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利不起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此，何况是国与国之家。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东亚各国被迫逐渐卷入到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传统的“宗藩体制”“华夷秩序”渐趋解体，东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逐渐加入到西方国家建立的近代条约体制之中。
在东亚社会的转型期，中日两国围绕朝鲜问题在东北亚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势力消长也是其在幕藩体制解体后向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并逐渐走向帝国主义的一个缩影。
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中的失败使日本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在朝鲜甲申政变前，井上馨的对朝政策有何特征？
井上馨（1836年1月16日一1915年9月1日）是日本“长州五杰”之一，长州藩出身的明治、大正两朝元老，先后担任过大藏大辅、外务卿、外务大臣、农商务大臣、内务大臣等职，同时也是明治时期外交职务任期最长的一位元老。
他生于周防国吉敷郡汤田村（今山口市汤田温泉），是长州藩士井上光亨（井上五郎三郎）的次子，幼名井上勇吉。
曾在志道家做过继子，又名志道闻多。青年时期他与同为长州藩出身的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人一同参加过尊王攘夷的倒幕活动。
井上馨在26岁时与伊藤博文等参与了火烧江户的英国公使馆事件，之后他们逃亡海外，辗转至伦敦学习西学。1864年下关之战爆发，井上馨与伊藤博文一同回国并转而倡导开国论，积极投身于明治维新的政治活动中。
明治维新成功后，井上馨与伊藤博文作为长州藩青年才俊中的代表，受到明治政府的重用。
1876年签订朝日《江华岛条约》时，井上馨作为黑田清隆的副使开始参与日本的对朝事务，1879年就任外务卿后他积极致力于日本的对外交涉事务，结合东亚时局与清朝展开了多次外交斡旋。
在德川幕府时期，朝日两国互派通信使进行和平外交，一方面是为了修复自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后中断了的朝日贸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德川幕府外交上的睦邻政策。
“江户时期，两国间的外交与贸易以倭馆为媒介进行，东莱府和对马藩作为各自政府的办事处总领两国间的外交和贸易事务”。
朝日两国在这一时期遵循睦邻友好的交往方针，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关系。进入近代以后，东亚传统的宗藩体制受到冲击，日本通过尊王攘夷、开国倒幕等政治革命建立了新的政府。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向朝鲜派出使臣告知明治改元之事。
1869年1月，对马藩派家老大修大差使樋口铁四郎前往釜山，递呈的文书中有“爰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字样，因日本国书中出现只有宗主国中国皇帝才可使用的“皇”、“敕”用语，朝鲜东莱府倭学训导安东睃以日本国书形式与内容不符常例为由拒绝接受，朝日两国之间围绕“书契”问题展开过多次纷争。
自1863年起，掌握朝鲜实权的大院君一直坚定贯彻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明治政府试图与朝鲜建交的对朝方针多次受挫，日本国内出现“征韩论”的抬头。
早在幕末时期，面对“黑船”事件的冲击和日本国内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等各种思想的碰撞，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思想家们便纷纷提出过“海外雄飞”的主张。
长州藩出身的吉田松阴曾说过“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他们主张向外扩张，将欧美施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掠夺性的手段转嫁给临近的朝鲜、中国。
松阴的弟子木户孝允于1868年12月14日上书岩仓具视言及“当前最要之事有二，一为速定天下之方向，派使至朝，问其无礼，其若不服，则鸣罪攻之，以张我神州国威”，他们都把征韩作为日本对外扩张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征韩论”也随之再次成为日本外交政策讨论的关键。
日本国内针对朝鲜问题，分为了“内治派”和“征韩派”两大政营。
在1870年佐田白茅、森山茂等人赴朝归来后，便上书“方今维新告成，四方不得志者皆英气勃勃，蠢焉思动，若移植之于半岛，既可避内乱又可拓国利于海外，洵一举两得之策也”，国内对征韩的叫嚣日益显著。
