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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在广场点灯笼,为何惊动了外交部?周总理亲自指示:严肃调查

1960年3月12日,星期六,天安门广场上游人如织。人群中,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挎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目光游离,心事重重,似乎对广场上的一切并不感兴趣。

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找了个地方坐下,从包里取出一个折叠着的白纸灯笼,又掏出一根红蜡烛,点燃后,小心翼翼地安在灯笼底座上。男子奇怪的举动引起了周围群众的驻足,大家很好奇他要干什么,有人甚至小声嘀咕着:“这人神经有问题吧,大中午的点灯笼!”

中年男子毫不在意,提着灯笼挤出围观的人群,朝着广场南侧走去,渐渐消失在了人们视线中。众人都觉得奇怪,可也没放在心上。原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不曾想,这事竟然惊动了外交部,周总理都亲自出面要求严肃调查,这是为什么呢?


事件发生两天后,英国路透社发布了一条图片新闻,图片中手持灯笼的男子,正是在广场上“白日点灯”的那个人。报道称,该男子显然是想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抗议大陆的“暗无天日”。消息虽短,但很快引起了外交部的注意,外交部长陈毅认为这是一起“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对此事极为重视。当然,这是有原因的:1960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非常困难。这年3月6号,总理接到毛主席批转来的一份文件,说当前农村缺粮问题严重,已经出现不少农民饿死的例子。

与此同时,周总理还接到一封安徽的挂号信,信中反映:安徽多县发生严重粮荒,不少人已经饿死,许多农民为了生存外出逃荒,甚至不得已抛弃子女。而当地的干部却作风恶劣,非但没有妥善解决粮食问题,反而伤害那些敢说真话的群众。

所以,“白日点灯”事件一出,周总理就亲自作出指示:一定要严肃调查,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派出大批警力前往事发地点进行摸排、走访。


没过多久,中年男子又出现在了广场上,企图再搞一次“白日点灯”事件。警方立即上前予以制止,并没收了他随身携带的灯笼、蜡烛。随后,警方这名男子带回公安局,依法进行了讯问,很快弄清了他的动机。

男子叫何明渊,四川达县(今达州)人,由于家乡闹粮荒,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其中也包括他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妻子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离家出走不知所踪。他认为这一切悲剧的原因,都是粮食征购政策和干部的不良作风造成的。

所以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他一路靠着沿街讨饭,多次去省城反映情况,没想到却先后四次被收容和拘押。这样一个结果使他万念俱灰,也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这才打定主意制造一起“白日点灯案”。对此,何明渊直言不讳,他的目的就是影射“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问他:“这么做的后果,你考虑过吗?”

何明渊满不在乎,“大不了一个死!如果没有离开老家,我这会儿恐怕也饿死了!”说罢,竟一拍桌子,指着调查人员怒吼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何明渊的话其实没错,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也会闹饥荒,除了跟天灾有关之外,也跟当时四川省委为“政绩”浮夸虚报、不执行中央“纠偏”政策有关,而且在省内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还大量往省外调粮。对此,曾有人评论过一句话,叫“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百姓。”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将此案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将何明渊拘留,又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送到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彭真看完笔录,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指着当中那句“大逆不道”的话,问身边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这是他说的原话吗?”

冯基平点点头,“是的。”

彭真叹了一口气:“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话说了半截,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顿了顿,又接着说:“何明渊的做法欠妥,但确实暴露了不少问题,一是特殊时期的困难,给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二是干部中的一些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三是群众对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何明渊给我们提了个醒!”

说罢,他又给北京市公安局安排了一个任务,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前往四川达县,调查他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至于这个事件属于什么性质,还是“待调查后再做结论吧。”


调查组前往何明渊老家的同时,看守所也把他放了出来,让他在监房外从事劳动。这是一种优待措施,很明显是要对他从宽处理,但何明渊并未领悟到这一层深意,在外面干了一个星期活,他趁看守不注意,偷偷扒车逃到了秦皇岛,四处流浪乞讨。

五天后,何明渊被追捕小组找回,带回北京。同一天,调查组也从四川达县回来了,并带回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显示,不止达县,整个四川的灾情都非常严重,何明渊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没有一丝夸大、造假。

调查报告很快送到了彭真的案前,他当天就向周总理和刘少奇主席作了汇报,总理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主席则难过得久久不语,要求把救援灾情作为头等大事来办。至于何明渊的问题,原本被定为“反革命”,在彭真等领导的关心过问下,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

不过,考虑到何明渊“冒死告御状”,肯定得罪了不少家乡的干部,彭真又提出,为防止他回乡后受到打击报复,最好另寻住处,由政府出面进行安排。这个问题也是何明渊最担心的问题,所以他立即要求去贵州定居,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落户贵州后,他的生活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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