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8月03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3日第338期
【核心提示】城市垃圾分类形式上是物质分类技术问题，但垃圾由千差万别的人生产，其分类、收集、处置涉及人的意识、行为及与此关联的社会规范、社会控制和社会制度等。
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外在形式，异于传统社会学，往往以“环境”、“生态”等话题呈现，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无非是社会中的人和社会系统。城市垃圾分类形式上是物质分类技术问题，但垃圾由千差万别的人生产，其分类、收集、处置在现代社会大系统中进行，所以垃圾分类一旦纳入社会学视角，就不再是简单的问题。垃圾分类涉及人的意识、行为及与此关联的社会规范、社会控制和社会制度等，如强调居民的“环境意识”并呼吁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等。但城市生活垃圾从产生到处置或转化利用的整个流程，是在由相异的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大系统的结构—过程中进行的——这一点常常被管理层忽视。
2000年中国有8个城市成为原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0多年之后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为什么垃圾分类推行如此艰难？一般认为是由居民素质差、政府工作不力、财政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笔者近年的调查发现，深层原因并非通常所理解的那样。
尊重地方实践
未受工业化影响时的中国农村，废弃物的分类、资源化利用非常有效，可称之为“有垃圾无废物”的社会。由于社会变迁、观念更新，城市垃圾处理较少汲取传统社会的生态遗产，而一味学习工业化国家做法。发达国家在垃圾分类处置方面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新技术和管理方法，但直接将这些做法套用到中国，则很难成功。当前，中国城市普遍设置“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桶，这是模仿而来的“中国模式”。在街头、公园，我们经常看到“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漂亮垃圾桶，甚至写上外语，让人感觉“先进”，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多数人对“可回收”、“不可回收”视而不见；一些守规则的人想“科学”分类，结果左右为难，因为“可回收”、“不可回收”模棱两可；少数认真的人，发现分类后的垃圾最终被混合起来收集——这是普遍状况，因此，积极性备受打击。事实上，真正可以操作的垃圾分类方法，一定是“此地”的办法，无论是传统农村还是国外成功的垃圾分类，都是建立在当地具体情况基础上。
或许我们可从城市粪便系统处理思路反思今天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抽水马桶—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模式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众所周知，人粪尿是非常好的肥料，完全以化肥代替传统农家肥，对农作物生长及农田的可持续利用均有不良影响。而上述处理模式对肥源的“一弃一替”，产生了诸多环境问题。据估算，中国水体污染一半来自生活污染，而人粪尿又是其中最重要的“肥源”。城市生活污水排入水系导致湖泊富营养化，进而出现严重水问题，太湖、巢湖等地蓝藻爆发就是典型例子。化肥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环境问题，农田使用中的化肥流失也给环境增加新负担。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尚未完全定型，有可能在结合国情方面，探索出减少污染、增加回收利用的处置办法。从笔者调查情况看，一些地区正在探索新的方法，如无锡某公司利用新安街道分离出来的厨余垃圾生产液态肥。中国目前在使用化肥农药方面没有严格约束，因此食品安全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人们提出从“餐桌到餐桌”的理念，即把厨房餐桌上产生的废弃物，分类收集后通过生物工艺处理，生产出生态、高效液态肥，再施用于农作物，实现循环利用。这一探索如能成功推广，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置有可能走出简单的模仿方式而实现创新。
重视末端畅通
垃圾从产生到最终处置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某部分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整体功能必受影响。垃圾分类投放属于前端环节，处置属于末端环节，如果没有合理的末端处置设施，垃圾分类处置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多年前，笔者带着研究生在校园里观察过垃圾收集全过程。学校师生相对而言比较了解环保也遵守规则，尽量按垃圾桶上的指示分类投放。但最终清洁工却把不同垃圾桶里的垃圾倒进垃圾车混合后送填埋场。原因很简单：该市还未建立起垃圾分类处置系统。废电池处置也如此，一些热心人士单独收集电池，但国内还没有电池回收利用企业，除部分电池暂时存放，大部分干电池最终还是进入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
