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一

何焱林

   阎文

第一百一  言蔡仲之命周公致辟于管叔本王肃金縢辟字解

郑夹漈谓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余亦谓今文明则古文如指诸掌。其相关合，尤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金縢为千载以来儒者聚颂，今亦渐次涣释。独难处则罪人斯得一语，以为如流言出管蔡谓之罪人邪，何不立归公，且鸱鸮诗既取我子，分明管蔡已陷于死，公痛其兄之词。如此，上文辟将又作刑，居东又作东征。近读郝氏敬辨解云，其居东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释也。则罪人斯得，谓管叔始服辜也。公初至东，管叔谋阻而不肯改步。明年将以殷叛，成王觉，使人执而杀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叔也。不曰讨而曰得，不用师以计得也。谁得之，王与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东叔叛，王疑公党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为叔请，进无以白于王，退无以解于兄，管叔所以蓦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沉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后，公知而乃作鸱鸮之诗贻王也。鸱鸮见豳风。然史不称叔称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管叔以殷叛，朝廷以叛杀罪人，非以流言杀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鸱鸮之诗犹不悔也，欲诮让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杀叔，自知公无罪矣，何待风雷启金縢然后悟耶？惟上不悟，故杀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为罪，则以流言为忠。以叛为罪，知叔之当讨。以流言为忠，不察公之无辜甚矣，成王之蔽于谗也。盖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东久，管叔既以叛诛，而王尚不悟之即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记罪人斯得于公居东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即诗云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之意。世儒不达，误谓公以流言杀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谤，闻谤动色，即非圣人，况口舌风闻，杀兄自明，视管叔所为，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据而知非公得耶？曰公得必以师，是世儒所谓东征也。时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师则必请，请则王必不从，不请独行则王愈疑。人谓己不利，而又专制兴师，是救焚益薪也。故当时闻谤不辨（辩？），辄自引避，处忧患而巽以行权，非圣人不能，岂有仓皇东征之事乎。东征之说，由汉儒误解我之弗辟为刑辟，孔书承讹，伪撰蔡仲之命，谓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说缘饰于春秋传卫祝佗云，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杀管叔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杀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凯释之云，周公以王命杀之，将为公文杀兄之过，而不知公本未尝杀兄也。据孔书为辟叔，而不知孔书后人伪增也。诗咏东山破斧缺斨，是为东征。在成王悔悟，迎公归之明年，非居东之二年也。为讨庚禄父，非讨管叔也。是时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谓将黜殷作大诰，既黜殷，杀武庚是也。故书大诰后金縢，诗东山后鸱鸮。编次正同。世儒误以居东为东征，不思书记居东二年，诗咏东征三年也。又以大诰中为讨管叔，今大诰在，何尝一字及管蔡。暧昧片语，奚损盛德，而擅师旅，甘心同气，兄弟之恶，不过阋墙，而习檄星驰，播告四方，岂圣人所为。况为谤之初，既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后，又岂肯因谤杀兄。学者穷经，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既厚诬公矣，乃诡称大义灭亲，援汤武放杀为解。夫汤武，无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纣负天下，天下弃之。兄虽负弟，弟讵忍弃兄。棠棣一歌，千古含悽，七月鸱鸮皆为伤兄作，大诰康诰垂泣而语，无逸戒诪张乱杀，立政教敬尔由狱。诗云鼠思泣血，无言不疾。公盖终身未忘于管叔之死也。岂其既杀兄呻恫至此极乎。孟子之书，最为近古，陈贾问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叛，有诸。孟子曰然。陈贾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皆言公失于使兄耳。若更有杀兄之事，陈贾巧诋，岂不尽言。而孟子又岂直以误使为过。不知误使犹为过，况其杀之。岂但过而已邪。故某窃幸公所以得免于杀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正唯以公居东一行耳。使公闻谤不早避，避不即东，管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纣之子挺戈西向，公于此时欲避不及，欲不与于杀叔，不可得矣。惟其闻言即去，不利之谤自解去，而居东反侧之谋坐销。是以管叔之叛迟至二年之后，东方情形悉于居东之久，公在外，二公在内，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免于推刃同气之惨。此其应变精密，几事能全，岂寻常思虑可到。当世疑公杀兄，亦以是耳。

