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一个依靠于皇权而存在的群体，一个作为皇室家奴而存在的群体。却在历史上掀起了不少腥风血雨，被称之为宦官乱政，其中尤其以汉、唐和明朝为甚。这种现象是由于封建君主集权下的政治需求所引起的。作为外族统治汉天下的清朝，在中国封建王朝体系中存续了268 年，在国家体制方面也是延续明朝的体制，同时不断强化君主集权，但是与明朝相反，在清朝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宦官乱政的局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原因？
在清朝统治阶级中曾流传着“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的说法。虽然明朝对宦官的人数 和权限有诸多限制，但皇帝的日常事务十分繁重，朱元璋皇帝当久了对身边太监的依赖也逐渐增大，成祖时众多太监与其站在一边，使得宦官地位大幅度上升，人数也不断增加。加之丞相制的废除使得皇帝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处理国家事务，只得将部分权力委托给身边的亲信太监去行使，这就演变为后来的司礼监朱批权。
明朝中后期开始对宦官极度放纵，宦官便通过朱批权随意改动皇帝旨意，控制朝政。据记载: 刘瑾做秉笔太监时，居然经常把奏折拿回家，找几个狐朋狗党一起商量后再批答由于宦官往往代表皇帝行使诏令，也就抬高了宦官在朝廷的地位，这就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鉴于明朝覆亡的教训，清朝在制度上就对宦官采取打压态势。
1、严格控制宦官的数量
我国历代的宦官人数以明朝为最，据说有十万之众。而清朝在建国之初就改革了明朝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将崇祯末年的九万多太监减少到九千人。顺治时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三千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在人数上对宦官的极大削减实质上对宦官队伍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此后，即使宦官想有所图谋，也因受制于自身力量的弱小而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是如履薄冰，谨慎行事。
2、对宦官实施严格管理
清朝统治者在前期对宦官的存在充满着极大的反感，但是，从割据辽东到君临天下的变化，使得清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面临着一系列十分尖锐的矛盾。为了夺取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权，清初统治者一方面采取了残酷镇压的高压手段，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吸取明朝的统治经验，树立清政权自身的封建正统形象。此种需要，无疑为宦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但是，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给予宦官的地位都相当低下，杜绝了其乱政的可能。
清朝在统治之初也收留了明朝灭亡后流散在外的大量宦官。但在当时，虽然清朝统治者允许宦官以皇家和满清贵族奴才的身份存在，但对宦官的管理极其严格。内务府下设管理太监的机构“敬事房”。在官职设定上，以督领侍为首，下属还有诸如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太监的取分。通过这样的层层细分，层层管制，使得对宦官的统治非常严密。
清顺治十年六月，在大太监吴良辅的蛊惑下开始设置取代内务府的管理宦官的机构，裁明朝“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但十三衙门也仅仅存在了两年的时间，在顺治十八年( 1661 年) 被裁撤。顺治帝的继任者康熙于同年二月谕旨宣布:“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
康熙帝废除十三衙门后复设内务府，仍由与皇族关系密切的包衣组织所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首先，内务府系由朝廷流官所控制，从而可以避免宫禁事务长期固定地被宦官独断把持。其次，在内务府所总管的宫廷事务中，许多杂役仍由包衣承担，这样也就制约了宦官势力的发展，防止了宦官人数的过度增加。
同时，内务府的总管没有定员，但一般都是由满清亲贵担任，而宦官就是由内务府管理的，这就拔高了满清亲贵在皇室事务中的地位，压低了宦官的地位，也阻碍了宦官乱政的渠道。清朝将皇家事务与宦官用内务府这一中间机构分割开来，对宦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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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处罚
