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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干部南下实录 2:晋中干部组建晋中南下工作团随军入湘
​​“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为了接管广大南方新区,支援广大南方新区建设而抽调派出的大批干部队伍。数万北方干部、共青团员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为看护新生的共和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已经 70 周年了,曾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南下干部”,却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当年朝气蓬勃的南下干部,如今大多已是“耄耋”之年甚至作古。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传奇经历,传承他们的“南下”精神,我们希望通过文字来记录这段被岁月蒙尘的红色往事。

1949 年 2 月下旬,太行、太岳两区南下干部队伍组建后,开始陆续到达河北武安集结。4月24日,长江支队接到命令,开始沿平汉线,踏上跨越数千里的南下征程。

就在长江支队奉命南下不久,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国民党统治地区发起猛烈攻势,大批城市得到解放。而亟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和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第二野战军将以主力或全部向西南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中共晋中区党委根据中央的部署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于 1949 年 2 月继长江支队组建后,预先成建制地抽调大批干部,以原晋中区党委为基础一分为二,组建了“晋中南下区党委”即“晋中南下工作团”,配备了6个地委、36个县委、216个区级班子,总计3070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随军南下。

1949 年 3 月 12 日,晋中区平遥县水务局全体干部欢送南下干部合影

3 月 15 日至 4 月 20 日,晋中南下区党委所属各个地委南下干部在接到命令后,先后赶到石家庄集结。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区党委书记武光做了动员讲话。

通过学习,南下干部深刻领会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意义,大家表示要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以适应开辟新区的工作需要。

4 月 28 日至 5 月 5 日,晋中南下队伍开始分批离开石家庄,因当时河南省的安阳、新乡还没有解放,平汉铁路尚未通车,故只能靠步行和乘马车前行,经威县、南宫、濮阳等地抵达开封,经过短暂的休整于5月中旬到达河南巩县。

在巩县明确了目的地是湖南省,并通报了南下的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已于3月在天津成立。这意味着晋中南下区党委及所属地委、县委干部要重新调整,许多干部要降级使用。面对此次干部调整,从区党委到地委、县委各级干部从党的利益和大局出发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和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

南下湘潭(长沙)地区人员行军路线示意图

巩县整编后,共设置了3个地委,即原南下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及一、二、五地委合并共计1500人,进入长沙地区;原南下三地委和六地委合并共计1100多人,进入衡阳地区;原南下四地委共200多人,进入会同地区。

为了快速赶往目的地,采取轻装行军,将棉被改为夹被,将不必要携带的物品放置郑州留守处,女同志和病员一律暂留郑州待命。

晋中南下干部乘坐的“江汉”号轮船

6 月 28 日,南下长沙的干部经郑州、安徽到达武汉并听取了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的形势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南下干部入湘后要迅速组织建立政权,筹粮支前,剿匪安民,恢复生产的任务。

7月23日和25日,在武光组织带领下,中共长沙地委和长沙专员公署先后在岳阳成立。8月5日湖南省宣布和平解放。截止10月28日,南下衡阳和会同的干部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并开展工作。在行军途中留在郑州的女干部,于1949年10月底前分别按计划到达目的地。

1949 年 8 月 5 日,南下干部随解放军进长沙

此外,从晋中三地委分别南下的两批女干部也先后于1950年1月进入湖南。至此,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太行区、冀中区、察哈尔省的干部共同参与组建的“晋中南下工作团”按照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精神,历经 9 个多月,行程 3000 多公里,胜利完成了随军南下入湘的特殊使命。

晋中南下干部入湘

解放初期的湖南,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经济十分落后。在农村,封建剥削严重,广大农民一贫如洗;社会状况不稳,匪患严重,他们利用各种时机进行骚扰和破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解放粵桂等省,南下干部面对征粮筹款的艰巨任务,在接收、接管,建立县、区人民政权的同时,克服自身的畏难情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排除各方面的干扰阻碍,向不法分子破坏征粮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晋中南下干部赵成保等就是在下乡征粮工作中遭土匪袭击壮烈牺牲的。1950年,湖南的支前任务胜利完成。

湖南是一个革命老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它是支援两广和整个西南解放战争的大本营。然而,由于国民党长期盘踞这里,使这里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反动党团、特务组织在全省范围内势力强大,全省有10万多土匪。当地老百姓称这里有“三多”:一是土匪多,他们与地主武装组合在一起,抢掠烧杀,对老百姓的危害非常大;二是国民党特务多,而且组织非常严密,潜藏较深;三是国民党的退伍兵多。

面对这一情况,南下干部并没有畏惧,他们表示,我们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迎接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战斗。他们首先着手建立各级政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恢复生产,征收公粮,为支援两广和大西南前线服务;同时抓紧清匪剿霸,维护社会治安,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

为迅速消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南下干部面对清剿土匪的严重挑战,组织军区部队和野战部队及南下干部带领的地方民兵武装及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投入20万剿匪力量,重重打击了残留的土匪,使他们的气焰一落千丈。

1951年6月,全省转入清匪肃特阶段,各地南下干部组织成立了民运工作队、武装工作队等,一方面开展减租退押、生产救灾、土地改革等,一方面继续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清匪肃特斗争。1952年夏基本完成剿匪任务。

1951 年初湘西剿匪

自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有700余干部、群众、解放军战士惨遭土匪杀害,晋中南下干部中有十多位干部献出宝贵生命。其中有衡阳县武装部长王科(山西昔阳县人),岳阳县团委书记侯国珍(山西盂县人),岳阳县一区工委副书记孙锁成(山西盂县人) ,岳阳县一区武装部长张三来1950年与土匪斗争中身负重伤,送回原籍山西盂县治疗休养。在斗争中牺牲的还有耒阳县二区区委书记赵成保(山西黎城县人)。

1966 年,毛泽东在韶山接见部分南下入湘干部

在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初步稳定后,南下干部扎根湖南,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担负起了巩固新政权,建设新湖南的光荣任务。他们与湖南人民一道出生入死,把自己的热血洒在潇湘大地,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湖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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