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花折扇
提到古代街市时，大家脑海中自然会想到这样的影视剧画面：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有很多商铺，很多百姓在卖力吆喝。这一幕看似很正常，但其实这样的场景在唐代以前可不常见，至于为何？那就要提到在中国延续了上百年的坊市制度了。
商品经济的本质说到底其实也就是等价交换而已。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原始货币的出现，而且出现在专职于商品经济贸易的职业——商人。并且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广，种类也越来越繁多。
图丨先秦时期的各种货币
可那时候的市场监督制度可不像现在一般，体系还很不完备。所以当时为了方便管理商品贸易，便提出了坊市制度。坊——即百姓居住之地；市——即商品交易之地。无论是买还是卖都必须在特定的场所进行，否则就是犯罪。这一制度的出现，大大的方便了政府加强对于商品贸易的管理，也降低了因商品贸易而产生的经济纠纷。《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除了商品贸易方便管理的需要，在自秦以来确立的重农抑商的国策，更是加大了对于坊市制度的需要。因为这样可以限制商品贸易的交流，让商人无法随时随地的进行贸易。除此之外，进入市去卖商品的审查也相当严格，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弃农从商，从而稳固了古代小农经济的根基。并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执行。
图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按道理来说，这个制度应该会受到历代统治者的严格执行，但是大概自唐初以来，受到严格管控的坊市制度便一点一点地松动，直至宋代，坊市制度便直接消亡了。
那这中间经历了什么，让坊市制度走向瓦解呢？
自秦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后世都贯彻得非常好，直至唐代，商人的地位都相当卑微，不得入仕，高额税收等，都是打压商人的手段。但是自五代十国以来，国家动乱，政策便开始出现了松动。农民被压榨得很苦，但是商人却开始逆袭。
当时坊市制度正在一点一点瓦解之中，也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商人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可经济地位的提高商人并不满足，开始寻求政治地位。
由于国家动乱，政策松动。并且大兴科举，不少商人子弟都进入仕途。但并不只是如此，当时甚至有出钱买官职的现象。《资治通鉴·后晋纪·后晋纪四》记载道：
“又听人入财拜官，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贾，布在列位。”
可见，商人不仅仅在经济上地位高，在政治上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地位开始提高。而地位的提高自然也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瓦解坊市制度。
图丨商人地位逐渐提高
不仅仅只是商人地位提高，甚至于国策都开始向经济方面倾斜。在宋代，虽国力不如唐如此强盛，但是经济却又上了一个高峰。在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下，经济政策的松动便是个必然的结果。而其中，坊市制度的瓦解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宋朝的都城在汴京，没有原先街道的隔离。并且政策向商品经济方向发展，市民阶层也在进一步扩大，由此，宋朝的商品经济贸易十分兴盛，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再出现繁杂的坊市制度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于是，在宋代便可以看到这些情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市中心还是非市中心，街铺临街而设，人们熙熙攘攘进行贸易。正是由于商人地位的提高带动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又会带动商人地位的提高，形成一个循环，使得坊市制度在宋代已经名存实亡了。
以唐朝最大的都城长安为例，当时居住的人口多达百万，坊（居住区）数多达108户。有此巨大的体量，其商品贸易需求旺盛自然也不奇怪了。但是当时仅仅只有东西两市。据史料记载，当时市的面积仅占全城10%的面积。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坊，却只有两个市，必定造成诸多不便。
除此之外，城市的规划也让坊市制度的局限性被放大。众所周知，古代建筑不是高楼，而是一个个平房，自然也就使得长安的住户像是“摊大饼”一样的散开。而东西两市又都在城北的皇城两侧，当时大部分居民都居住在位于城南的一大片地区，自然更加加剧了贸易的困难程度。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在《登观音台望城》中感慨道：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除了空间之外，时间的限制也使得民众贸易不便。偌大的长安，却只有日中开市，人们购买物质资料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并且还必须步行，十分不便。
图丨东西市在长安城中的位置
还有严格的宵禁制度也让民众苦不堪言。偌大的长安城的夜晚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没有一点光亮。虽然对于治安状况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对于民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却更加单调，缺少生活气息。
船有了漏洞便会进水，制度有了缺陷就会有人进来钻空子。无论贸易状况的大小与否，都必须要市里进行。人们贸易如此不便的情况下，自然就会有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在其他地方进行贸易。
从天宝年间开始，各个坊之间出现了很多商业网点，出售食物，衣物等，以满足市民简单的日常生活需要，当时有些坊出现了“假赁方相送丧之具”之类的情形。
并且到了唐代中期，贸易进一步发展，只有正午才进行贸易显然不能满足其需要，于是便出现了“夜市”。顾名思义，就是在夜晚进行贸易的市。至此，坊市制度在其后期，时间上的限制一点一点被消除。
随着唐朝中期坊市制度时间和空间上限制的消除，坊市制度也开始了它的瓦解之路。
经历了隋朝末年的大动乱后，中国人口锐减。当时全社会的户数不超过两百万。因此，当初长安城设计时便没有考虑这么多。初唐时期，长安城住户比较稀松。但是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到了盛唐时期，全社会的户数剧增到了九百万户。长安都城规模扩大，原来方方正正的坊的设计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推动了坊市制度的瓦解。
而宋朝更是如此，汴京的规模虽然比长安小，但是人口却比长安的还多。因此，在用以往的方法将住户与市相隔离开来，除了让市民生活不便，便没有了其他作用。
图丨宋朝汴京的繁华景象
除了人口规模的剧增，流动人口的增强也是导致坊市制度瓦解的一大诱因。唐朝作为当时全世界最为强盛的国家，其都城长安自然也是受到了全世界民众的向往。无论是僧侣、使者、学生还是商人；无论是中亚、日本、朝鲜还是中东，各式各样的流动人口都聚集在长安，更别提国内的一大批长途商贩了。
当时长安城内还专门修建了专门给流动人口居住的“客户坊”。这些人的到来，给长安城注入了新鲜的气息。不仅仅促进了唐朝经济的繁荣，更是让“坊”的意义不在更加鲜明。从而导致“市”的局限进一步扩大，从而推动了坊市制度的进一步瓦解。关于唐代“客户坊”，《唐摭言》卷七《升沈后进》曾记载道：
“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公因谋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
而宋朝更是的人口规模更加巨大，达到了一亿两千万，比唐朝的八千多万还多的多。但是国土面积却不如唐朝那般巨大，但这也方便了国内的经济贸易。并且当时的汴京也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来自大理，西夏，辽等国的不同人群都居住在这。由此，坊市制度直至宋朝完全瓦解。
图丨没有坊市限制的自由交易
坊市制度在秦汉时期是具有积极性的，但自唐之后，局限性明显要大于其积极性。坊市制度的瓦解，是历史的必然。具有进步意义。
在秦汉时期，人口规模尚且不大，用“坊”来规定居住区比较合理，并且也方便于管理。对“市”的严格看官，对于商品经济尚不成熟的秦汉来说也方便了管理。
且刚从诸侯争霸时期过度来，政权还不稳固。其坊市制度是重农抑商的一种体现。从而稳定了社会局面，促进了农业发展，也有利于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但是到了唐朝，经济高度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再继续采用坊市制度便显得不合时宜。在人口的压力之下，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之下，坊市制度的严格控制显然不利于其发展。由后来宋元明清的经济进一步繁荣来看，坊市制度的瓦解无疑推动了后世的经济繁荣，因此，坊市制度的瓦解具有进步意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由于其根源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坊市制度的瓦解。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旧唐书》
《通典》
《太平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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