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于永正一阅读就上瘾。所谓上瘾，在于永正看来，就是不阅读会浑身难受。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工作，学校订了很多报纸、杂志。从父亲那里，他开始广泛阅读并读上了瘾。
等参加工作后，于永正订阅了《参考消息》《报刊文摘》《读者文摘》等报刊，每期文章必认真阅读，这种习惯持续终身。每读到精彩处，他就将其抄下来，恪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古训，一笔一画地誊写在小本子上。鲁迅、叶圣陶的著作，他是边看边做摘抄的。和现在的学生一样，他既抄写感受深刻的句子和优美段落，也抄写名言名句，全部手写，分门别类。第一遍很乱，勾勾画画，第二遍再梳理一番。可惜的是，他做的很多书摘，“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抄走了。
“我的记忆力很好，每到用时，我就知道到哪里去找资料，”于永正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课内容很丰富，其实是我平时注意积累，注意从读书中获得更多知识，从读书中找到迅速提取信息的方法。我每天都在读书，越读越觉得应该读。每当从镜子里瞥见自己的鬂角染上白发时，我便有被人猛击一掌的感觉，丝毫不敢懈怠。”
多年的读书习惯让于永正感觉读书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读书可谓教师最大的修炼。读师范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一心研读教育名家名著，比如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父母必读》《塔上旗》等著作。《教育诗》里面写了很多案例，核心理念是集体主义教育。“我记忆很深的是，书中记述了一个学生偷东西的故事。被教师批评时，犯错的学生痛哭流涕，决心悔改。马卡连柯说，据我观察，你还会有第二次。果然，这个学生又忍不住偷了人家东西。马卡连柯说，据我观察，你还会有第三次。但学生再也没有偷东西。让学生发自内心地改正错误，这其实就是教育智慧。”对此，于永正这样说。
从书中学来的教育智慧，在现实中屡屡被于永正派上用场。他坦言，自己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理解了书里讲过的知识点后，在教学行为上体现出来。马卡连柯很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方式，于永正也常常用递纸条的方式与学生沟通。有时候，他把纸条装在信封里，不封口，里面是表扬信，学生看后非常高兴。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学生、理解学生，于永正也学会了站在学生的视角看问题，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读《塔上旗》后，他明白小目标能引起大快乐，有好消息时便提前告诉学生，如周末聚餐、外出参观等，“让学生一个星期都揣着高兴”。他很少训斥学生，因为马卡连柯说过，温柔的劝说胜过严厉的批评。
自1962年走上讲台以来，于永正始终保留着四个习惯、一个爱好。四个习惯是读的习惯、看和听的习惯、观察和思考的习惯、操笔为文的习惯，一个爱好是唱京戏。他规定自己每天读50页书，睡前常翻的三本书是《论语》《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和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他特别喜欢苏霍姆林斯基的作品，因为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书中的许多故事更贴近一线教师的教学实际，更容易引起共鸣，有助于他跳出语文学科看教育，学会如何当好一名班主任，而不是仅仅当一名教书匠。
不过，在阅读之路上，于永正也有遗憾，最大的遗憾是古典名著读得少，在人生的最佳年华错过了阅读与背诵古典名著的黄金期。“我上学时，正值特殊年代，苦闷于找不到书读。参加工作后有书了，但又没有时间和精力读了。学生时代一定要多读经典著作，这是为人生打底的，也是语文教师必不可少的精神底子。”
2007年，于永正办理了退休手续。回首20年当小学教师、23年当教研员的经历，他感触最深的是阅读推着自己不断朝前走，“我年轻时参加赛课，也分配答案，做了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事。但这么多年书读得越来越多，我渐渐知道了该怎么教书、怎么与孩子相处、怎么做人处事，每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我庆幸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并受益终身。”
文 | 张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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