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禅让制我们的脑海里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尧舜禹的传说。他们是中国最早实行推位让贤禅让制的始祖，也是中国3000多年以来所有统治者明面上的道德标杆，是有道明君的典范。禅让制在世袭制终生制的家天下封建专制王朝中居然能被各个君王拿出来自比；而且每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他下面都会有一堆的人拍他马屁说他是和尧舜禹汤一样的圣人君王，他们也都一一笑纳。这个场景多多少少会有点尴尬，要知道禅让制的对立面一直是家天下。大禹的儿子夏启就是因为他打破了禅让制的传统而在历史上一直被诟病。
而能把这个看似矛盾的组合捏合在一起，而且看起来毫无芥蒂的就是儒家思想，这个统治了中国将近2000年的思想体系。它就像一团粘性超强的浆糊将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方方面面都裹得密不通风看不出破绽。
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最确凿的记录最早应该是出自《尚书》《论语》，很多文章典籍也对这段历史有过论述，但是很多被证明是在孔子之后时代，由儒家弟子通过托古写成的，所以都可以算是受孔子的影响之下。
司马迁是儒家的信奉者，他在《史记》里特意为尧舜禹作传，讲这个过程讲得言之凿凿，算是把这件事给定案了。
《韩非子·说疑》也曾引述其论敌之语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而弑其君者也。”另外《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母相见。”
这两种说法就完全和儒家相反了。这当然是因为法家在春秋战国期间一直都不余遗力的打压儒家，所以碰到儒家推崇的圣王尧舜禹，那肯定得拼命的贬低。再说禅让制这种形式和法家的精神也不相符。所以韩非子的说法应该要打一个折扣，可以看做打击儒家所采用的手段。但是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证明，儒家也确实粉饰了这段历史。
远古时期存在很多实力相近的部落，没有一个部落有实力吞并其他的部落，各个部落之间实力相近互相制约，整个国家其实是一个部落联盟的组织。部落联盟的首领产生的机制有可能是通过轮流制，或者根据对部落联盟做出的贡献来定，比如立下重大战功，或者发明了新的技术，比如大禹治水；要么就是因为此人品行高尚，言行举止堪称楷模，在人民中名气大，大家都服他，所以就推举他做首领。
根据史记里的记载，舜帝受尽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兄弟的欺负，几次差点被搞死掉，但是仍然包容他们。他的这些事迹被流传开来，赢得了尧的赏识，最终把首领的位置让给他。这个故事看起来和后世汉朝的举孝廉很有渊源。
而部落联盟首领选出来之后，他只是这个松散部落联盟的首领，其他的部落首领仍然保留对自己部落的控制权。只是在要出征，或者重大祭祀活动时，要出钱出力支持总舵主。
《五帝本纪》：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后来夏启能建立家天下，应该是由于大禹治水之后，他的部落实力大涨，对其他的部落有压倒性优势有关，这也可以从他因为防风氏迟到就把他们首领给杀了，就可以看出实力的悬殊。
在孔子时代，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王侯将相，为了争取更多的土地和权利，不顾廉耻，没有下限，弑君篡国的事情时有发生。
那么在这个天下无道的乱世里，谁才有资格成为这天下的共主，谁能在这个乱世能给老百姓一条活路？是那些为了权力不顾人伦的，犯上作乱的霸王吗？
那当然不是，天下应该是有德者居之。只有有德行的君子才有接受天命的资格，才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首领，这也就是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我们经常说以德服人，德政，那到底什么是德呢？德就像一个大筐，只要是代表好的品质都能装进去，但要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好像又不容易。德通常是跟道连在一起用，道是根本，德是道的表现形式，符合道的行为方式，才能称得上是德。百度里对这个字的解释是：
德，汉字。本意是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星）的运行。后来引申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不违背自然规律发展去发展社会，提升自己。德即是对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践行、革命，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播。
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
儒家的大道就是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的大同社会。在这个大同社会里，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所以必须选择贤与能的圣人来治理天下。只有施行德政，天下才能归一，达到大同的治世。为此孔子也说：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而到了孟子这里，这种民本思想就更近一步了：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没有民众的支持，君王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如果民心向背，那些王侯将相凭什么成就功业？再说如果这些功业不是为了利天下，而只是为了一己或一家之私，那么这样的政权也注定是不长久的。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而如果君主无道，就像桀纣这样的暴君，由于他们的暴政，就会失去民心，然后众人就会起来推翻他，转而支持商汤和周武王这样众望所归的有道明君，吊民伐罪，取代他们成为顺应天命的天子。
牧野之战