从过去的分类实践看，多数从事垃圾分类宣传的个人、团体、机构并不清楚或考虑垃圾末端处理流程，甚至一些专业部门在具体设置分类垃圾桶时，也没有考虑最终垃圾的去向。最近我们协助某市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发现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一方面，市政府下达指标要求居民垃圾分类率在某年某月达到多少；另一方面，分类以后垃圾怎么处置，连一个明确方案都没有。试点小区的垃圾分类已进行半年，分出来的厨余垃圾基本可满足堆肥要求，但该市并未安装适宜的设备进行处置，垃圾分类普及后的处置困难，难以想象。总之，目前国内在推行垃圾分类时，往往就分类谈分类，缺乏前端分类与末端处置的系统整合。
从经济角度看，如果没有适宜的厨余垃圾处置设施，就不需要进行前端分类，否则劳民伤财。从社会动员角度看，做一件费时费力却没有意义的事，很容易挫伤居民的积极性、增加居民不信任感。末端不通畅，即使花九牛二虎之力推动，结果依然是无功而返。若末端能打通，即使垃圾分类有困难，也能逐渐有效推进，且末端的信息反馈会强化前端分类工作。分类中存在的问题从末端处置反映出来，再反馈到前端分类，由问题来推动分类正确率，更可使居民充分理解分类的意义。可见，垃圾分类的实践逻辑是以末端可行的垃圾处置办法推动前端垃圾分类，而不是目前所通行的由政府或某个机构按照某种意愿，从前端进行宣传推动。
推进“干湿”两分法
从近几年探索看，“干湿”两分法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基本方向。“湿”垃圾主要指与饮食相关、产自厨房餐桌的垃圾，或称厨余垃圾。“湿”垃圾量因地域、季节、社会阶层而异，约占生活垃圾总量的1/3到1/2。除厨余垃圾外，其余的就是“干”垃圾。“干湿”两分是基本思路，具体方法则因地而异。
为什么说“干湿”两分法是垃圾分类的基本思路？笔者认为，“干湿”两分法思路有望解决中国城市垃圾分类中的核心问题。首先，垃圾减量效果好，资源化利用率高。约一半的“湿”垃圾被分离出来，最终以肥料的形式返回土地，同时纸类、塑料类因为没有“湿”垃圾而方便捡出、回收与利用。其次，减少了二次环境污染。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其余垃圾则可相对干净地收集、中转、运输和堆放。最后，节约垃圾处理总成本。“湿”垃圾就近处理，减少运输成本，且可减少填埋场渗沥液，降低垃圾填埋场污水运行成本。垃圾总量减少，也会延长垃圾填埋场寿命。对垃圾焚烧厂而言，不仅降低渗沥液处理成本，而且优化了焚烧垃圾的组分，提高垃圾的焚烧热值。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如何有效推进垃圾分类？从技术角度看，分离厨余垃圾是推进垃圾分类的突破点。“易操作”是成败之关键，“干湿”两分法简单易操作。“湿”的概念与饮食相联系，菜叶果皮、剩余饭菜的生产空间主要集中在厨房、餐桌等，这与普通家庭厨房必备垃圾桶的习惯一致。
从组织方式看，垃圾分类试点应该率先在经济发达的地、县级城市进行。这些城市的管理层级比较少，内部差异性小，政府的协调能力强。“湿”垃圾终端产品与农业的结合也相对容易。特大城市的垃圾处置虽然最为急迫，但城市管理层级多，社区内部差异性很大，要达成理想效果，难度很大。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
【核心提示】日本垃圾分类可谓细致入微，实践起来难免繁琐，不过如此细分自有其道理，实际上体现了日本各地垃圾分类的“地域自治”特色，这是日本各地政府引入多元化处理方式、循环利用方式所产生的结果。
日本的干净是出名的。无论漫步闹市街头，还是徜徉于村落小径，映入眼帘的总是整洁的道路，素朴的房屋，精致的街边花园，一尘不染的公用设施。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危机之后，日本国民就在生活环保方面逐步生产出全民性自觉，这种自觉最生动的写照，便是居民在垃圾分类上的自觉。
日本垃圾分类可谓细致入微，实践起来难免繁琐，不过如此细分自有其道理，实际上体现了日本各地垃圾分类的“地域自治”特色，这是日本各地政府引入多元化处理方式、循环利用方式所产生的结果。
垃圾收集作为一项政府职能，通常由当地政府统一实施，但在日本，除了城镇政府会统一收集处理垃圾外，还允许社区居民自行组成团体，实施垃圾回收。为了鼓励此种行为，政府还根据社会团体的垃圾回收量给予奖励，此种制度被称为“社区资源回收”。以横滨市为例，当地社区业主所组成的自治会、町内会、儿童会等各种市民团体在市政府相关部门登记后，即可进行垃圾产业活动。他们与废品回收业者进行联系，与其签订协议后，通知社区居民，按照团体拟定的时间、地点、回收垃圾的品类，对旧纸、旧布、金属瓶罐等物品进行分类处置，然后由废品回收业者来回收。市政府规定，市民团体与废品回收业者可根据自己的活动业绩进行奖金申请，每处理1公斤可回收垃圾，可从市政府获得3日元奖励，奖金可用于市民团体的一切活动。
