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被评为最后的历史剧之一，我个人认为就目前在已知的历史剧中，这个剧绝对是最好的历史剧，没有之一。
这部剧一开头便是一次情势严峻的一次御前会议，大明朝最聪明最自负的皇帝嘉靖，常年不住在皇宫，此时他正在自己西苑的道观里，听内阁大臣们对去年大明朝收支情况的汇报，逐笔的汇报和交锋，嘉靖几乎不说话，都是严世蕃和其他内阁成员在辩论。
一次次交锋和辩驳，逐渐把这次会议引向高潮，所有人最后都明白一个结论，那就是大明没钱了，御臣之术再高明的嘉靖也不可能凭空变成钱来，于是严嵩一党提出来一个方案，那就是江浙地区几个县改稻为桑，增加桑叶产量从而增加出口丝织品的数量，从而每年可以多挣几百万两银子。
看上去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却遭到了以徐阶为首的“贤臣”集团的强烈反对，嘉靖从来不管你贤与不贤，他要的只是银子，但这场轰轰烈烈的改稻为桑活动最后还是失败了，为什么看上去如此完美的一次改稻为桑政策会失败，分析里面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的农本思想的来源和中国历史上多数改革失败的原因。
中国自从宋朝开始，宋明清三代都是文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朝廷了做官的都是读书人，而且都是读了一模一样官方教材“四书五经”的读书人，这就造成了朝廷官员上上下下在某些方面思想出奇的一致，比如说农本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农业，并且从制度上确立和加强了这种重视，大家熟悉的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是整个制度对农业的重视和商业上压制的具体体现。
严嵩是有名的大奸臣，但是当年他科举考试可是堂堂正正的二甲第三名，也就是全国第五名，这样的好成绩绝对称得上是学习优秀的读书人了，他心里的底层逻辑接受的依然是儒家的那一套对商业漠视的态度。
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历史上有名的唐玄宗宋神宗这些君主在位的时候，都重用了非常懂经济能搞来钱的人为相，别无他因就是因为皇帝需要钱，那些只读圣贤书的书抱着儒家经典是搞不来钱的。
当了家的严嵩当然知道大明朝已经千疮百孔，必须想办法给他输血，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洋人做生意，丝绸生意是种地生意的百倍，这样高的利润没有人可以抗拒。
儒家自古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君子看来你一门心思去搞钱本来就是小人行径，于是围绕着君子和小人整个朝廷分为了两派，大体上可以称呼为严党和太子党，以严嵩专权弄钱的名声，自然围绕着他的都是小人，而以徐阶为首的不得势，围绕着他的自然就君子。
改稻为桑遭到了最严厉的反对，徐阶他们不但从心里上排斥商业，而且他们也都是几十年风风雨雨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并不是书呆子，知道国家需要钱，他们更担心的是改稻为桑在下面变成了严党牟利的工具， 就算御前会议上严嵩说的再好听，但是下面实施的时候一旦变形，就很容易激发民变，尤其在抗倭战事吃紧的时候，保证不发生民变才是最大的底线。
最后是嘉靖发话了，他听来听去还是觉得能搞来银子就是好办法，而且严嵩对于如何安置村民也说的很清楚，嘉靖几乎没有理由去反对。
中国人对于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很多移居外国或者是刚来城市的村里大妈，总喜欢在花坛里种蔬菜，他们天然的觉的你种什么花呀草呀的，你种点能吃的东西该多好，中国人对土地最深的感情，就是从能吃饱肚子开始的。
自古以来土地就承载了人们全面部的希望，春种秋收每年固定的时间忙碌和休息，当所有人内心都有一种安定感，明确的知道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只要细心照料，长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填饱肚子的，吃饱作为一项人的最本质需求，千百年来一直被土地所满足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对徒弟的那种依恋是刻在骨子里融进血液里的。
土地让人吃饱这一点谁都知道，但是土地对于一个政治早熟的泱泱大国而言，还有另一个作用，甚至比第一个作用还要大，那就是每人都拥有一块土地，可以让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土地上，不能迁徙，土地成了你最大财富的同时，也是你最大的牢笼。
这一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明白，所谓国本就是要保证社会社绝大部分人有自己的土地，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有事情做，人一定要有事做，要是没事可干就必然生事，丢了驿站工作又没土地的李自成于是决定自己找点事儿干，还是创业的那种——造反。
土地的这种固定和稳固作用，历代统治者都是知道的，失地农民最容易产生民变，流民四起也是每个王朝到了后期没落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大家都是千年狐狸，就不要在我面前装了，徐阶懂得严嵩也懂，于是严嵩的方案里，包含这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一切都被严嵩考虑的很周全。
但改稻为桑还是失败了，这里面还能反应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历代改革总是失败的居多，改革家往往都是非常聪明的，设计方案的时候就不能设计出来一个完美的方案吗？