清朝宦官的地位极低，太监因错受罚的事情也是家常便饭。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以往历朝的宫廷事务主要由宦官担任，清代内务府则由皇帝奴仆组成，使宦官不但品级降低、权力削弱、数量减少，且处于内务府严格管辖之下，无法专权干政。康熙朝废十三衙门，重置内务府，设立专门管理太监的敬事房，同时规定了有关宦官选用、职衔、品级、员数、赏罚等相关制度。
清朝皇帝对太监的处罚力度也非常的严苛。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同时，清朝还有一项让所有太监有极大震慑力的成例就是“内监有言事者斩”，这个铁律是悬在每个太监头上的利剑，谁都不敢轻易触及。康熙帝裁撤十三衙门时，对蛊惑顺治帝设立十三衙门的吴良辅等人的种种恶行大加制裁。以“变易祖宗制度”之罪处吴良辅死刑。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期间也是颁布许多诫斥宦官的训令，特别是对宦官具体事务的管束达到了琐细的地步。
不仅如此，雍正帝对宦官家属也加强了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也对宦官加强限制，尤其是对宦官干政处罚尤为严厉。“弘历即位之初，迅即颁布严旨，切禁宦官在宫内传言政事。
经过康雍乾三朝对宦官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后继之君都不敢轻易违背祖制，从而形成了具有清朝特色的宦官管理制度。这样，即便清末也曾出现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这样的宠宦，但也只是充当着统治者的传话筒，根本触及不到真正的权力核心。清末，只有后宫插手政务掌控国家大权，宦官无从染指。
中国封建君主集权是建立在官僚体制之上的，庞大的封建官僚体系也需要皇帝乾纲独断，这样，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处于皇帝身边的宦官往往就成了皇帝所依赖的对象，从而为宦官插手国家事务、掌控朝政提供了机会。
从秦始皇开始，历朝历代的皇帝总要试图直接统领官僚体系，操控一切。皇帝猜忌和不信任自己的官僚团体，认为他们是外人，不可信任。但却认为宦官是自己身边人，情感上更为倾向，再加上宦官出身低下且无后代，因此皇帝希望使用自己更为信任的宦官团体来取代原本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而清朝之时，皇帝的所依赖的政治对象发生来改变，不再是宦官群体，而是秘书团体。
清朝作为外族成为汉天下的统治者，特殊的民族情结让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依赖上更加倾向于满清皇族，而对宦官和汉族官僚有所防备。满清入关之前，中央的决策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由满族实行的八旗制度决定的，但由于努尔哈赤卓绝的才能使得整个决策体制都是围绕他一个人在运转。入关之后，清朝实行满汉双轨统治体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所坚持的民主决策形式不再适应中央集权的现实。
军机处
于是，清初不断集权，从皇太极时设置秘书班底内三院开始，到入关后设置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失去了其决策功能，直至乾隆年间这种制度正式结束其政治使命。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康熙帝时设置了南书房。南书房原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后逐渐成为皇帝喜欢的秘书处，而秘书的组成是陪皇帝读书的文学之士，他们大多是翰林院的翰林，平时在陪皇帝说经讲史、谈诗论赋的同时，在政务的处理方面，也为皇帝提供咨询。
与内阁大臣比起来，这些位卑年轻的文人士大夫更能得到皇帝的喜欢。因此，康熙中期以后清朝的决策中心就转移到南书房了，内阁逐渐成为虚设的机构，内阁大学士也成为重臣的荣誉头衔而无任何实际权力。雍正时为了适应西北用兵的需要，又成立了军机处，军机处的性质和明朝时的内阁相似，但是要比南书房正式。军机大臣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发问的时候，提供咨询。
因为军机大臣到皇帝处商议国事，太监无权进行旁听，并且军机处所处皇城内城的隐秘处，戒备森严，常人不得靠近，更何况太监。军机处的设立将皇帝固定依赖的政治秘书制度化，军机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成为直接参与皇帝中枢决策的固定群体，这就将宦官与皇帝决策、朝政隔离开，杜绝了宦官干预朝政的可能。
