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西厂、锦衣卫，合称“厂卫”，是明代所特有的一种特务制度，目的是维护皇权、侦缉官员百姓言行举止，奉皇 诏令帝独立逮捕、审判、关押、乃至处决犯人，完全独立于国家正式司法机构之外。
厂卫制度是明代皇帝集权统治的得力襄助，为皇权压制文官集团提供了极强的震慑支持。明代皇帝因此始终手握权柄，不会如前代帝王一样，有大权旁落、权臣篡位的事情发生。
因为厂卫打击的基本是官僚士绅集团，所以掌握了舆论话语权的文官们对于厂卫制度从来没有赞誉，更多是抹黑和报复。另一方面，由于厂卫内部确实也存在因权力过大滋生腐败、制造事端打击异己、敲诈勒索骚扰地方等弊端。由始至终，厂卫制度基本没有正面形象示人，多以阴暗残忍、奸诈狡猾面目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
是非曲直，到底孰是孰非，这里不妄加评论，只以其建立发展兴盛衰败过程，平直叙述，以谓有意了解研究者。
明代三厂一卫，首先建立的是锦衣卫，其次东厂、其次西厂，最后是内行厂；下面以时间顺序加以介绍。
锦衣卫，由明太祖朱元璋首创，前身是太祖为吴王时，所设立的“拱卫司”。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维护皇帝威仪，并护佑自己安全，将登基前的吴王拱卫司改为“亲军都尉府”，下辖“仪鸾司”，掌管皇帝日常出行时的依仗和警卫，和朝会典仪，这就是锦衣卫最开始的雏形。
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祖鉴于侍卫诸司设置重叠，职权不明，不便于管理，就将亲军都尉府并仪鸾司一同裁撤，新设立侍卫亲军，改名“锦衣卫”。自此，锦衣卫名号出现于大明会典，成为国家经制机构。
锦衣卫最初的职责，不过是皇帝侍卫、朝会仪仗、“出警入跸”而已，属于上军十二卫，皇帝亲自指挥、调遣，所担任的工作就是----“掌御前仪仗、随驾侍卫、并朝会大典礼仪”，与后来“侦缉天下、朝野丧胆”的大杀神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是太祖晚年，对诸开国勋臣及文武百官都极度不信任，原有的朝廷三法司系统（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已经不能使太祖放心。所以，为了消除牵绊掣肘，更好地贯彻意图，太祖将“巡查缉捕、典诏狱”的权力给了自己的亲军--锦衣卫，用以在将来自己兴起对勋贵文武官员的大狱中，代替三法司执行诏令。
此后，在太祖亲自指挥下，被赋予了巡捕审讯大权的锦衣卫秉承皇命，对上至勋臣、下及庶民的人犯施以逮捕、审讯、用刑、乃至正法。太祖晚年加强皇权，诛杀自认为有威胁的功臣、及严办擅权贪墨官员等稳固皇权的措施中，锦衣卫鞍前马后，出力甚巨。
但是在办理诸多案件中，锦衣卫也暴露了“滥用权力、牵连无辜、制造冤假错案”等负面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处理完毕，开国勋臣已经基本清除完，皇权的威胁消除，三法司之外的执法机构也可以不再保留。
太祖于是下诏将锦衣卫办案刑具摆在露天公开焚毁，恢复锦衣卫的“出警入跸、掌直銮驾”原有职能。此后直到建文四年（1402年），锦衣卫只是作为皇帝亲军卫，负责警卫皇帝、警戒朝会礼仪、皇帝出行仪仗等职责。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这一时期，锦衣卫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皇帝亲军卫，负责警卫皇帝，掌管大朝会礼仪，随皇帝出行并安排仪仗等普通职责。
燕王朱棣在建文四年（1402年）靖难成功，夺取了皇位，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因为皇位是强夺而来，为了对建文旧臣彻底清理，也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成祖便再次赋予锦衣卫“巡查缉捕”之权，依仗其展开威慑、镇压那些不肯屈服于自己的前朝旧臣。
在这一过程中，锦衣卫重新启用，在成祖的亲信纪纲率领下，成为皇帝手中最锋利的刀，权力更胜洪武年间。成祖再设锦衣卫千户、百户所于天下要害之地。并在锦衣卫内部设立北镇抚司，上下刺探，奉皇命逮捕审讯涉事者。
此后，锦衣卫与明朝相始相终，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历史。历代皇帝都在锦衣卫的陪伴下，牢牢紧握权柄，压制文武内外诸臣。作为天子最信任的鹰犬之一，锦衣卫为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一直竭尽全力，直到最终与明朝最后的皇帝一同消失在西南边陲。
