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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族篡权事件,探讨门阀政治和东晋的兴衰存亡

东晋是以士族门阀政治为最显著特征的王朝,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士族和皇权共天下的门阀格局,让门阀走上了时代巅峰。然而也有一些士族,觊觎神器,企图取代皇权。在东晋历史上,士族篡权谋逆的事件,一共发生过三次。

这三次士族篡权事件,和门阀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三次篡权,分别发生在东晋的前期、中期和末期,也基本对应着门阀政治的形成、巩固和衰微。可以看出,士族篡权事件和门阀政治的发展,甚至东晋王朝的兴亡都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

门阀政治形成期的王敦篡权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不少北方王公贵族渡江到江东,这其中就有和西晋皇室血缘关系非常远的琅琊王司马睿,以及北方大族琅琊王氏。

司马睿初到江东时,因为名望太浅,江东士族并不把他当回事。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认为要想在江东站稳脚跟,就必须取得江东士族的合作。于是王导极力拉拢顾氏、陆氏、贺氏等江东士族,共同拥护司马睿。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导的努力下,江东士族都表态拥护司马睿,并视司马睿为正统。如此一来,司马睿有了称帝的基础和民意。

西晋正式灭亡后,在南北方士族共同的拥戴下,司马睿登基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可以发现,东晋的建立和士族门阀密不可分,没有士族门阀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东晋王朝。士族和司马睿的结合,这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源头。

东晋建立后,琅琊王氏显赫一时,民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琅琊王氏的兴盛,也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正式形成和确立。琅琊王氏子弟占据着朝廷的显要官职,如王导在中枢执政,王敦在方镇手握重兵。

司马睿对琅琊王氏把持朝政的现象非常不满,有意重振皇权,把东晋恢复成为皇权政治。于是司马睿启用刘傀、刁协等庶族出身的人,以抵制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司马睿对内疏远王导,对外算计王敦。企图把军政大权从琅琊王氏手里夺回来。

司马睿打压士族,重振皇权的举动,引起了士族门阀的不安和不满,特别是首当其冲的琅琊王氏更是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时任荆州刺史的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直逼都城建康。

王敦起兵造反后,北方士族态度暧昧,而江东士族则保持观望。也就是说南北方士族都没有支持司马睿,甚至连谴责王敦的声音都没有。这对王敦而言,无疑是纵容和默许。特别是王敦攻打建康时,出身江东士族-义兴周氏的周札,打破了江东士族观望中立的默契,打开城门,放王敦进城,用实际行动支持王敦。虽然周札投靠王敦,主要是迫于形势,但这当中,当然是有不满司马睿的成份。

这也意味着,士族门阀坚定维护门阀政治,绝不愿意看到门阀政治受到挑战和破坏。在缺乏士族支持的情况下,司马睿一败涂地,被迫向王敦求和,最终忧愤而死。司马睿死后,他儿子司马绍即位,就是晋明帝。晋明帝即位没多久,王敦卷土重来,再次起兵造反。这次造反,王敦剑指皇权,急欲取而代之。

王敦第二次造反时,形势和第一次明显不同,如果说第一次是压制皇权的反抗,那么第二次就是明目张胆的篡逆。这一次南北方士族旗帜鲜明地支持晋明帝和朝廷,他们联合各方势力,共同抗击王敦,王敦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一败涂地,最终身败名裂。

王敦之乱被平息后,琅琊王氏的实力受到较大的损伤,但门阀政治并没有完结,而是仍然在延续,只是执掌东晋的士族门阀,从琅琊王氏过渡到颍川庾氏。

王敦之乱发生在门阀政治的形成和确立期,可以视为门阀政治的一场遭遇战。面对司马睿破企图重振皇权、坏门阀政治之举,士族门阀借王敦之手,压制了皇权的反抗,维护了门阀政治。而当王敦试图谋朝篡位、破坏门阀政治时,士族门阀又聚拢在皇权周围,反制王敦,平定了王敦之乱,再次维护了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确立后,不管是皇权试图重振,还是士族试图篡权,都是对门阀政治的破坏,都面临士族门阀强势阻击。在王敦之乱中,士族门阀的表现就可见一斑。

