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四维历史学”。
今天我要讲东汉王朝的一些社会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我们会知道三国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莽过于激进的改革，触动了大量地主阶层的利益，并且给平民生活也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民众纷纷起义。
王莽被推翻后，经历过短期的混乱，最终光武帝刘秀成功即位，建立了东汉。
刘秀的影视形象
刘秀本是汉朝皇室后裔，出生在南阳，后来逐渐因“推恩令”变成了普通的地主阶层。
光武帝即位后，奖赏了不少功臣，其中入选云台图画中的三十五人中有二十三人来自于南阳盆地的南阳郡、颍川郡，也就是河南的中南部广袤平原地区。
剩下的五位来自于关中地区，还有五位来自河北平原地区。“云台二十八将”中有十九位是来自南阳盆地一带。
所以，从这个数字就能清晰地看出来，刘秀的起家依靠的核心力量是南阳地区及邻近的地主，并且他们很多也是儒生。
因为相邻不远，刘秀又是宗室之后，因为他的声望和能力很快就得到了周围世族精英的认可。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两个问题：
其一，就是西汉后期的政治使得世族在地方掌握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彼此之间关系盘根错节；
其二，汉朝后期政治的中心地带由关中转向到了南阳盆地一带，也就是河南地区，因为这里产生了大量的地主阶层。
而关中经过王莽的政治变革，外加绿林赤眉军的混战，经济也逐渐凋零下去，全国的人口由接近六千万剩下两千八百万左右，人口减去了一半，关中经过多场混战，最为严重，东汉也由此建都洛阳。
王莽末期，绿林军和赤眉军作战路线
从洛阳到南阳、颍川一带，由强大的世族把持着，他们占据着大片土地，并且也是开国功臣后代，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南阳集团”。
同时，东汉的地主集团中又以六大家族为首，势力最为强大。
他们世代为官，把持着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任免，甚至皇帝为了拉拢他们，也需要跟他们联姻，那就是邓氏、耿氏、马氏、梁氏、窦氏、阴是，我们后来看到几个著名的外戚如窦宪、邓鸷、梁冀等都是这几个家族出来的。
所以，从这点来看，东汉的政治社会秩序和西汉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只有唯有因为战争导致了大量人口减少，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层之间的矛盾而已。
以前说过，东汉的地主阶层“世族化”的根源在于儒家经学的广泛传播，因为儒家的宗法思想改变了秦到西汉初期的小家庭制度，将宗族凝聚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大的家族。
并且因为家族内部世代传授经学，从而能够做官，把持着权力和财富。
其实儒家的思想广泛传播，给社会带来了东汉政治秩序也带来了很多积极因素。
西汉的军功集团和东汉的军功就有很大差异，西汉的军功集团往往骄纵不法，甚至可以联合宗室进行废立。
但是在东汉时期，军事集团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从未有过挑战皇权的机会。
并且他们虽然是军功起家，但是从身份上大多都是儒生。
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后来唐太宗效仿，而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于是，光武帝很快都将原有的军功集团封侯，赐予田地，但是在中央上并无多少实权，所以，几乎干预不了朝政。
而东汉逐渐由新的文官集团来管理国家的政务。
但是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东汉从一开始都没有解决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既延续了西汉末期的政治制度，又延续了它潜在的社会矛盾。
光武帝和汉明帝也曾对豪族进行打击，任命酷吏进行打击，例如董宣在担任北海国相曾经将不法的公孙家族灭族，使得境内一时收敛了许多，董宣甚至直接处死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
除此之外，还有樊晔、李章等，但都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这些酷吏并不能触动这些世家大族的根基。