 

何按

阎谓《金縢》千载聚颂。诚有以也，阎亦聚颂者之一。今不陷此漩涡。

㈠罪人斯得，得何谓？得者杀也，杀管叔，蔡蔡叔？得散布流言者？

①得者杀，阎持是论。谓成王知管、蔡谋反，成王及二公计而杀之。然书仅及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未及勾结禄父，成王及二公何以知管、蔡与武庚谋反？周公居东，三监及武庚未曾举兵，如何证其反？未确证其反，计而杀之？此非疑罪从重，疑犯从死，草菅人命？

流言无非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即知为管、蔡散布，焉知其不为忠心王室，周公位高权重，成王年幼，疑周公有异心，非只管、 蔡，成王亦疑，否则，何能动摇视听？二人纵有错，亦为朝廷，罪不至死，焉能便杀？况管、蔡为叔？

②罪人斯得，即散布流言于国之首要人物，此人非管、蔡，而为管、蔡代理人，从此人口里，知使其流言于国者乃管、蔡所使，后人疑为霍叔，霍适在京。此极可能，即使周公居东，为阻周公回朝与政，并彻底将周公逐出政坛，甚至为使朝廷以流言治周公之罪，流言必继续散布，终致成王及二公警觉。周公既已居东，表明其不与朝政，仍流言不绝，必有人故意造谤，一查而知其为管、蔡所使。

此信息必有人传与周公，或二公所传，或他人所传，公虽居东，朝中必有人与通消息。成王仍疑信参半，未立召周公回京。后周公有《鸱鸮》之诗遗王，王亦未释，只未敢诮公而已，见疑忌之深。

㈡《鸱鸮》何指？

①鸱鸮诸家多指成王，二子则指管、蔡，阎文以大量篇幅论述姬旦痛管被诛，蔡被放，引舜为例，喻周公不杀管叔之是。若成王与二公未知管叔与武庚勾结谋反，只以流言杀管叔则为不仁，若疑管叔勾结禄父谋反而无实证，则为不信，于成王，管则叔也，于召公管亦兄也，至少共事多年之同僚也，以疑罪而姪杀叔，弟屠兄可谓义乎，智乎？此举自然违礼，阎欲拔高周公，而陷成王、召公，太公于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冤囿，阎亦何忍！若管、蔡与武庚勾结，必早有防患，森严壁垒，成王何能深入虎穴，取其首级？阎氏想当然耳。

②周公虽为成王之叔，但为人臣，焉能指斥其王为鸱鸮，责以杀其子，毁其家？还遵臣子之道，守臣子之礼？如此无道无礼，为臣尚且不资，遑论圣贤？

郑笺曰：“成王不知其意（摄政之意），而多罪其属党。”此亦妄度，成王罪周公不成，而罪其属党，敝地有谚：“啃不动青杠啃泡木。”动不了周公动其属，而且还“多”，致“罚杀无辜”。流言未坐实，周公罪否在未定之天，而大开杀戒，戮其部属，武庚未叛，周室自乱，此成王何等昏暴，能成成康之治？况其时不过十二三岁之孩子，能有如此深刻用心，酷烈手段？

阎论尤为偏颇，其释诗则周公有杀亲之痛，成王为杀亲屠伯，借惜管叔被诛而斥成王为无道滥杀之君！

③《鸱鸮》何指？指武庚禄父。武庚教唆或勾结管、蔡谋反，使其犯谋逆大罪，非取我子乎？武庚谋反，欲吞周室天下，非毁我室乎？“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此话明对武庚说，你就慈悲一点吧，可怜可怜小孩子吧，实对成王说，武庚是斯侮你年纪幼小而谋反啊！提醒成王，周室之乱不在萧墙之内，而在殷之余孽武庚。

