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定位于科技创新高地，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之上，目前正进一步集聚全球先进制造资源。深圳作为区域科创中心，2017年GDP达2.24万亿，名列全国第三。现在，深圳仅被定义为粤港澳的科创中心。一旦GDP接近或超越第二名的北京，举国人民才会真正意识到深圳是全中国甚至亚洲的科创中心。反观长三角区域，尤其是上海，近几年与之相比，无论是自主创新、民间创富、科创中心建设或可持续发展，似乎都有些黯然失色。
西方世界级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企业作为区域经济核心推手，都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根据表中所示，在西方早已走过的第一阶段，目前中国不少行业市场份额已达90%，即将撞见天花板。在第二阶段，西方国家诞生了一批职业经理人，增强了企业效率。第三阶段，西方通过技术革新，谋求战略转型，在高新科技领域一枝独秀，永远突破既定的行业天花板。
方升（园区大会）认为，中国在全球科技革命的浪潮之下，要实现经济领域的弯道超车，必然是内部管理与技术革新同时跟进，方能追上欧美国家的步伐。长三角区域所真正欠缺的就是第二阶段优良的市场管理能力和第三阶段的科技创新能力。
长三角VS珠三角劣势
1、缺乏市场活力
珠三角区域通过与香港的对接，出色地接轨了国际市场，建立起国际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吸引着中国各地的劳工、科学家及工程师纷至沓来。珠三角随之成为了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它的经济活力，更多也是依靠市场及民营部门的发展。
反观长三角，区域发展一直是规划管理型的政府操作主导模式为核心。最典型的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传统，上海政府仍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国营龙头老大”。而在大洋彼岸观望数十年之久的外资，也趁此时憋足了一股劲快速涌入，加之国家放松了上海的税收上缴义务，方才有世纪初上海市场经济领先全国之象。
可近十年来，上海颟顸保守、封闭自大，进取之心锐减。生产与经营成本的居高不下，使许多企业盈利能力长期徘徊于低水平层面。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贷款金额逐年递增，增长速度较快，却远没达到民企整体资金需求。此外，上海民营经济还面临隐性市场准入壁垒。在许多特殊的垄断行业，民营经济进入与退出无法享受国有资本或企业的同等优惠条件。行业准入门槛较高，大幅限制了民营经济进入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民营经济投资较多地集中于某一特定的领域或行业，又产生了过度的竞争。
周边的江苏、浙江两省，截至2017年，浙江有上市公司414家，总量居全国第二；江苏共有上市公司381家，总量居全国第三；而上海有上市公司275家，总量居全国第五。但在将近千余家的上市公司中，国企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广东全省国企加起来100出头）。换而言之，即使江苏、浙江在国资总量、结构与上海有着不小的差异，却也未能真正改变长三角区域“国企独大”的局面。
（2017、2018数据可能略有偏差）
方升（园区大会）认为，长三角应主动学习深圳模式，以“小政府”、“服务型政府”理念运作区域经济。政府调控和市场效率有机结合，在各自领域，担当准确的角色。政府应适当放宽行业准入条件，激发出民营经济的市场活力。国企要自力更生，加快借助资本市场推进混合制改革、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至于区域创新驱动战略，改制后的国企仍应发挥重要作用，将曾经那些虚无缥缈、流于形式的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口号切实落地。在此过程中，调动职工积极性是第一位的。外界诟病国企效率低下、政策有形无实，追根溯源，矛头直指的还是“大锅饭主义”。改善不合理的工资薪酬结构与创新绩效考核是当务之急。特别是在业绩评价等方面，应更重视科技研发、创新转型投入产出，将之视作年度考核的利润甚至单列。
产业生态构建缺失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的产业园区是极度注重产业生态构建的。所谓产业生态，是一个有机复杂的功能体，具有整体性、竞合性、开放性与丰富性的特征。产业园区招商最要考虑的当属是否符合产业生态的特征。
企业既然来了，就要对产业生态有良好的影响。不然，园区企业之间的产业和技术关联性较弱，缺乏产业集群机制，产业集聚效果又不明显；单凭区域大企业数量的增长，根本无力顾及产业优化和结构调整。
长三角区域，譬如上海就过分追求招大引强。如此之多的大企业贸然进入，非但不符合优良产业生态的特征，还将进一步挤压本土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3、科技投入不足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是政府资金补贴与融资能力强弱。尤其新能源汽车这类产品的销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每个时段的政策扶持力度。
科技投入问题上，光看数字，2017年貌似上海甩开了深圳。然而，深圳科研经费占GDP、财政的比重，却超越了上海。可见，深圳更重视科研技术的创新工作，加之自身繁荣活跃的市场经济体系、勇于创新的思想浪潮，总体领先于上海。
但从历年数据变化上也能看出，上海并不甘心落后于人，正逐年加大科技产业的投入，主要以承接国家科技研发任务，落实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为主。
（注：上海科技投入数据中，包含了天文馆等基建，从严格意义产业角度来说，有点不着边际。剔除基建，两者在数据上的差距只怕更小，甚至微乎其微，上海占比可能更加低）
方升（园区大会）认为，长三角区域或许短时间内，无法扭转人们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但凭借得天独厚的经济财政优势，继续加强科学领域的投入，通过持续导入的庞大资金与各类优质科研资源，亦能在创新层面达到与粤港澳并驾齐驱的高度。在此基础之上，长三角区域城市逐渐摆脱僵化保守的思潮氛围，真正建立以科技创造为导向的全新社会环境。
4、城市定位分工不合理
粤港澳大湾区已有完善的城市分工体系，“9+2”城市群呈现出多元化的产业格局。深圳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是首屈一指的创新型城市。广州是华南高端制造中心和贸易枢纽。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物流、金融服务业发达。
粤港澳11城结合自己城市的区位、功能和产业分工，推动湾区一体化进程。而长三角城市分工仍不明确，呈现出“大、全、散”基本特征，产业同构、同质化竞争现象依然存在，严重挫伤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方升（园区大会）认为，长三角区域各城市，还是应尽快地实现相对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
前文说了这么多，诸位也不必太悲观。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粤港澳湾区相比，虽有不小差距，可在中国甚至全东亚已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目前所谓的僵化落后，更多是在对标世界级湾区内部的国际创新大都市中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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