教训，执意要大封诸侯王呢？如果像东汉那样，诸侯王只吃吃田税不干政不领军，也许西晋就没这么短命了呢？
在魏末晋初的历史中能找到两件小事，使得我们从这繁花似锦的盛世中，能读出晋武帝封侯的无奈与初衷。
伐吴的大功臣杜预在河南一代巡查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各种堤坝和蓄水池，便大为欣赏，说我大晋人民注重水利建设，懂得节水蓄水，在蓄水放水的同时还知道利用水力，建成了大大小小的水磨，把粗粮磨成米面，大晋朝了不得啊，提前实现了初步的机械化工业革命啦！
杜预就这么乐滋滋地想着，无奈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于是就在一个小棚子里临时避雨，准备天晴了再出行。结果雨越下越大，杜预突然发现有几个小的堤坝水位已经非常高了，并且河水还在不断冲击着堤坝的边界，随时有溢出的可能。杜预开始慌了，马上派自己的亲兵组织当地人开始加固堤坝，结果加固了这个，那个又出问题，杜预和亲兵们疲于奔忙了好几天，终于防住了这一波可能的水祸。
等忙得满头大汗的杜预回过神来，才发现往往一条小河就会有好几道私修的堤坝，质量参差不齐，而这些数目繁多的私堤严重阻碍了正常的排水，所以一旦下雨就很容易出现某处决口，从而导致洪灾。于是杜预下令，只保留质量与位置俱佳的堤坝，其余的一概拆除！
正当杜预和亲兵号召老百姓动手的时候，周围却突然变戏法似的出来了一群人！其中领头的那位峨冠博带，气度雍然，对杜预彬彬有礼，自称是先帝司马昭亲信贾华的亲戚，是当年邓艾邓将军带领他们建的这个水坝……
杜预一看硬茬惹不起，就准备去拆另外一家，结果又一批人出现了，也对杜预深深施礼，表示自己是闻喜裴家的分支，堤坝乃当年夏侯惇将军亲自一筐一筐背土建出来的……
无奈何，杜预只好返回朝廷，决定上呈条陈，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晋武帝，希望晋武帝出面下诏，解决河南的水患。
魏国不用钱很久了，所以延续到晋朝市面上依然是谷帛。当时因为魏国实行全民屯田政策，所以粮食还是很多的，但是织布的技术进步很有限，所以谷贱帛贵。于是晋武帝琢磨着搞一件善政，就是建立谷帛常平仓，用仓库储藏的丝帛来换一些谷子，作为军资。我们
我国古代常平仓制度对美国的影响 介绍过，常平仓的功能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常平仓一直都是有争议的，以前的理由都是怕小吏上下其手、强买强卖扰民等具体执行方面的问题，但是无论东西汉，皇帝如果真想贯彻下去总是能够贯彻下去的。这一次，朝廷上依然有反对的声音，理由竟然是——不可以贵易贱！
难道逢高抛出、逢低吸纳也有错？晋武帝司马炎也纳闷，于是颁布诏书继续推行常平仓制度，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朝廷上上下下和各地的郡守，都不约而同地忘记了这回事，常平仓的事情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其实上面两件事都反映了晋朝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士族力量过于庞大，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变弱，被动分权了。因为士族看顾自己一家一户的利益远远大于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各种不合理的堤坝便出现了，这些堤坝对自家有好处，可以借用水力磨面，但是对整体民众却造成了坏的影响。所以把，就像常平仓那么好的制度，因为当中的士族阻扰了，造成了皇帝的意志无法贯穿到底层的群中，这也从侧面说明其实晋朝的皇权是很弱的。
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y），是公共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决策者造成的影响，一部分被外界所承受，从而导致均衡状态下决策者做出偏离社会最优的决定。
从原理上讲，修建水坝需要成本，对于修建者来说，本身有一个正的纯利润（水力磨米面省下来的人力物力），所以他才会有动力去修建这个水坝。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考虑到排洪的影响，修建这个水坝的社会成本会变得很大，所以从一开始就压根不会去修它。
而现在的情况是，社会成本已经发生了，由大家共同承受痛苦，但是修建水坝本身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一家独享。
外部性本身并非无药可治，比如可以用科斯的方法界定好产权。具体到我们的例子里，可以赋予附近的农民不让豪强修建水坝的权力，那么豪强就需要用钱一一买通所有人才能开始修建，而每个农民会预估一下一旦发生水灾后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和概率，算出期望损失，豪强则至少要能弥补这个期望损失，该农民才会同意让自己修建水坝。这样豪强一核算，买通所有人的代价加上修建水坝的成本就入不敷出了，于是修建计划就此搁置。
或者还可以用庇古的方法，由政府来收税，根据水坝造成的社会成本对水坝加收牌照税，然后豪强们一核算，发现修建水坝不再划算也不会再修建了。
第一种方法，要求政府做一个产权的担保者，保护周围的农民拥有拒绝修建水坝的权利；第二种方法要求政府能够通过法令诏书，对堤坝进行征税。
但可悲的是，曹魏政府一直都没有做，司马懿和司马昭父子也都没有做，他们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常平仓的例子里，因为此项政策触碰了商贾大户乃至朝廷官员的利益，因此即使皇帝发话，最后也不了了之。事实上，魏晋的中央政府，其实是一个比东汉政权更弱势的政府，各地的地方豪强和士家大族把持了地方事务，并且与中央朝廷的官员同气连枝，盘根错节，已经不是一个皇帝能够扭转的了。
也正是因为曹魏帝国的教训，晋武帝司马炎才改弦更张，模仿周汉的制度实封诸侯王，把司马氏的亲戚们都分封到大国去做王，掌握一国的军政大权，期望以此来对抗士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势力。
因此从事前来看，司马炎大封诸侯确实事出有因，并不能说他当时是错的。在司马炎看来，诸侯王们成为晋朝中央朝廷的屏障，牢牢地维护朝廷的权威，从而对抗强大的士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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