明治政府内部的长州派、萨摩派之间也围绕着“对朝强硬论”和“对清交涉先行论”在政治上呈现对立。
1871年12月，日本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全权大臣，带领副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人赴欧美考察。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为首的留守政府则积极上书要求政府向朝鲜派兵，“征韩论”在明治的留守政府中掀起了高潮。
萨摩武士出身的西乡上书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表示愿充当大使，执国书赴朝鲜，伺机找借口挑起两国矛盾，“以死报国，固已身许”，为日本制造侵朝借口。
由于明治维新以来的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制度损害了日本传统武士阶层的利益，因此西乡隆盛试图将国内武士阶层的不满情绪转移到侵朝战争上，以此来缓解国内矛盾。
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萨摩藩的西乡隆盛等留守政府代表在明治政府内部极力排除异己，他们将长州藩的井上馨逐出大藏省，不断扩大自己的藩阀势力。
所谓“征韩论”，不仅仅是对朝鲜征与不征的讨论，更反映了明治政府建立初期日本两大实力雄藩长州藩和萨摩藩之间的藩阀斗争。
1873年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回国，遏制了留守政府的征韩活动。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联合反对西乡隆盛，政府也决定暂时搁置“征韩”的讨论，西乡、板垣等人集体辞职，“内治派”排除了留守政府的势力。
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取胜的木户孝允本就是“征韩论”的代表，事实上，云扬号事件和前一年五月的“征讨台湾”都是所谓“内治派”策划的事件。可见，他们在削弱萨摩派在明治政府中的势力之后，又开始了与其一致的出兵台湾、朝鲜的谋划。
正如王明星教授所言，“征韩之争”也是两种外交观念之争，“征韩政变”的发生标志着新的近代外交观念的胜利。
日本政府内部的“内治”与“征韩”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外扩张的论说，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使用武力。内治论者主张与清政府交涉、采用和平外交的手段向朝鲜扩张，征韩论者则主张用军事手段，发动对朝战争。
1875年日本通过“云扬号事件”使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国门，朝日《江华岛条约》的签订将朝鲜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并成为朝日交涉中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开始。
“云扬号”事件后，日本于1876年12月9日派陆军中将兼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代理大臣，又于27日派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副全权代理大臣共同赴朝鲜进行交涉，这是井上馨首次参与朝鲜事务。
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即朝日《江华岛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日本无视了中朝两国间维持了数百年传统的宗藩关系，将朝鲜规定为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但之后所定的《朝日贸易规则》中却又没有明确进出口货物的关税问题，宫本小一在照会中表明“其我人民所输送于贵国之各物件，我海关不课输出税，且我人民将贵国各物产输送我内陆来，亦数年间不课输入税”。
因为当时朝鲜的封建王朝并不懂国际法，而知晓通商关税法则的日方人员却没有加以提醒，在朝日贸易中实施无关税通商，实质上使朝鲜在对日贸易中处于劣势，可见日本并没有真正地将朝鲜视为独立国家，日本与朝鲜间的关系也并不平等。
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在“平等”的糖衣下向朝鲜施加了不平等条约。1880年1月，朝鲜代理公使花房义质向外务卿井上馨上书，建议对朝鲜采取炮舰政策，从而“足以颇得其欢心，再加之谈判上之联谊，从而可推进贸易上更进一步在对朝贸易上占据有利地位。
井上馨于2月24日在致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报告书中便提到要对朝鲜实行“恩威并行”的策略，在向朝鲜提供武器、军舰等军事“恩惠”的同时，也要“再次向其京城派遣代理公使，应随行护卫军舰，采取比去年更为严肃之态度，从而成功迅速拉找之”，他主张用武力震慑朝鲜从而拉拢朝鲜的革新党人士。