光武帝为了抑制这些豪族，先后发布了“释放奴婢”、“度田”的命令，“度田”也就是彻查田地，然后根据土地来缴税。
实际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遭到了豪族集团抵制之后，后来也不得了之。可见，光武帝并无这个能力彻底解决西汉以来的社会问题。
当这些地方性豪强累世掌握大量土地，儒家文化，就逐渐“世族化”，形成了代代相传的关系。
世族子弟们追随大儒学习经学，而后在官员考核中，获得官职。并且一同学习儒学的世家子弟，也因为拜在同一老师门下，彼此之间也形成纽带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大儒门下弟子众多，又多为官吏，形成了庞大的“门生”、“故吏”关系网。
东汉的大儒像贾逵、马融、郑玄等弟子都多达千人，郑玄更是超过三千人。
东汉经学家郑玄，弟子三千，很多人无法听到课，只能亲传弟子代为传授
这些门生出身高门，家族庞大，累世身居高位，把握地方官吏的任命权，他们成为了地方上最强大的势力。
儒家思想中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比较注重阶级观念。
因为儒家讲究“礼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礼节，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阶层。
这些世族们因为长期儒学传家，并且占据着高位，就会形成一个新的阶层，那就是“士族”，这些“士族”是后来士大夫阶层的前身。
所以，后来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根源显然要追随到东汉。
因为有了士族的出现，也就出现了门阀。
所以，东汉出现了新的阶层秩序，这些世族们占据着社会绝大多数资源，把持着朝廷的官吏任命大权。
这些世族因为土地广阔，就形成了庄园，并且为了维护庄园秩序和稳定，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也就是所谓的“部曲”。
这些部曲往往是庄园主的奴仆，平时耕种或者处理事务，一旦有了社会危机之后，就立马变成了世族的私家军队。部曲往往少者几百，多者几千，甚至上万。到了东汉中后期，世族越来越失去了控制。
在此基础上，到了汉章帝之后，皇帝为了平衡世族的权力，于是便不得不启用外戚，窦氏、邓氏、梁氏等先后登场。
这些外戚往往是因为血缘关系，所以来把持朝政。外戚的权力并不稳固，因为当新的皇帝即位之后，如果没有这种血缘关系，就失去了干预朝政的合法性。
所以，这些外戚往往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来清除对手，立一些年幼的、易于控制的皇帝。
为了对付外戚，皇帝往往任命一些跟自己亲近的宦官来掌握实权，东汉在朝局中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宦官与外戚之间出现非常激烈的对抗与斗争。
外戚往往是上一代皇帝的产物，他们也是世族出身，他们和皇权有着严重的冲突，宦官往往是新的皇帝权力的执行者。
所以，它背后体现的其实也是世族与皇权之间的斗争。所以，当外戚的威胁被消除之后，皇权为了集权，往往会用宦官来打击那些士人阶层，他们其实是世族的代表性人物，这就是“党锢之祸”的由来。
虽然外戚有时候权势一时熏天，但是一旦皇帝成年并且下定决心，那么灭掉外戚其实也比较轻松。
东汉外戚梁冀，权势熏天，连皇帝都怕他
东汉最有权势的外戚是梁冀，他被汉质帝称为“跋扈将军”，然后梁冀就将汉质帝毒死了。
可是，当汉桓帝即位之后，使用了几个宦官，收取了兵符，然后就将梁冀灭族了。
由此可以看出，东汉的皇权在中央上仍然占据着很强的优势。
事实上，东汉虽然后来即位皇帝大多比较年幼，但是在朝廷当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威望，而所谓的世族虽然累世公卿，但那只是作为一个权臣而已，并不能动摇皇权的本身。
这是因为经过几百年儒家经学教化，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礼仪制度也越来越完善，皇权思想已经非常稳固了。
但是对东汉王朝来说，最严重的危机并非来自于朝局之中，而是在地方。
东汉的危机并非在朝廷，外戚和宦官都不是王朝溃败的决定性因素。而强大的地方性势力，才是东汉王朝灭亡的根源。
一旦中央王朝出现了危机，掌握大量财富、奴仆和人脉资源的世族就立马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军阀，他们就成为了东汉末期一直到三国时期混战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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