东厂，明成祖朱棣创立，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
之前的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因为受成祖信任，得以掌握缉捕大权，权势熏天。在位成祖铲除异己的过程中，纪纲大权在握而逐渐骄纵不法、暗蓄异志，最后竟然有了谋反的念头。
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得到贴身內官的出头告发，揭发纪纲阴谋造反。成祖立即逮捕纪纲，查明罪状后将其凌迟处死。
因为这件事，成祖对于外朝官所负责的锦衣卫也有所疏远，虽然在压制文武官员上还离不开锦衣卫的协助，但是经过纪纲时事件，他觉得还是另外有一个部门能够分一部分锦衣卫的职权，并互相纠察，这个部门得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掌管，并能随时出入宫廷，汇报情况。
于是，成祖为了更好的镇压反对自己的势力，进一步集中皇权，并“追捕叛逆”，在京师（北京）东安门之北设立“东缉事厂”，负责京师内外官员百姓的缉访刺探，并兼有监视锦衣卫的职能。
东厂以皇帝最亲近的宦官、司礼监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太监担任首领，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一般称提督东厂，所以其属下尊称其为“厂公”、“督主”（艺术作品中叫“督公”是不对的。）
东厂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各一名，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人，都是自锦衣卫中选调精干人员就任，在提督太监的率领下进行刺探、侦缉、抓捕等行动。
开始的时候，东厂的权力不大，只是皇帝私人情报消息的一个来源，也没有审讯的权力，抓获人犯后还要将人送到锦衣卫诏狱。
但是后来，皇帝觉得东厂比锦衣卫更好用，可以随时差遣、随时出入皇宫汇报机密（东厂首领是宦官，出入比锦衣卫人员先天有优势。）所以逐渐加大东厂权力和职责范围，赋予其“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之权”，并明确“与锦衣卫均权势”。
这样，东厂因其与皇帝关系更为密切，可以随时将消息情报汇报至皇帝面前，后来居上，在权力上慢慢压制锦衣卫。甚至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东厂被皇帝赐予监督、指导锦衣卫的权力，锦衣卫基本沦落为东厂的下属，锦衣卫指挥使要听命于东厂厂公，按其命令行事。
东厂扩大权力后，侦缉刺探乃至公开监视朝野内外；凡三法司会审大案、北镇抚司诏狱审讯重犯，东厂有权旁听、并监督审询，如果与审讯意见相左，东厂可以提出停止审讯，汇报皇帝后再行审理。朝廷下属各部、院、寺、府、司，东厂一律公开派遣坐探，常驻其中，监视官员属吏一举一动。
就是在大臣们的私宅中，东厂也半公开地安排密探，随时掌握动静，汇报上奏，以消除威胁皇权的隐患。
成祖创立东厂，本意是多一个情报来源，而且使用宦官比锦衣卫方便，自己的意志也更好的贯彻。在他之后，仁宗、宣宗虽然按照惯例继续设置，但是对于东厂的重视程度也很普通，这一时期，东厂在皇帝赫赫威权之下，确实也是老老实实打探、巡查，不敢也不能有什么逾制行为。
英宗年幼继位，不谙世事，前期有太皇太后和诸辅臣的协助和操劳，倒是没有政务上的疏漏。但是他宠幸宦官王振，授命其担任提都东厂，侦缉内外。王振执掌东厂，依仗皇权，开始大肆罗织罪名，清除异己，牵连无辜官民，打击朝中大臣，结党而把持朝政。
英宗不能明辨是非，视而不见，对王振信任有加，终于导致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王振怂恿而亲征瓦剌，遭遇“土木堡之变”，明朝社稷几乎倾覆。
英宗以后，历代皇帝大多怠政，既不想处理政务，又不想大权旁落，于是更加依靠锦衣卫，东厂等侦缉内外，消除威胁，以稳固皇权。
在皇帝的默许下，东厂日渐扩大权力，监视巡查范围不仅仅限于官吏，而是扩大到京师所有角落。对于普通民众及中下级官员，东厂拥有不经手续随意抓捕审问的权力，即使是朝中重臣、皇室宗亲、元老勋贵，在皇帝许可下（一般东厂提出这些人有威胁皇权可能，皇帝基本是默许执行逮捕的），东厂也可以绕开三法司，直接收押、审问。
