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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武松，想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仅是《水浒传》中的重要角色“行者武松”，也是《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武二郎”。千百年来，武松一直被塑造为正义的化身，其流传最广的两件事就是“武松打虎”和“怒杀潘金莲”了。今天笔者要和大家说说的是他在《水浒传》中的江湖称号——“行者武松”的由来以及关于度牒背后的一些趣事。
九州配图：行者武松
小时候看电视剧《水浒传》之时，因为断断续续、有一截没一截的观看，因此时常有一个不小的疑惑，那就是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名，且大部分人的江湖称号都十分霸气，比如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小旋风柴进，还有青面兽杨志、神行太保戴宗、赤发鬼刘唐、黑旋风李逵、九纹龙史进等等，唯独大名鼎鼎、坐第十四把交椅同时是十大步军头领之一的武松，其花名“行者”却低调的不得了，听起来毫无霸气侧漏之感。
九州配图：梁山好汉
稍大之后，在完整的看完《水浒传》小说之后，我知道了“行者武松”这一花名的由来以及“行者”的涵义。所谓“行者”，其实是古代对于带发修行和尚的一种称呼。行者不用像真正的僧人一样剃度和持戒，打扮上一般是披散长发带着束带。影视剧《水浒传》中武松的打扮，是头陀的打扮。而头陀也是行者中一种，专门走修苦行。这类人因为不禁酒肉，不能在寺庙里长住以免影响其他僧人清修，因此他们大多是到处流浪化缘，因居无定所，故被称为“行者”。
话说武松趁着酒劲在景阳冈打死了一只吊睛白额虎成为远近闻名的“打虎英雄”之后，人生就如过山车一般惊险刺激。先是到了阳谷县衙当了都头结果巧遇哥哥武大郎和嫂子潘金莲；武大郎被谋害之后，他愤而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于是被刺配孟州；此后因为醉打蒋门神帮助金眼彪施恩夺回了“快活林”酒店，结果被蒋门神勾结张团练设计陷害，武松随即又大开杀戒，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最后背负了19条人命的武松被官府全天候通缉。
九州配图：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
“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面，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缉捕凶首。写了武松乡贯、年甲、貌相、模样，画影图形，出三千贯信赏钱。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报，随文给赏；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发到官，与犯人同罪。遍行邻近州府，一同缉捕。”——《水浒传》
在孟州知府下发的全网通缉令之后，武松只得逃命，当他逃到十字坡时，结果和母夜叉孙二娘大打出手，后在张青的劝解下成为了朋友并被这夫妇两短暂收留。毕竟十字坡离孟州不远，官府迟早会搜捕过来，因此必须得趁早离开，另寻去处。
九州配图：武松、孙二娘、张青
三人想来想去，最后张青建议武松去青州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好汉杨志便是在那落草，官军都不敢去招惹他们，确实是逃避官府追捕、实现人生理想的好地方。然而，从孟州十字坡到青州二龙山路途遥远，武松如果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出行，路上被抓捕的可能性极大。怎么办呢？还是母夜叉孙二娘有高招，她翻箱倒柜取出一本度牒和一套头陀的行装，将武松打扮成了一个带发修行的头陀，便是行者。之后武松得以成功到达青州地界，全赖这一身行头和手上的那本“度牒”所起的关键作用。
九州配图：花和尚鲁智深
自此之后，便有了“行者武松”的江湖称号，武松也一直以这样的批发形象示人。那么可能很多人会有疑惑，这个“度牒”真的有这么大作用吗？是不是小说的夸张之辞呢？
实际上，如果仔细去搜寻正史史料，我们会发现原来在宋朝时期，僧人“度牒”的作用堪称神通广大，对于百姓而言，那是一张非常实用的“护身符”，而对于朝廷来讲，却是一个堪称“敛财神器”的金融工具。