㈢居东抑东征？《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居东是“辟”，即避，非刑辟，避开是非之地，不在朝中，如何篡夺？以减轻成王猜防，群臣狐疑，亦息流言之捷径。居东亦是对武庚及管、蔡之镇慑，武庚等不知周公因何居东，故不敢乱动。如若此时东征，流言之源未清，武庚反形未彰，无朝廷旨意，实师出无名，擅自用兵，则周公有杀人灭口，武装叛乱之嫌。不仅会受到武庚及管、蔡抵御，亦将受朝廷进剿，两面受敌，声名狼藉，军心亦将涣散，周公将自取灭亡！

㈣三年东征，周公受命。周公为成王迎回，重任要职，武庚、管、蔡等因惧其阴谋败露，铤而走险，趁周公回朝不久，政情军情未熟之机，举兵造反；因周公居东二年，熟悉东方情事，且成王发金縢之匮，知周公忠公体国，故委以平叛重任。平三监之乱及武庚之叛者周公，无论管叔、武庚死于军阵之间，或擒而处斩，或死于自戕，皆因周公东征所致。阎力辩杀管叔非周公，实迂腐之见。周公不领军平叛，任武庚，管叔坐大，以至攻入镐京，灭亡周室，成王、二公等将罹同样之命运？周公恐亦难免于难，纵然能逃一死，其心安否？能上对祖宗，下对黎庶乎？

阎以舜对象所谓兄弟之情喻周公与管、蔡，此亦腐论，舜待象之事不见于《书》而见于孟子，余前有说，此不赘。即以此论，舜是在象犯罪未遂，于人于己无害之情势下始取宽容，而武庚与管、蔡正在谋反，正图灭周，生死攸关间不容发之际，岂可因兄弟之情而丧大义！当管、蔡流言，至朝廷疑周公有二心，几遭不测，管、蔡可曾念及兄弟之亲情？

阎不忍姬旦杀兄，而忍成王杀叔！此为何等悲悯情怀？！

㈤“我之弗辟”，孔传：“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孔传称此处“辟”为法，误。周公处嫌疑之间，不请命而伐三监，于公则为擅自兴师，于己则为泄私之愤，乃至杀人灭口，故此处之“辟”当作“避”解。

王肃云：“东，洛邑也。管蔡与商、奄尽叛，故东征镇抚之，案验其事，二年之间，罪人皆得。”

《大诰》“天降威”，王肃释为：“天降威者，谓三叔流言，当诛伐之。”

王肃于《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二年克殷，杀管叔。”

阎言王肃涉管、蔡之论，要之为此三者。阎论有是有不是，然周公东征，平三监与武庚之乱，故诛管叔、蔡蔡叔，皆周公受王命所为。

㈥《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孔传：“致法谓诛杀，囚谓制其出入。”孔传于此释“辟”为法，是。管叔与武庚乃叛乱首恶，不依法诛管叔，能正其罪名，以儆效尤？此与金縢之“辟”纯属二事，岂能混为一谈？孔于《金縢》释“辟”为“法”非，于此释“辟”为“法”是。此为《蔡仲之命》，略述前事，不及武庚与管、蔡谋反，亦有为蔡仲先人讳之意，以免蔡仲难堪。

《蔡仲》此段，与王肃第三条近似，叙同一史实，有相似处，此为常例，何据而证孔安国袭三百年后之王肃？

㈦余不不疑《蔡仲之命》，而疑《金縢》为后人做过手脚。其“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之等皆“子不语”，与《书》文风不类，极似今文家天人感应之言，如今文《泰誓》有“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为乌”等文字，只春秋后方士、占星家、神仙家等出才有之笔法。