清朝皇帝一般喜欢乾纲独断，军机处虽成为专职负责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处，但不能真正影响到皇帝的决策，仅仅是皇帝的传话筒，按照皇帝的旨意来办事，但是它保证了皇帝权力的权威性，提高了行政效率，成为清王朝的一种定制一直延存下来。
“清朝皇帝对朝政的掌控达到了极致，国家决策大权决不允许其他人员插手，更遑论一向就被清朝统治者加以防范的宦官群体。加之，清朝时的太监大多是汉族，而汉族地位又低于满、蒙、藏族，从这一点上也能管窥宦官不能走到清王朝政治前台的原因了。
明朝出现宦官乱政的局面是皇帝自己打破了原先有效的制约机制，宦官成了明朝皇帝监视官员和掌控朝政的亲密政治助手，国家大权渐渐被宦官垄断，成为宦官乱政的重要途径。清朝皇帝在整个朝代延续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就皇帝个人素质而言，清朝的皇帝在治国理政方面也要高于明朝皇帝。
明清皇帝制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皇帝自己个人素质上。明代出现过不少皇帝政务荒怠，例如嘉靖皇帝30年不上朝，明神宗20年不上朝。但清代皇帝多数较为勤政，除了晚清没有当过家的同治皇帝有些荒嬉之外，其他皇帝，都对政务比较上心，知道祖宗基业的重要性。
比如顺治初年，受制于摄政王专制，顺治帝的帝位形同虚设，为了扭转这种王权高于皇权的局面，顺治帝夜以继日“发奋读书”，曾经因之“呕血”。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后接连除鳌拜、平三藩，都以一种超乎常人的魄力将国家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同时打破了地方割据威胁中央的局面。雍正皇帝更是对朝政的掌控达到了极致。雍正的勤政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雍正“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天下政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长期的劳累、压力，吞噬着雍正的健康，甚至雍正就是因为过度劳累而早逝。乾隆是继康熙之后又一个明君，乾隆统治时期国力达到鼎盛，晚年乾隆也自称“千古第一完人”。
顺治帝剧照
清朝皇帝驾驭群臣和治理国家的能力，造就了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清朝后继之君更是坚守根深蒂固的守业思想，恪守古训，不敢懈怠，这在封建帝王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清朝自康熙恢复内务府之后，即奠定了清代宫禁事务管理机构的基本模式，直至清末始终未有大的更动。
但是，作为皇帝身边的近侍，宦官自然比其他朝臣获得最高决策的机会多得多，也最有可能影响皇帝的决定。虽然地位较低，但仍是“皇帝的人”，特别是那些与皇帝走得很近的、深得皇帝欢心的太监，这种关系就决定了宦官的处罚直接取决于皇帝，这一点清朝的皇帝做得倒是十分的合格。
顺治帝临终时的“罪己诏”中就表达了对设立十三衙门的悔意，“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十三衙门，委以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从中可以看出清初统治者对于祖训的敬畏和对宦官的极大忌讳。
清朝宦官受制于皇帝集权和制度的制约，特别是清朝的皇帝个人素质较高，使得宦官不敢觊觎朝政。因此，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清朝，皇帝个人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官僚体系的稳定和皇权的权威，也是清朝宦官无法乱政的直接原因。
宦官由皇帝身边不起眼的奴才，转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弄权者，直接影响帝王的废立和王朝的兴衰。可以说皇帝的昏庸无能是宦官专权乱政的直接原因。皇帝昏庸不作为就会任由宦官胡作非为、荼毒百姓，甚至总揽朝政。
清朝作为一个外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在君主的制度性建设上基本延续着前朝的制度，并无太多创新，但在防止宦官乱政方面做得比较好，打破了历朝历代频繁发生的宦官乱政怪象。与其说清朝确立了较为有效的制约机制，不如说他们在对本朝制度僵硬地坚守和遵循着，这种对制度的古板恪守也是清朝对人数少于汉族、落后于汉族文化这一现实情况的忧患意识使然。宦官干政是封建专政制度的必然产物，某些王朝未出现宦官专权与严厉的宦官管理制度及皇帝自身素质有关。
参考文献
《清史稿》
《东华录》
《中国宦官制度史》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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