“度牒”，是唐宋时期官府发放给出家僧尼的一种凭证。宋朝时，全国僧尼全部要详细登记在案，归祠部掌管，并由祠部发放度牒。凡持有度牒的僧尼可以免除地税、徭役，因此度牒便成为了平民百姓真相想要拥有的一款“护身符”。实际上，根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料记载可知，持有度牒，除了免除地税和徭役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笔者总结如下五点：
其一，避税
宋朝尤其是北宋时期，朝廷在僧尼的管理和优惠条件上一直延续了唐朝的作法。持有朝廷发放的“度牒”的人，是可以免除田税，这是僧尼的一项特权。但是随着僧尼数量大增，朝廷的损失就比较大了，于是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便又命“僧道纳免丁钱”。也就是说，到了南宋，即便是持有度牒的僧尼也要缴纳“免丁税”，致使这一特权稍微打了折扣。
九州配图：古代度牒残稿
其二，免役
这一点，其实和前免除地税一样，也是持有度牒的僧尼所拥有的另一项特权。持有度牒者，几乎可以免除兵役、差役和夫役等各种徭役。对于能够买得起度牒的大户人家来讲，这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权利。
其三，避祸
说到“避祸”功能，我们也不得不提起前文所讲的武松了，武松通过化身行者手持度牒，居然就可以瞒天过海顺利抵达青州，并非施耐庵胡编乱造。其实除了武松之外，《水浒传》中还有一个著名角色花和尚鲁智深也是这样逃避了官府的追捕的。话说当时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郑屠后，背负人命的他逃到了代州雁门县，因无处躲藏，幸得赵员外相助才得以躲避官府的缉捕。其实赵员外所帮的忙也是和孙二娘如出一辙，将自己早前在五台山文殊院购买的一道五花度牒免费赠送给鲁智深并让他到文殊院出家为僧。
九州配图：鲁智深拳打镇关西
实际上，鲁智深和武松只是北宋时期的度牒被用于避祸的两个典型案例而已，彼时社会上采用这一招的人应该是大有人在。无灾无难之时购置一本度牒存放着以备不时之需，抑或是真是走投无路之时隐蔽寺庙道观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避祸选择。
其四，守财
据《宋史》和《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初期，“度牒”是朝廷免费发放给僧尼的，但随着钻空子的人多了，北宋中期开始便改成了定价发放，每个时期度牒的定价也不大一样。度牒领得之后，一是如前文所述可以免丁钱避徭役，保护个人资产；二是因为度牒是官方定价，具有保值功能，因此大多有钱人都会买一些“空头度牒”（宋朝政府公开发售的空头度牒，属于合法）存放着。
宋朝平均每年公开发售的空名度牒的数量多达上万道，实际上真正出家人的数量并没有出现大的增长，而是保持在相对稳定的二十万人众。那多余的度牒都去向何处了呢？其实大部分发放的度牒都流进了社会上的有钱人家，成为了保值和守财的工具。
九州配图：明代度牒，作为参考
其五，增值
宋代时的度牒，不仅有官方明确的价格，而且随着功能的增多、使用范围的扩大，其价格还与日俱增。自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朝廷正式发售空名度牒以来，宋神宗熙宁年间每道度牒售价为120贯，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每道度牒为130贯，宋哲宗元佑年间其价格来到了300贯，唐高宗绍兴末年（公元1161年）涨至500贯，到了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每道度牒又涨至800贯，而再到宋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竟然是“每度牒一道，价千五百缗”。由此可见，度牒价格的持续暴涨，不仅保值，而且还具备了极好的增值投资功能。而且宋代的空头度牒是允许民间私下转让的，因此豪强之家趁低价囤积然后再待价而沽的投机作法已经非常平常。
由是，综上五点，宋代时期的度牒对于平民百姓来讲其功用相当丰富，因此成为了时人争相购买“护身符”和投资品，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看到这，如果你觉得宋代“度牒”就只有上述这五种功用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前文五点不过只是对于平民百姓的功能而已，实际上，“度牒”在两宋时期政府层面的功能更为广泛和重要，不仅是宋朝政府补贴财政的“敛财神器”，同时也是宋朝政府用于调节国家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