㈧从王肃说经与孔古文相似处，可以猜想，王肃、郑冲、皇甫谧等极有可能接触乃至拥有壁《书》及孔传。前人猜想王等见过《古文》经非凭空臆想。余前曾言，古文《书》至少有三个传播渠道，一直在民间流传。

何以历东汉近两百年，古文《书》几无人称引？

➀两汉皆重儒学，汉武罢黜百家，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被尊为经，学者不敢擅动。

②今文经学以谶讳说经，统治者至为看重，学界多迎合其意，今文经学居于主导地位，西汉末刘歆欲立《左氏春秋》，几遭杀身之祸，东汉桓谭谏光武不必以谶讳为依归，几被刘秀所杀。《古文尚书》几全无怪力乱神之说，孔传更不以谶讳说经，不仅遭今文经学家之忌，亦在上者所不喜。入不得朝堂，进不得官衙，立不于太学，上不了典册，其处境甚至不如诸子，如老庄韩墨等书，可以自由传播。《书》为经，多了一道光环，亦多了一重禁忌，即称谓亦只能为逸《书》。

③东汉至桓、灵，党锢之祸而后，汉室风光不再，至建安间已风雨飘摇，学界渐冲破旧日籓篱，解脱今文桎梏，进入思想活跃期，佛陀之教，老庄之学渐为读书人接受，古文经学亦渐显现，今文尚书三家学日益式微，以至湮灭。计建安间《古文尚书》已为更多人传习。三国扰攘，兵争不已，无暇他顾。西晋统一，有了一段太平日子，孔颖达曾说西晋间《古文尚书》已立学官，应是事实。

④东晋始立梅书于学官，无确据。

⑴两汉今文三家学立学官三百余年，传播广远，东汉熹平间刻石，立于洛阳太学，成千上万读书人前来摩写，传播当更广远。不仅洛阳一地，全国各地亦当有，至三国鼎立，蜀当有，吴亦有，中原地区，洛阳而外，多地亦有，因刘聪攻破洛阳，焚烧宫室，今文书即挪无余，便是阎若璩臆造无根之言。今文书之湮灭，是一个渐进过程，逐渐为古文经学所取代。此不细议。

⑵立书于学官，非同儿戏，元帝及其臣僚，亦非三尺童子，不可能谁献一书即立于学官。以今文三家学而论，经数代流传。至汉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石渠阁会议后，始定立三家学。东晋元帝在位仅六年，西晋覆亡，士人东迁，新朝初立，万几纷繁，梅赜无籍籍声名，不见史传著录，不可能献一本谁也不曾见过之书便立学官，总得看一看，对一对见存经籍，总得找人议一议吧？参照一下三家学立学官之过程，要费几多晨光？短短六年够吗？梅赜献书，旋立学官，将东汉开国君臣耆旧，皆看成不更事之纨裤少年，过之甚矣！

《晋书·荀崧传》述崧议立学官事，奏疏曰：“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中孔者，孔安国也，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也。

此是东晋立国之初，东晋人自上之疏，载入晋之史籍《晋书》，说明孔《书》西晋世祖武皇帝时已立学官，关梅赜何事？梅其时可能还是一个“打横棰”之小儿。

⑶以阎若璩为例，穷其二十余年心力，在书籍得来远比孔安国容易得多之清初，才凑出一百二十八条，实则多条阙如。试想“孔安国”当年要造伪书，搜出此一百二十八条费时几何？将其嵌入各篇，至少做到不重复，不牴牾，须费多少心思？较之阎氏，多一倍时间不为过吧？阎称安国早卒，则孔安国墓木已拱，若为王、郑、皇甫，他事不做，至其书成，则已由青青子衿，变为垂垂老叟！且彼等能造出一部皇皇《尚书》？即以阎所称道白居易之著与《尚书》比较，可乱何篇之真？其与《书》文能在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