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对书的兴趣，源于父亲的启蒙。小时候，我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对书充满好奇。如朋友般亲密起来，则始于十七岁，当时我正在天津外院附校上师范班，父亲来信嘱咐我多看书，充实自己。由于上中专是他一手包办的，出于怨恨，我抄了一首打油诗回敬他：“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又凉来冬又冷，收拾书包好过年。”没想到，几天后父亲突然在学校出现，手里拿着一幅他的字。一进宿舍，便把它贴在我的床头，让我从头到尾读一遍：
“秋窗日午，小院无人，抱膝独坐，聊嫌枯寂，宜读庄子秋水篇；菊花满前，案有旨酒，开怀爽饮，了无尘念，宜读陶渊明诗；黄昏日落，负手庭除，得此余暇，绮怀万动，宜读花间诸集……淡日临窗，茶烟绕案，瓶花未谢尚有余香，宜读六朝小品。”
那天父亲说了很多，主要是劝我多读书，他说：“你在信中质问我，问我为什么不是梁启超？为什么不是傅雷？我也感到惭愧，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但我有我的难处，等你长大了就懂了。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自暴自弃。如果嫌父母没出息，那你就做个有出息的人，不要重复他们的人生，步他们的后尘。”后来父亲给我办了一个借书证。
我开始有意识地读一些闲书。因为《红楼梦》迷上诗词，囫囵吞枣读些唐诗宋词的选本。后来又迷泰戈尔、徐志摩、戴望舒和北岛他们，摹仿着写一些小诗，又是参加全国大学生诗歌大赛，又是给报社投稿，轰轰烈烈，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再后来，又迷上外国文学，特别是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爱情故事，《简·爱》《傲慢与偏见》《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乱世佳人》等等，如醉如痴，对他们那种酸酸甜甜的生活充满向往。
现在想来，十七八岁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年纪，你不知道它会突然喜欢上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哪些人和事，会突然闯进心扉并牢牢占据。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那种凄冷缠绵、红袖罗衫的文字，觉得那是最美的语言。当我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和经验后，读书的疆域才慢慢扩展。
渐渐地，我对书的感情与日俱增，甚至到了“一日不可无此君”的地步。在它的引领下，我的世界变得多彩而辽阔，在屠格涅夫的草原上狩猎，在海明威的大海里捕鱼。因为韩愈的“黄昏到寺蝙蝠飞”，对蝙蝠有了好感。自从恋上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对乌鸦没了偏见。记得有一年在上海，夜宿某酒店，半醒半寐，忽闻钟声，窃喜，因为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思绪瞬间飞到姑苏城外的寒山寺。这就是文学，悄无声息，改变着你我和生活的模样。
好书让人痴迷，物我两忘，甚至生死。《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尚未倒塌，瓦砾堆中三名男子各自站在书架前看书。这可以解读为与灾难的对抗，也能理解为读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郁达夫自嘲，生怕情多累美人，于是爱书。孙犁自谦，说自己既无它好，又无它能，只好爱书。其实爱书也不易，就像我年少时囿于财力大多借书，但借来的书往往看得不过瘾，既不能在上面写字，也不能勾勾画画，很是束缚。等手头宽裕可以任意妄为了，又愁没地方放，毕竟房价太高。还好，现在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书房不仅是藏书之所，更是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避难所。随着房门的关闭，红尘的喧嚣与繁杂拒之门外，即便窗外朔风呼啸或暴雨如注，又奈我何？心静如水，任千里烟波在文字间浩渺。与书相对，敬畏之情萦怀。世间何物不朽？思想。能够准确记录思想的恰恰是文字，所以说文字是不朽的，经典是宝贝。
藏书之乐，乐在寻寻觅觅和先睹为快。若在自娱之外惠及他人，像北宋宋敏求那样就更好了（但一定要有借有还），藏书上万，好以书会友和校勘典籍。当时有的外地人为了方便借阅，便在他家春明坊附近租房住，后来粉丝越来越多，以致人满为患，而周边的房价也水涨船高，租金一涨再涨，堪比现在帝都的学区房，一时传为奇谈。
这就是爱书人的桃花劫。前些日子于文字间邂逅池谷伊佐夫，小惊喜，又一书痴。对他来说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神保町书店街淘古旧书籍。那的每一家书店，和店里的每一本书，都了如指掌，绘制成图，注明书店地址、经营特色、老板姓名，书的位置和价格。真是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他买书，有的藏而读之，有的藏而不读。前者是因为内容，后者则出于对古书的慈悲与爱慕。
爱极则藏之，这便是真正的读书人。
（李金荣/文 刊于《燕赵都市报》2018年11月20日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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