门阀政治巩固期的桓温篡权

经过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两代士族的苦心经营,门阀政治从确立走向了巩固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士族门阀都参与门阀政治的运转,同时士族也是门阀政治的领导者,由此并形成了较长时间政局稳定的局面。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门阀政治稳定的局面下,江东士族逐渐掉队并被边缘化,北方士族逐渐掌握了门阀政治的领导权,而江东士族则沦为门阀政治的陪衬。在以北方士族为主导的门阀政治下,北方士族的发展明显优于江东士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桓温的崛起。桓温出身北方士族-龙亢桓氏,桓温以普通地方官吏-琅琊内史的身份,踏入仕途,并逐渐成为东晋最有权势的人。桓温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大力经营荆州,并把荆州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桓温以荆州为基础,把自己的势力慢慢从方镇扩展到中枢。及至桓温入主中枢后,他几乎掌控了中枢和所有方镇,成为当时东晋最具实力的门阀。桓温控制东晋政权以后,有意取代皇权。相较于王敦直接武力夺权,桓温的方式则相对温和一些,也更加迂回一些。

桓温行废立之事,废掉了海西公,立了一个傀儡皇帝-晋简文帝。桓温有意让简文帝禅位于自己,虽然简文帝弱势,但并完全就范。简文帝临终前留下遗诏,意欲让桓温摄政。出身太原王氏的王坦之极力阻止,最终改由桓温辅政;后来桓温带兵进入建康,试图放手一搏时,又被出身陈郡谢氏的谢安劝退。

桓温当时内执中枢、外控方镇,是东晋实力最强劲的门阀,然而他试图篡权时,也仍然逃不过失败的命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中枢里并未被桓温完全掌控的几家士族,联合起来反制他,让桓温功亏一篑。

桓温的实力,与当年的王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枢和方镇基本都被桓温控制了,连皇帝和大部分朝臣都屈服了,桓温距离皇位近在咫尺。然而当谢安和桓温一番畅谈之后,桓温居然退兵而回。桓温最担心的事,就是士族门阀联手反制他,所以他尽量小心翼翼,尽量不刺激士族门阀。然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随着门阀政治进入巩固阶段,东晋政局也日趋稳定。特别是北方士族主导政权以后,北方士族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如龙亢桓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都北方士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并参与到门阀政治中来,而且在门阀政治中发挥了关键影响作用。虽然出身龙亢桓氏的桓温一马当先,但是其他士族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得桓温依然不敢破坏门阀政治稳定的局面。

无论是龙亢桓氏,还是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都是东晋政局稳定的受益者,此时士族门阀得到了极大发展,受益巨大。只有士族和皇权共天下,平衡和稳定才能得以维持。任何士族企图取代皇权的举动,都是对门阀政治稳定局面的挑战和破坏,必然遭到其他士族的强力反制。桓温能崛起并成为东晋最有权势的人,其实也是借助了门阀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但是这种大环境也对桓温篡权造成极大阻碍,导致桓温功败垂成。

门阀政治衰微期的桓玄篡权

桓温篡权失败之后,陈郡谢氏执掌东晋,并打赢了淝水之战,让士族门阀再显耀了一次。淝水之战后,晋孝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伸张皇权,使得谢安越来越自安于朝廷,于是主动出镇广陵。谢安离开朝廷,标志着门阀政治缓缓落下帷幕,使得皇权政治成为可能。

但是,东晋后期皇权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并不顺利,政局非常混乱。先是爆发了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之间的主相之争,接着发生了宗室司马道子和外戚王恭之间的斗争,再接着发生了敲响东晋灭亡丧钟的桓玄之乱。