儒家这样的理想主义德政和让贤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时代肯定时吃不开的，所以一直被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忽视，也被同行取笑迂腐。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下面的人都歌颂这不世之功，偏偏儒生淳于越不识相，在大家都一片欢腾的场合，公然提出异议，劝秦始皇以德治国，恢复到三皇五帝时期的统治方式。他的这种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直接惹怒法家的李斯，也惹恼了靠法家夺取天下的秦始皇，所以就有了“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字狱出现。
从“焚书坑儒”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德政，天下以有德者居之，在乱世是没有办法实行的，因为乱世凭的是拳头，是硬实力，只有大一统的王朝，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政权生存问题后，才有可能用得上。但是别人冒着灭族的风险，流血流汗凭拳头打下来的江山，不留给子孙，凭什么让给别人啊？
等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国家统一的局面已经彻底稳定，经济也恢复起来了；秦朝因暴政二世而亡的教训，使西汉的统治者也比较排斥法家；而西汉初期实行的黄老治国的弊端在那个时候也慢慢暴露出来了。为了维护这个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汉武帝也迫切需要既能强化皇权，有能维护大一统的思想。
儒家经过这么多挫折，也学得圆滑了很多，再加上吸收了不少其他诸子的思想，比如道家和法家和阴阳五行学说，使儒家更接地气，也有了可操作性； 其中集大成者就是董仲舒，他在《天人三策》中，首先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大一统”学说，这些都基本上很对汉武帝的胃口。但是在最后，他还是留了一个小尾巴那就是“更化”。制度腐朽了应该要更化，那如果君主腐朽，无德，也应该进行更化，重新配上具备仁义礼智信五常美德之主，这其实也就暗合了禅让制的精神。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董仲舒想通过用神化天、道，这个概念，给君主得位加上一层天命的色彩，希望这样能让统治者能够敬天畏民，有所忌惮，有所收敛，同时也暗含了天命的标准和淘汰机制。而汉武帝看中的是新儒家给他的统治赋予的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合法性，这样他就可以不需要一直保持高强度的武力来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毕竟书生比掌握军队的武夫好对付许多。
当这两个人碰到一起时，双方一拍即合，从此开启了儒家统治中国2000年的序幕。同时也算是心照不宣：儒家需要汉武帝这样的强力君主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高儒家学说的地位，使得仁政思想能发扬光大，不然像秦朝一样被打压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以前那个理想主义热血青年的儒家经历过焚书坑儒 之后，终于明白：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总会有机会的。
史书上的王莽被贬低的很惨。但是问题在于：王莽当上皇帝，当时可是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的，当时让他当皇帝的呼声很高。虽然可以说因为他是权臣，所以能够镇压那些反对的声音。但是霍光也是权臣，当时的权利比王莽还重，但是朝野都没有让他当皇帝的呼声出现。他们的区别在于：
霍光掌权主要是因为外戚和武将背景，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得宠上位的，所以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儒生眼中，还是不具备替代皇帝的标准。
王莽发迹当然是因为外戚，但是主要还是他的儒家身份。这从他当上皇帝以后的所有新政举措，如恢复王田，分封制，基本都是照搬儒家的那套理想主义治国理念也可以证明他的儒学背景。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所有儒生将尧舜禹时代的政治传统应用到汉朝的愿望。
他早期在他姑母太后王政君的子侄辈中并不突出，后来进入太后的视线也是因为他孝廉恭谨的儒家做派和好名声。
所以正是由于他的言行完全符合当时儒家对于内圣外王的标准，所以使他一路扶摇直上，在官场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一致的认可。加上当时的皇帝年幼，也基本没有能力来行使管理一个庞大帝国的能力，与其让一个小孩子尸位素餐，还不如选一个圣贤的人把他替换掉，这样也印合了尧舜禹这样的儒家大治时代的禅让的宗旨。
同时西汉自从汉武帝和董仲舒各取所需的联手之后，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德政思想的内核也一直如地底的火山一样，偶尔也会冒出来。 董仲舒留下的更化的小尾巴，也不时的探出头：
朝廷上的大臣与学者，论灾异与禅让的风气颇盛行。时人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君失德的谴责。有在昭帝之时晆弘以及宣帝之时盖宽饶上奏禅位，更有哀帝之时听从方士儒生之言进行改元，但改元之后，西汉的衰运仍然没变。在这些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也为王莽进行代汉提供了条件。
王莽的禅让制成功了，但是他的新政失败了。他应该算是在尧舜禹之后，唯一一个通过儒家学说外王内圣的标准，通过禅让制取得统治权的个人。从此以后，通过武力获取天下的统治阶级都或多或少的会想办法限制儒生的这种思想，想办法尽量让儒生只是参与国家的管理，而止步于国家所有权的君权的安全距离之外。像王莽这种儒家出身的士人通过自身的道德号召力取得皇位的可能性已经被堵死了。
后世的禅让大多数靠的是武力的绝对优势，血缘关系，或者是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对外都会采取儒家说辞：先前的皇帝失德，德不配位，所以天降灾异，拖累百姓受苦，为了解救万民，奉天承运，我将取而代之。虽然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为了万民福祉，江山社稷着想，我就勉为其难，当了这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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