首先，作为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敛财神器”。
九州配图：苏东坡雕像
前面说了，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其价格还与日俱增。朝廷知道社会上对于度牒的广泛需求，从北宋中期开始便公开发售空头度牒，充分挖掘出了度牒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每每在财政吃紧、地方发生灾害抑或是边关用兵之时，便会通过临时增发度牒来迅速敛财的目的。这样的案例，我们从史料中可以信手捻来。我们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如下：
赐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独得百道。臣谨以圣意增价召入中，米减价出卖以济饥民，而增减耗折之余，尚得钱米约共一万余贯石。臣辄以此钱米募民开湖，度可得十万工。......臣伏见民情如此，而钱米有限，所募未广，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来者不嗣，则前功复弃，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则一举募民除去净尽，不复遗患矣。——《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
大文豪苏轼在杭州为官之时，为了筹集一笔巨资来疏通西湖以防止水灾、恢复良田以及便利交通，便向朝廷上了一道书《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请求增拨杭州的度牒100道，这样加上原本拨给杭州的100道度牒，加起来就是200道度牒才可以保障工程圆满完成。后来皇帝知晓后同意其所奏事宜，增拨了100道度牒。苏轼便用这200道度牒筹集到了足够工程款，终于修建成了闻名遐迩的苏堤。
九州配图：苏堤
此外，在《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纪》中也有记载：
“辛酉，江西湖南饥，给度僧牒鬻以籴米备赈粜”，“八月辛未赐度牒一百道，米四万五千石备赈绍兴府饥”。
这里说的就是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 ）七月、八月，江西、湖南、浙江一带发生大饥荒，宋朝政府便是以度牒拨发地方作为赈饥筹款之用。
其次，作为宋朝政府调节国家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
两宋时期，都知道其军事方面一团糟，但是在发展经济方面非常有能耐。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 ，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际上是远远超过盛唐时期的。宋朝政府在调节社会上的物价水平之时，常常就使用“度牒”这样一个特殊的“工具”。大体上和现在各国央行所作的类似，当市场上因钱币超发之时，朝廷便会多发售“度牒”以回笼钱币，平抑物价水平，确保百姓正常生活水平得以保障。
九州配图：宋代铁钱
此外，度牒也成为宋朝政府用以帮助币制改革，使用度牒作为中间媒介（相当于现在的债券等）来回收市面上的旧币，然后再将新币投放使用。如《宋史》卷三十六《光宗本纪》记载，南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 ），“出度僧牒二百收淮东铁钱”，朝廷使用的便是“度牒”的这一调节功能。
由此可见，宋朝政府在使用“度牒”上可谓是花样百出，客观上将“度牒”变成了一种国家金融市场的有效“金融工具”，令人叹为观止。
至此，我们对宋代的“度牒”管理制度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那么有两个问题，一是“度牒”作为僧尼的身份凭证，最早是出自哪个朝代呢？二是宋朝之前的唐朝以及之后的元明清，对于“度牒”的管理和使用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下面我逐一来看看。
首先，“度牒”的源起。
