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千疮百孔的华夏大地上建立了新中国，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起，中国人民才真正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多少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同时也有不少有义之士，为了民族大义，为了百姓免遭战火之苦舍小为大，抗日名将布衣将军傅作义就是其中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傅作义是抗日名将，在著名的五原战 役中，他曾取得了歼敌3700多人，击毙日军水川中将的骄人战绩，同时他喊出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心声：“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也使得使日军长期不敢贸然西犯。
抗战胜利后，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将“华北剿总”的军政大权交到他手里。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处在是守是逃、是南逃还是西窜举棋不定的境地，官兵上下都已成惊弓之鸟。
傅作义把全部兵力60余万人部署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长达500公里的铁路线上，准备“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
毛主席纵观全局，制定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
1948年11月1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和特种兵纵队共计80万人，与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发起平津战役。
第一步分割包围傅作义集团切断了敌人海运南逃之路；第二步先打两头，孤立攻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敌，经29小时激战，全歼天津守敌13万余人，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
第三步新保安、张家口、天津解放后，我军近百万大军云集北平城下，北平此时已完全陷入孤立。
12月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17日塘沽守敌5万余人仓惶由海上逃走，傅作义带着40万人马守在北平这座古城里面，四郊都是解放军部队，真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傅作义的亲生女儿傅冬菊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其父亲身边“卧底”，她看到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父亲及其40万军队陷于困境，知道父亲忧国忧民，从心里爱护40万官兵以及北平古城和城内的几百万人民，傅冬菊便抓紧了他的工作。
但如何做好父亲的工作?怎样能尽快争取父亲起义呢?傅冬菊静静地回想平津地下组织对傅作义作的较为全面的剖析。
首先，父亲傅作义是抗日名将，又是蒋介石所谓的“中兴功臣”，蒋介石特设的“青天白日勋章”，第一枚给了自己，第二枚就授予了傅作义。
在全面内战刚爆发之时，傅作义曾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迫使我军放弃了河北重镇张家口，战斗力强大，但是现在北平被团团围住时，他不知道这个内战怎么个打法了。
蒋介石和傅作义彼此不信任，蒋介石眼里只有嫡系中央军是亲儿子，其他军队都是养子，捡来的，蒋介石一边将“华北剿总”的军政大权交给他，同时却又派中央军李文、侯镜如 兵团长期驻扎北平来节制傅作义。
傅作义也不好惹，他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以功微为由不接受“青天白日勋章”，平津危在旦夕时，蒋介石让他撒军江南，傅作义则坚守北平地盘，他怕没了地盘步张学良后尘。
最后傅作义就是凭借手里的60万兵力，存在的侥幸心理，他相信有军队作为筹码，可以争取能够促成和谈的有利局面，保存实力，争取以地方实力派资格加入将来的联合政府。
但是现在在这种大军围城的情况下，哪里还有父亲讨价还价的余地呢，傅冬菊摇头苦笑，她按照党的指示精神，采取了相应对策。
首先是用激将法，傅冬菊知道，在这样的形势下，父亲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百般犹豫，已经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不能再增加父亲的的精神压力了，她自己心里也爱护父亲及其全家人，一天吃过晚饭，她像以前与父亲说心里话那样，在书房说起当前战争的形势。
傅冬菊问父亲:“这场战争的结局，您觉得最后是国民党胜，还是共产党胜?”
“北平这个地方还能不能守得住?如果守不住该怎么办?”
“守不住的话能不能撤得出去?如果撤不出去怎么办?”
“最后是拼个人地两光为'党国’成仁，还是保全几十万士兵的生命，保住这座古城，保住城内几百万市民免遭战争之苦?”
女儿提出这许多的问题，傅作义只是静静地认真的听着，不发一言，但傅冬菊感觉得出来父亲对她提的问题并不排斥，还是乐意听下去的，于是傅冬菊便把她的看法，对着自己的父亲一股脑地都讲了出来，别人不敢讲的话，她全都敢讲。
尽管父亲不说话，傅冬菊心里却明镜似的，父亲的思想已有很大的改变，不仅她的话听进去了，而且也是大体上认同她的看法。
其实就算傅冬菊不讲，这些道理傅作义也是清楚明白的。
三年的解放战争打下来，他早已看清了华北的局势，特别是辽沈、淮海决战之后，现在到了决定进退之时，难下最后决心之际，能有亲近的人给他分析分析出出主意，他还是感到很欣慰的，他想再这样打下去，即便战死疆场，也不会有人来给自己收尸了。
接下来傅冬菊采取规劝法，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了头号战犯名单，傅作义就名列其中，他的得知后心情极度糟糕。
傅冬菊就请受我们党影响的刘厚同老先生和父亲的“拜把子”邓宝珊、马占山登门造访，来劝说自己父亲。
“宜生（傅作义的字），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我们要认清形势，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来解决平津问题。”
“人家条件太高了，是让我对不起朋友，是让我叛逆。”
“此言差矣!什么叫忠，只要对得起人民还有什么舍不掉的? 北平城你是守不住的，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的手里啊，接受和谈条件，免遭战火破坏，人民会感谢你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辩论着，虽然傅作义没有当场表态，但这说服工作还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我党又派李炳泉告诉傅作义，“毛主席把你列为战犯名单，是为了保护你，避免有人加害于你，更何况战犯名单是可以改变的。”这一席话，给傅作义吃了个定心丸。
