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文
第九十七 言商祀周年互称不必尽如尔雅
尔雅为训诂之书，特少所袭用。大禹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即唐虞曰载。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即夏曰岁。伊训惟元祀，太甲惟三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毕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愚及之今文书，反多未合。如唐虞纯称载不待论，若商必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二年，及罔或克寿者亦俱称年不等。或曰此盖以周之年述同在位之数云尔。若对商臣言则曰惟十有三祀，对商民言则曰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仍不没其故称也矣。余曰然则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非对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亦称年。疑祀年古通称，不尽若尔雅之拘。观周公称高宗三年不言，参诸论语，戴记俱然，及一入说命，便改称三祀，亦见其拘拘以尔雅为蓝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见乎辞矣。
按宣和博古图录商兄癸卣铭曰惟王九祀，周己酉方彝铭曰惟王一祀，周亦称祀，太甲元祀惟梅氏书，而刘歆真古文仍是元年，商亦称年。
何按
《大禹谟》为古文篇目，阎认古文为伪，《大禹谟》伪也，一伪皆伪，则“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为梅氏所伪造，焉能以伪造之篇为史之证？阎真实用主义者也。
阎谓：“若商必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享国七十有五年？’……。”阎似乎忘记了周公是在周代对周成王说话，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清朝，民称官为大人，为老爷，入民国，仍称清代之官为大人，为老爷乎？今人对今人说殷中宗享国七十五祀乎？周人对周人说，一般不再称年为载，为岁，为祀，再自然不过。不过今人载、岁、年都在用，如习用语“三年五载”，“一年半载”，至于岁，用得更多，如问孩子：“今年几岁？”，“岁岁平安”，“岁月催人老”，“押岁钱”……。祀则非专门场合，不用矣，说“祀”往往与祭祀相联。
阎谓：“《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非对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亦称年？”
此虽对商民说商君，亦明告天下士，天以五年之期，待纣改恶从善，尽仁尽义。述词之主语则是天，“天惟五年须暇之”，非商君，故称年。
《多方》：“王曰：‘呜呼，猷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監五祀。’”直接告殷多士，有方者殷有之方也，原殷庶邦仍念殷不忘之多士也，故用祀。故商的用“祀”。
阎谓：“观周公称高宗三年不言，参诸《论语》，戴记俱然，及一入《说命》，便改称三祀，亦见其拘拘以《尔雅》为蓝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见乎辞矣。”
周公何时人？周人也。孔子何时人？周人也。《礼记》记何时礼？周礼也。小戴何时人？汉人也，汉亦称年，故皆称年，由此观之，周确实用年，而非兼用。若周公说殷人用祀，孔子、戴圣说殷事皆用祀，仿佛今说商事必称祀，说夏事必称岁，说唐虞事必称载，真拘拘然尔。
《说命》、《太甲》，殷人说殷事，《说命》称祀，“太甲元祀”，足见殷人确用祀而不用年。即从此点，亦证《太甲》、《说命》确为殷人之作。刘歆汉人，用年成习，行笔改写，何可为例？
周之明器、《逸周书》，确有年祀兼用者，周之初，因厘革未尽，或因习惯成自然，年与祀，不过纪年用词，用与不用，不犯法，不罹罪，故一段时间，年、祀并用，不足为奇。但周确用年，非年、祀并用。
《诗经》只用年记时，如三年，万年等，“祀”只用“祭祀”一义。又《春秋》为编年史，其纪年只用年，不用祀，说明周人只用年，非年、祀并用。《尔雅》为历代经师解经集腋之作，非一人闭门造车，于载、岁、年、祀之释，当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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