桓玄是桓温的庶子,桓温执掌时,桓玄才刚出生,等桓玄长大以后,龙亢桓氏已经没落了。当时中枢执政的宗室司马道子和在外掌兵的外戚王恭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而桓玄则依附于王恭。王恭兵败被司马道子所杀后,朝廷由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执政。不仅,司马元显下令讨伐桓玄,反被桓玄所败,桓玄擒杀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之后,执掌朝政,尔后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建立桓楚政权。但是不到半年,北府兵将领刘裕击溃了桓玄,桓玄和他的桓楚政权覆灭。

桓玄篡权,之前的王敦篡权和桓温篡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士族的身份挑战中枢。但是结果大同小异,王敦篡权和桓温篡权失败,桓玄篡权在经历短暂成功后,很快败亡。

值得注意的是,桓玄篡权、王敦篡权和桓温篡权时所针对的对象,还是明显不同的。王敦篡权时,门阀政治已经确立,他挑战的对象是皇权,前期以压制皇权的反抗为主要任务,后期以夺取皇权为主要任务;而到桓温篡权时,门阀政治进入稳固阶段,皇权早已沦为门阀政治的附庸,桓温篡权时,他不需要再针对皇权,而是需要努力摆平各方士族门阀。

桓玄篡权时,门阀政治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而东晋王朝也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国祚进入倒计时。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看到了机会,就企图效仿他父亲桓温,篡晋自立。桓玄无意恢复门阀政治,只想趁东晋行将就木时,取而代之。

相较于桓温篡权时,遇到了士族门阀强有力的反制,桓玄篡权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这当然要“归功于”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他们对士族势力进行了有力削弱,同时对门阀政治进行大肆破坏,使得士族力量衰微,门阀政治几近瓦解。所以当桓玄篡权时,士族无力阻止他,只能默许他篡权称帝。

桓玄才智平庸,远不能和桓温相提并论。即便他侥幸篡权成功,也难以建立长久的统治。更关键的是,由于门阀政治遭到严重破坏,士族出身的桓玄丧失了政治依托,很难有所作为。故而面对庶族的崛起,桓玄无力应对。刘裕起兵反桓玄时,桓玄兵败如山倒。就是因为门阀政治末期,士族整体非常虚弱,丧失了举足轻重的力量,使得士族无力抵抗庶族,桓玄也无法联合士族门阀的力量,去对抗庶族出身的刘裕。

玄益忧惶,遣武卫将军庾颐之配以精卒,副援诸军。于时东北风急,义军放火,烟尘张天,鼓噪之音震骇京邑。刘裕执钺麾而进,谦等诸军一时奔溃。-《晋书·桓玄传》

桓玄篡权称帝可以看作是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返照,注定无法长久。刘裕消灭了桓玄,意味着门阀政治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伴随门阀政治而来的东晋政权,也名存实亡,命不久矣。

结语

东晋历史上这三次士族篡权事件,其发生的时间分别在门阀政治的形成期、巩固期和衰微期。这和东晋王朝的兴亡周期基本吻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东晋不能抛弃门阀政治,否则只能坐等灭亡呢?

当然不是的。虽然东晋是以门阀政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王朝,但东晋并非一定必须是门阀政治,它当然可以是皇权政治。问题是自晋孝武帝重振皇权以后,虽然从士族门阀手里夺回了执政权,但由于司马氏皇族人才匮乏,腐朽不堪,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无法使门阀政治顺利过渡到皇权政治。东晋后期在由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过渡过程中,政局混乱不堪,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皇权政治。以刘裕为代表的庶族力量崛起时,极其混乱的政局,使得庶族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只能由刘裕出手摧毁了它。于是东晋就这样灭亡了。

王敦、桓温和桓玄这些士族篡权事件,不仅与门阀政治的兴衰对应,也跟东晋政权的兴亡对应。故而我们可以认为,门阀政治的兴衰和东晋政权兴亡之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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