再加上毛主席之前给傅作义上的军事战役课，解放军先是一举吃掉傅作义的“心头肉”35军，然后用了不到30个小时便打下了傅作义认为的防御工事坚固，固守三个月应该没问题的天津。
傅冬菊几乎每天都千方百计将父亲的情况、及这个“华北剿总”司令部的活动，事无巨细的报告给前线指挥部，并传到西柏坡总指挥部，最后毛主席的电报指示，和傅作义诚意商谈和平解放北平城事宜。
刘厚同、何恩源、阎又义等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又经过多种渠道对傅作义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提出了和平起义的重要策略，最后在傅冬菊的劝告下、在各个方面的大力促使下，傅作义终于抛弃犹豫观望的态度，派出了谈判代表，为和平解放北平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1949年1月19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1月22日，双方休战，傅作义所部8个军25个师先后开出城外听候改编，到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城接防，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傅作义后来说：“我早知道冬菊是共产党，是我身边的红色“卧底”，我时时刻刻都在呵护着她，怕她遭到特务的暗算，而她也时时都在爱护着我，并且把我引向光明、引向新生。”
1955年，为褒奖傅作义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毛主席亲自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他的一生追求进步，处世重义轻利，后来他成为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后，还不遗余力地劝自己的弟弟水利专家傅作恭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
傅冬菊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想激进，在随母亲辗转于太原、西安与重庆之时，就参加了由学生们组织的“号角社”，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她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抗战胜利后，曾担任天津大公报社编辑，后来爱人周毅之、同学李定介绍她入党，大公报社便成为平津地下党的联络点了。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和平解放后，年轻的傅冬菊她对父亲的表现不大理解，也不大满意。
她觉得父亲有些顽固，要是早听她的，对和还是战早作决定，天津可能不用血战，北平也会快些和平解放；她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得不够圆满，心中还有歉疚，所以北平和平解放后，她不愿留在父亲身边。
当时平津战役的指挥官聂荣臻元帅对傅冬菊作出了高度评价：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都和无数灿烂文明及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傅冬菊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傅冬菊还是去了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8月，天津《大公报》停刊，傅冬菊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办。
1951年，陈赓将傅冬菊由昆明带回北京，因为她懂英语，本来准备派她到朝鲜前线做英语翻译工作，在北京，傅冬菊被中共老资格革命家帅孟奇同志留在了人民日报社，帅孟奇认为朝鲜前线不适合傅冬菊。
从此，傅冬菊一直担任人民日报记者，她先后在记者部(北京组组长)、文艺部工作，1952年，与西南联大的同学周毅之结婚，共育有三女。
二人志同道合，都从事记者职业。
周毅之后来被《人民日报》派往香港工作，成为驻香港新华社首席记者，在香港干了近15年，出版有《香港概论》一书，直到1997年去世。
因工作需要，1982年傅冬菊被借调到新华社在香港的分社，从事统战工作，她一直用傅冬这个笔名，平时积极工作但不显山露水，为人非常低调，别人都不知她就是立下北平和平解放奇功的傅冬菊。
傅冬菊后来在报社被誉为报社“五朵金花”之一。
在一起工作期间，她给同事的印象很好，没有大小姐的脾气，不以功臣自居，很随和，也健谈。
人到中年时，齐耳短发，中等身材，性格开朗，一直和亲近的亲友保持着书信往来，谈些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十分平易直率，但很少谈她的过去，不管是辉煌还是委屈，特别是与和平解放北平有关的事。
到了晚年，傅冬菊渐渐理解了父亲，她开始愿意讲父亲的故事，讲北京的和平解放，她说：
“自己进入晚年，静下来设身处地地从父亲的角度思量，才渐渐意识到，父亲作为一个在旧时代战场拼杀出来的将军，实在很难一下子就能决定在大决战的关头放下武器，将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全部交出去。”
况且她父亲打过许多仗，还擅于守城，北平被围时父亲也向她说“我不是不会打仗，要打就是一场血战，打下来会有什么结果?”
傅冬菊说：“后来我去故宫参观，看到故宫有今天这个样子，人们像潮水一样进出故宫，去感触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我突然想到父亲，感到父亲非常的了不起，他作出了艰难的但正确的决定，为了这个决定，他抛弃了全部的家底，我为有这样一位因民族大义而甘愿牺牲小我的父亲而骄傲，可惜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
她还记得父亲在晚年时不止一次和她说过，这件事(指北平和平起义）我们总算做对了，而且越往后越觉得做对了。
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岗位上以厅局级离休，受家庭影响，傅冬菊生活非常简朴，保持着勤俭自立的习惯，从来不奢侈浪费。
她离休后读书看报生活非常安逸而有规律，每个季度还要向一些学校捐款助学，非常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2007年7月2日晚，83岁的傅冬菊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对特殊父女：一个是手握重兵的旧“军”，一个是为新中国诞生奔走呼吁的新青年，最后女儿促使父亲做出决定，交出几十万军队，保全了北京城，父女二人真的很不容易，也非常了不起。
相信人民不会忘记您们，共和国不会忘记您们！
注：傅冬菊解放后一直使用傅冬这个名字，本文为了阅读顺畅，全部使用傅冬菊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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