3月，井上馨提出了对朝交涉的“训条案”，“示我政府好意，搅彼国改进论者之心，向言战者示我船舰武器之精良，以破主战论者之顽陋，至要之事亦须遵此意，通过此次赠礼以谋朝鲜军政变革之始”，他主张通过向朝鲜赠予武器、船舰以帮助其进行军政改革，从而联合朝鲜改革派势力，谋求将来参与朝鲜变革。
井上馨认为朝鲜此时尚无实力来实现独立，没有能力脱离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将其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以便将来可以支援朝鲜实现自主。
井上馨等主张的“恩威并施”的对朝政策表面上看是向朝鲜提供武器、军舰，并通过和平谈判来帮助朝鲜早日实现国家独立，但事实上，如果这种“恩惠”没有取得日本想要的结果，那么日本政府并不排除对朝鲜使用暴力手段的“威慑”。
井上馨此时的对朝态度在施予朝鲜“恩”的同时，也保留着在朝鲜立“威”的实质，这种态度在后来井上馨的“对朝三策”中也有所体现。
壬午兵变后，1882年10月，为履行《济物浦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朝鲜派锦陵尉朴泳孝为修信正使赴日“谢罪”，随行人员包括金玉均，朝鲜政府试图推行“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外交方针来实现自强。
外务卿井上馨与朴泳孝等会面时提出日本愿帮助朝鲜独立等事宜，并草拟了“对朝三策”上陈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其内容如下：
一、与各国协议，承认朝鲜独立。
二、关于清韩宗属问题，与清朝直接谈判。
三、援助朝鲜革新派，使其自发进行独立活动。
由上可看出，井上馨对于壬午兵变后朝鲜的出路提出了三种对朝处理的预想：一是通过促使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使朝鲜在国际上获得独立；二是就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与清朝展开直接的外交谈判，三是积极援助朴永孝、金玉均等朝鲜开化派人士。
三条建议均是否定、无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第二条建议则是承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建议日本与清朝就朝鲜是否为中国的属国这一问题展开直接的谈判。
这不仅仅是井上馨个人对中、朝、日三国间外交走向的一种多方假设，同样也是当时日本在亚洲对外扩张中面临的是否要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传统地位这一现实问题。
井上馨向明治政府决策层提出的这三条建议很客观，并没有表明他个人的观点。但是，这个阶段他的对朝态度在与密友伊藤博文之间的书信往来中便有所表露。
11月间，井上馨致电旅欧中的伊藤博文征求其意见，伊藤博文回电表示赞同第三条积极援助朝鲜独立党的活动。井上馨对此颇有疑虑，又于11月17日附文向伊藤博文详述了朝鲜政府的实情，“单凭国王与其他二三人之意，直接推测该政府之意向，未免为时过早”。
他虽对朝鲜的赴日官员们表示出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但由电函可看出，他认为此时金玉均等少数大臣寻求改革的态度并不代表整个朝鲜国内的意向，他并不赞同伊藤博文主张的积极帮助开化派发动自主革命的观点。
1882年10月，日本政府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向朝鲜提供17万日元的借款，在1883年将日本警备兵从400人减半至200人，这是井上馨之前所提出的对朝鲜给予表面上的“恩惠”。
井上馨个人主张的“在朝鲜国方面，通过与各国直接订立条约等手段，逐渐谋求其独立”17，与提出干预朝鲜内政的伊藤博文不同，他主张在不直接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下，通过促成朝鲜与他国订约来实现独立。
井上馨虽与伊藤博文是亲密无间的挚友，有“管鲍之交”的深厚情谊，但是在朝鲜问题上却与主张积极支援朝鲜开化党的伊藤博文有所区别。相比较于伊藤博文来说，井上馨更倾向于促使朝鲜与各国订立条约，向朝鲜提供军事装备来拉拢改革人士，在日本的对朝问题上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
同时，在井上馨提出的“对朝三策”中，他果断地排除了第二条与清朝交涉朝鲜问题的建议，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他在朝鲜问题上是持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态度。
事实上，日本并没有成功说服朝鲜与各国订约通商，最终是由清政府出面多方幹旋后朝鲜才与欧美诸国签订条约，全面开港。
但是，日本此后多年的确向朝鲜提供过借款，并派军官赴朝建立新式军队别技军，日本对朝鲜的这些“恩惠”是有条件的，朝鲜国内出现了以金玉均、朴泳孝等为首的一批亲日人士，他们以日本为依靠在1884年发动了政变。
至此朝鲜逐步向着日本靠拢，只是为了那些利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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