关于“度牒”的源起，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最早起源于唐朝。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唐续会要.僧史略》的记载：“（会昌）六年（846 ）五月制：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收管，不要更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认为度牒最早发放于唐玄宗天宝六年。对于这一看法，笔者以为不然。一是认为度牒发放源于天宝六年，无论从各种角度来分析都显得过于武断，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实际上武则天时期，便有僧籍归祠部管理的记录。二是度牒的授予的关键基础是与僧尼名籍，据史料记载，北周皇帝曾“敕度一百二十僧，受碟免差”，说明了南北朝时期早已有僧籍和受碟一说，只是此“碟”与后来唐朝的“度牒”形式可能稍有不同。因此，度牒应该在唐代以前便有。
九州配图：和尚
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唐朝时期，僧籍登记和度牒管理制度已经较为完善。至于度牒最早的起源于那个朝代和时间点，尚无法考证以给出定论。
其次，历代“度牒”管理制度的差异。
唐朝时期，随着玄奘从印度取得真经归国后，佛教渐渐兴盛，朝廷以及社会上都比较尊重佛教，因此朝廷对于和尚尼姑是直接给予了免除赋税和兵役的特权。最初，度牒只是僧尼的身份凭证，是免费发放的，并未被赋予经济功能。但这一情况到了天宝年间后期以及“安史之乱”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朝廷和地方开始“纳币发放”度牒，借此敛集大笔钱款以充军费或是中饱私囊。例如，据《旧唐书》卷十《肃宗本记》记载，唐肃宗至德元年，彭原郡以“军兴用度不足”又“权卖官爵及度僧尼”。这便是公开通过度牒来收取费用的现象成为常态。
而宋朝之后的历代，对于度牒的管理也有明显的差异。元代在僧籍管理制度上先后经历了试经给牒剃度、保荐剃度、纳钞卖牒剃度等三个发展变化阶段。试经给牒剃度制看重的对僧尼的功底和素质的把关，保荐剃度制看重的是朝廷对于科差来源和役作所需人力的保障；而纳钱卖牒制则完全演变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其管理之混乱远胜于南宋时期。
九州配图：朱元璋出家照（影视）
随着元代后期度牒管理制度的演变，使得僧尼素质明显下降，戒规不肃，整个僧侣队伍杂乱不堪。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当过和尚，对于百姓出家逃避赋役十分警惕和反感，因此建立明朝政权之后，便对天下佛道大举整顿。他禁止妇女出家，禁止20岁以上的出家，禁止“军、匠、灶、站、违碍之人出家”。并要求对于出家者实行考试，合格者免费发放度牒。同时还对赋役政策进行了调整。据《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发布诏令规定：“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就是说，明代的僧尼交不交税要根据是否有田而定，这些都和此前的唐宋元有明显不同。
满清入关立国之后，对于僧侣和度牒管理制度上，大体上延续了明朝的管理方式。为了限制僧尼的数量，依然严行发给度牒的制度。清世祖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发布诏令，僧侣申请后审核通过后便可免纳银给牒。此后对于持碟者的赋役也有新的举措，将田赋（土地税）和丁税（人头税）归并为“地丁”一种赋税，以地归丁，不须报牒免役。
鲁智深靠着赵员外给的五花度牒，成了文殊院的一名和尚；武松则靠着母夜叉孙二娘送的一本度牒，化身行者，也成功躲过了官府追捕，辗转到了青州投靠了鲁智深和杨志，并最终投靠了梁山，位列梁山108条好汉之第十四位。后来，在经过一番南征北战后，武松拒绝回京城当官，选择六和寺出家，被封为清忠祖师，赐钱十万贯，最终在80高寿去世。
九州配图：打虎英雄武松
由此可见，宋代度牒的作用堪称神通广大。我们从史料的角度分析宋代的度牒管理制度也着实证明了这一点，度牒不仅是宋人争相购买的“护身符”，更是宋朝政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敛财神器”和“金融工具”。可以想见，有宋一朝对于“度牒”的功用，发挥的淋漓尽致，有着极为超前的经济调节味道。
总体来说，从历朝历代“度牒”管理制度的发展衍化角度来看，往往经历着先是免费发放终而又变成需要纳币发放的过程。这里面所体现的本质，在于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一般看重僧尼素质为主，而随着王朝的衰弱，便逐渐转向更多的考虑国家经济利益为主。
1.《宋史》
2.《宋会要辑稿》
3.《水浒传》
4.《旧唐书》
5.《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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