明末，明思宗继位后，在文官集团的鼓动下，清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一党，削弱了原本由魏忠贤担任提都的东厂职权，以后也没有恢复，基本荒废了东厂。
虽然在后世他的这一举措得到了极高的赞誉，被称为“剪除权阉、朝野清明”。但是自此失去了东厂监督的文官集团开始膨胀，独揽大权，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抗衡。文官们对于权力、利益的贪婪极大的损害了明朝政治平衡，本来就积重难返的明朝国势愈发颓败，不可抑止地走向消亡。。
在内外交困之下，勉力维持了十七年的明思宗再也支撑不住，面对蜂拥而至的农民起义军，只能自缢在煤山，明朝社稷覆亡。思宗自缢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最后一任东厂提督王承恩。东厂也和明朝一起消亡在历史中。
西厂，建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由明宪宗设立。
西厂的设立其实出于偶然，成化十二年（1476年），京师突然发生“妖狐夜出”、伤人无数，但是具体情况也没人搞得清。
接着又发生“妖道谋逆案”，妖人李子龙以旁门左道迷惑信徒，甚至连朝廷里也不乏信徒。李子龙不知出于何意，也不知是通过什么办法，最后都闹到可以进宫，到万岁山等上观望探查的地步。
虽然之后李子龙被锦衣卫巡查捕获，并以欲谋逆弑君罪将其处死；而妖狐之事也逐渐消退，但是宪宗在得知诸事后，总觉得危机四伏，不敢掉以轻心。
本来宪宗就因为年幼时候的经历而对皇宫生涯充满了不安全感（即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代宗即位，身为太子的宪宗曾经被叔父代宗废黜太子，受尽惊吓的事），经过这些似真似假的事情刺激，更是疑神疑鬼，心绪不安。
为了知道更多消息，避免祸事，宪宗急于多多了解民间动静，知晓官民百姓日常，以平复心情。但是这些刺探事情，都是因为自己莫名其妙地感觉不安全，而下意识地想要去实施，动用锦衣卫或者东厂不免有些小题大做。
于是宪宗没有惊动原有的侦缉系统，而是让自己宠幸的贴身小宦官名叫汪直的，拿着自己的手诏，秘密从锦衣卫中抽调数人，装扮成平民，出宫访查。
汪直时年不过十五六岁，但是精明狡黠，在宫外乔装打扮寻访探查，居然也搜寻到很多“密幸之闻”，回宫奏报给宪宗，大大平息了宪宗的不安。
宪宗被汪直的高效率所打动，觉得这个小宦官办事得力，又机灵忠心，于是更加信任宠爱他，让他继续负责在锦衣卫、东厂之外刺探、巡查民间不法妄行歹人，随时上奏。汪直领命，从此愈发积极开展私下访查侦缉，以密奏形式反馈于宪宗。
成化十三年（1477年），因为对汪直的工作十分满意，也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加明正言顺指派他进行巡捕侦缉，宪宗正式设立“西缉事厂”，用汪直为提督西厂，设址于灵济宫旧灰厂，从锦衣卫成员中按照汪直的意见选调人手，按东厂例配属于西厂。
得到了皇帝的青睐后，汪直决心大干一场，以“回报君恩”。在他的带领下，西厂刚刚建立，就迅速巡查刺探，整治大案、特案，先后查办已故少保、大学士杨荣（即仁宣时期的三杨之一）曾孙杨晔横暴乡里、谋害人命案；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运载私盐案。不管是文臣还是內官，都在西厂打击范围内。一时间汪直“权宠赫奕，都人侧目”，西厂名声大振，甚至超越了锦衣卫、东厂等老前辈。
汪直过于年轻（此时不过十六七），为人没有城府，行事只凭心性和皇帝指令，不知不觉得罪了太多人，西厂在他的带领下，横冲直撞，完全不按规矩行事，就连东厂和锦衣卫都看不下去了，居然主动请求文臣们上奏，言明厉害，请宪宗关闭西厂。
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以首辅、内阁大学士商辂为首，联合内阁辅臣万安、刘珝、刘吉等一起上疏，列举了汪直行事的十大罪状，说明西厂开办以来，妄兴大案、气焰熏灼，致使“人心汹汹，各怀疑虑”;。而汪直少不更事，虽忠心无疑，但“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为不损害皇帝圣德，请求宪宗革除西厂，废黜汪直，以安天意回人心。为了达成目的，外朝六部九卿科道官员都纷纷上疏，伏请宪宗关闭西厂，废黜汪直。
收到奏章后的宪宗也很震惊，觉得汪直确实是年少不懂事，打击面太大，有悖于自己征询内外，安定人心的笨本意，于是下旨关闭西厂，让汪直回御马监担任提督太监，西厂侦缉番役各返本卫。