朱元璋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废除了宰相，自己又非常勤奋，每天批阅奏章到深夜，自己直接领导六部及其他直属与他的机构，比如锦衣卫。
为了巩固自己朱家的权力，朱元璋费劲心思设计了各种制度，但却忽视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朱元璋的集权是建立在自己是劳模的前提下，他的子孙除了朱棣以外，都没有特别勤奋的，于是被朱元璋抓的死死的皇权，最后还是不得不被后世子孙放弃一部分，而且明朝也出现了甚至比以前宰相权力更大更集中的官职，内阁首辅。
严嵩就是在这个官职上霸占朝纲二十年，弄得是民怨沸腾民不聊，嘉靖皇帝虽然聪明，但自己还是太懒，具体事务都交给大臣做，自己派个太监监督一下就行。
这背后跟嘉靖的人品性格关系都不大，本是上就是皇权的秘密，所谓皇权独揽只不过是皇帝自己的想法罢了，因为天下那么多事，你自己根本管不过来，要想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转，皇权必须依靠下面的人做事，不管皇权集中到了什么程度，一个皇帝只要不是神，自己干不完所有的事情，终究权力还是要靠下面的人来做。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大的秘密，皇权只是一个象征，都是下面的人在做事，皇帝的勤奋与否只能决定事情的量变，无法决定这件事在本质上的改变。
哪怕是再精明强悍的皇帝也是无可奈何，举个例子严嵩如何任人唯亲，现在吏部侍郎有缺，需要皇上来顶多，最终报上来三个名单，一个是严嵩的小舅子，一个是严嵩的儿子，另一个是科举出身的秀才，你要是皇上你会怎么选？
这几个人你都没见过，你当然回选那个秀才，稍微正常的皇帝都懂得制衡的道理，还不能把朝廷变成严嵩他们家的，于是那个科举出身的哪个顺利就当上了六部的核心部门吏部的一名官员。
事实上这是典型的任人唯亲，因为那个秀才是严嵩的死党，而且是满朝皆知的死党，皇上可能都隐约知道，但是没办法，瘸子里面挑将军吧，要是皇帝够聪明就要求严嵩再换一批？
严嵩立马说可以，回头换上来六个人，挑来挑去一定会挑中严嵩希望皇上选中的那个人，除非皇上亲自挑选候选人，问题是这些人皇上根本就没时间去了解和认识，决定权虽然在皇帝，但提名权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古代皇权体制下典型的结构。
嘉靖是个聪明皇帝，所以他才说
一两银子，四文归他们，十二文归朕，朕认了。六文归他们，十文归朕，朕也认了。
这是真正聪明的皇帝，他不会无脑的相信严嵩，他要的只是严嵩会办事，至于严嵩贪不贪，只要皇帝还有钱赚，嘉靖就不会太在意，毕竟嘉靖不会亲自去做事。
现在问题的核心来了，御前会议上改稻为桑严嵩说的的确是很好，打动了嘉靖皇帝，但是改稻为桑这件事，不是嘉靖在做，也不是严嵩在做，而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及严世蕃的党羽们在做，严嵩与严党的关系，完全可以参照上面分析皇帝和严嵩的关系再来一遍。
于是徐阶他们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改稻为桑在下面变了形，成了严党纯粹捞钱的工具，严嵩再坏毕竟是当年科举第五名，六十岁才入阁，心里的底线还是有的，儒家经典多少会制约于他，他当然明白什么是国本和国本的重要性，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权力机构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失控，到最后严党已经失控，是层层失控，严嵩管不好自己的儿子严世蕃，严世蕃管不好下面的人，层层失控下弊端层层放大，到了最后的农民身上，就会变成失地农民无家可归，最后激起民变动摇国本。
王安石一直偶读没有想明白，自己那么完美的制度改革，怎么最后就推行不下去，堪称挽救大宋的济世良方怎么就不行了呢。
不用什么长篇大论的分析，只从改稻为桑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御前会议上改稻为桑是有人反对的，但是假如没人反对，徐阶他们也全力支持，胡宗宪也鼎力协助，那么改稻为桑这件事能成功吗？
答案是不能。
根结就在于人性，人性决定了当突然有大规模钱财的时候，你指望着通过道德甚至是法律的约束来让办事的人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王安石的青苗法考虑的那么周全，败就败在你根本无法阻止有钱人去放贷的做法，这根本就不是杀一两个贪官就能解决的问题，任何的制度都要充分考虑到人性。
可偏偏制定政策的都是朝廷最高层的人，他们不是不贪，而是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下面的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会罔顾国法到什么程度，为了一点点私利，会把政策变形到什么程度。
朝廷的高层在制定政策，完全就是按照设想的来，他们甚至连贪都想到了，比如说嘉靖皇帝，对下面人如何办事其实心里很清楚，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事儿办的已经完全超出了底线，最后下面居然做出了毁堤淹田的事，这样的办事风格，你上面不管制定什么好政策也都给你弄坏了。
改稻为桑看上去只不过是嘉靖那一年发生的小事，但是却能深刻的反应出明朝当时的危机和整个事件背后的各种交锋，改变一件事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小结：改稻为桑到底是好是坏早已没人关心了，但我们要想理解古代的权力结构和做事风格，看一看改稻为桑这件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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