不过一个月后，习惯了西厂不断奏报秘闻的宪宗，总感觉没有汪直平日里的汇报消息，自己没有安全感和耳目不灵，很是不安心。监察御史戴缙得知宪宗心思后，为迎奉皇帝，于是主动上疏，以汪直办事得力、功效卓著为名，提请重开西厂。
宪宗得奏报后大喜，不顾内阁辅臣的反对，立刻召回汪直，恢复西厂。汪直因此复出，更加卖力办案，戴缙因此得以升职为尚宝少卿、右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都御史，最后升任南京工部尚书。
第二次出任西厂提督后，汪直或许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对于西厂的巡捕查探之事稍微收敛，不再像之前一样肆无忌惮，倒是没有大兴要案，西厂因此略显平静。
此外，汪直在其他边事上倒是颇有功勋，成化十五年（1479年），监军辽东平定建州三卫（也就是之后清朝的祖先）犯边，以功加禄米三十六石，并总督京营十二团营，明代禁军专掌于内臣，由汪直首开先河。
成化十六年（1480年），鞑靼入寇河套，宪宗令出兵抵挡，还是用汪直监军，与兵部尚书王越一起提督军务，王越汪直率精骑在威宁海突袭鞑靼，斩获大胜。鞑靼达延汗巴图蒙克（小王子）单人逃脱，其妻满都海战死。因此功王越封威宁伯，汪直加再禄米四十八石。
此后汪直大多在大同为镇守监军，负责边事，而西厂用事逐渐不能兼顾。在边塞，汪屡立军功，禄米曾一次加三百石（太监没有品秩，只能加禄米，以十二石为一级，汪直一下子加了三百石，空前绝后，是有明一代的记录）。
不过汪直久镇在外，逐渐疏离宪宗，宠幸不再。这个时候又由于朝中权力斗争，内臣也互相攻讦，东厂提督尚铭一直嫉妒汪直受宠，趁汪直被宪宗疏远之际上奏弹劾其擅权妄为。宪宗也觉得汪直用事有跋扈难制的苗头，于是在成化二十年（1484年）将其改任南京御马监太监，后又降为奉御，打发他离开了政治中枢，西厂也随之撤销，这一年的汪直不过二十出头。从此汪直基本销声匿迹，十多年后，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孝宗再次将汪直召回京师，不过以后史书上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西厂自成化二十年（1484年）撤销后，在正德元年（1506年）再次重开。
明武宗十五岁继位，尚不成熟，为了掌控权力，在亲信太监刘瑾的怂恿下，于原有锦衣卫、东厂之外，再设西厂。不过因为刘瑾之后设立内行厂，正德时期的西厂，权势大不如先，行事也较低调，没有成化时汪直用事时的风光和气焰。
原本刘瑾以为自己可以担任西厂厂公，但是武宗却以另一亲信太监谷大用为提督东厂。刘瑾弄巧成拙，气急败坏，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于是蛊惑武宗，在锦衣卫、东厂、西厂之外，更设立内行厂，自任提督。
内行厂地位在锦衣卫、东厂、西厂之上，自成系统。侦缉范围除锦衣卫、东厂、西厂原有职责以外，还特别负有监察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之权。形成了锦衣卫侦缉官民，东厂巡查官民及锦衣卫；西厂与东互相纠差，而内行厂则监管一切官民和厂卫的局面。
刘瑾借执掌内行厂，哄骗欺瞒武宗，利用其年轻贪玩的个性，欺上瞒下，独断专行，打击报复之前弹劾他的内外诸臣，杀死了原任东厂提督王岳，撺掇武宗免去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官职，结党营私。权倾天下，号称“立皇帝”。不过在争权夺利中，刘瑾也得罪了很多人，包括宦官内部的重要人物。
正德五年（1509年），在平定宁夏安化王叛乱中，领兵的都御史杨一清和监军太监张永因为都被刘瑾打击报复过，遂商议达成了除掉刘瑾的计划。平叛之后，借回京献俘的机会，向武宗揭露了刘瑾罪状，并一一举出证明。
武宗起先不信，后来在阁臣李东阳的进言下，武宗终于同意审讯刘瑾。审讯抄家中，刘瑾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尤其是在他平日里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藏有匕首。武宗得见后大怒，确定刘瑾想谋反，于是下诏，将刘瑾凌迟处死。
刘瑾死后，其所创立的内行厂被废除，而同时设立的西厂，也一并关闭，以后再也没有重开。之后一百多年里，明朝只有锦衣卫、东厂两个侦缉机构，伴随皇权共生共存，直到社稷覆灭，一同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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