这样做的原因显而易见，政府不仅可在垃圾处理上获得社会力量协助，从而节约人力、物力支出，还能借此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交流，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垃圾处理机会，并推动废品回收等环境产业的发展，形成典型的多方共赢格局。正因如此，政府总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市民自行发展垃圾回收事业。这样做的效果同样显而易见，各种民间智慧往往能与政府的鼓励巧妙结合。比如，一些饮食行业的店家发现，用于油炸食品的废弃食用油作为垃圾处理起来很麻烦，又十分浪费，经研究发现，这些食用油经精炼加工后，可当做汽车燃料来使用，于是店家联合起来，组织回收居民食用油。京都市政府随即决定，将贩卖京都市指定垃圾袋的收入用于资助这些市民团体。名古屋市政府则采购精制油来为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目前该市有3辆城市垃圾车和2辆公交汽车成为这种精制油的专用车。这样的收集工作颇见成效，2010年的食用废油收集量从2009年的2299升增长到5335升。
2009年，日本政府对当地市民团体成功组织的多项废品回收事业进行了资助。北海道浜中町雾多布地区的一个环保组织对废弃自行车进行回收，将弃用自行车进行修理后，再租给旅行者，既促进了废弃自行车再利用，减少了大型垃圾量，又促进了北海道当地的旅游事业，为旅行者提供了廉价的便利。东京都町田市的“Zero Waste协会”组织了本市家庭垃圾的堆肥化处理。他们成功动员了本市许多楼房住户参与到厨房“湿”垃圾分类活动中，还利用休耕时期的农田进行了“湿”垃圾堆肥实验并付诸生产实践，不仅减轻了市政府每天处理大量厨房垃圾的压力，还为农村提供了理想的有机肥料，使得“Zero Waste”不再停留于口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冲绳那霸的循环运动市民会，这个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团体对该地区超市和食品工厂产生的大量残存食物垃圾进行调查、回收，并实施了饲料化实验，又组织出售了由该类垃圾饲料喂大的猪，成功整合了农户、商家、政府部门的活动。
爱知县名古屋市的“笠寺Recycle”是一项由名古屋女子大学服装系学生与当地服装业者团体之间合作完成的废弃服装的回收再利用项目。这里的服装业者借助大学教室，开设服装课程，教当地居民如何用回收的废弃布料、衣料进行翻新，制成造型新颖的提包、帽子，并在当地商业街举办展示会，进行出售。在整个回收制作过程中，大学不仅提供教室场地，还将其编入大学课程体系，大学生和市民一起选修这门课程，参与衣料、布料回收、设计、翻新工作。合作不仅实现了对废弃衣布的回收再利用，还为大学与当地市民社会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为当地市民的服饰设计注入了全新理念。
垃圾分类及与此相连的回收利用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如能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力量，则可为垃圾减量、回收利用以及减少环境污染提供更多来自社会的支持，循环型社会也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核心提示】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成功开展依赖分类处理设施的“硬条件”及社区整合形成的“软条件”。新安街道充分利用“村转居”改制社区自身的治理模式、人口结构特点，开创了垃圾分类的“新安模式”。
社区垃圾分类从垃圾的产生源头进行，对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效果最为明显，是实行循环经济的必由之路。江苏省无锡市新区新安街道经过一年多努力，试点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8%以上，投放正确率达75%，减量率达30%，是少见的成功案例之一。
无锡市新区新安街道2011年4月28日开始按照“前端分类、后端处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生活垃圾大类粗分、厨余垃圾就地处理”的思路实施垃圾处理工作，在新安花苑三个安置小区12812户家庭中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垃圾分类按照“大类粗分”原则，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用“绿、蓝、红、灰”四种颜色的垃圾容器盛装，分别送至街道的“有机垃圾处理中心”、“社会资源再生企业”、无锡市“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每户各发放一个“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并定期发放垃圾袋。一个楼道（50户）配备一组分类垃圾桶（包括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可回收垃圾大部分由居民自行出售，部分丢弃的被民间“拾荒人”收走。有害垃圾量极少，定期进行处理。在日常的分类实践中，垃圾分类简化为“干湿”两分法，分类投放简单易行。
新安街道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设四层级，包括街道、社区、片长、分类指导员，形成责任明确的“自上而下”的科层体系。街道统筹制定垃圾分类目标和实施计划，是制度设计者。街道下辖三个社区，各社区负责本社区的垃圾分类宣传、硬件设施设置，以及日常垃圾分类工作，是实施者。社区被分为规模近似相等的若干片区，片长全权负责片区垃圾分类、运输监督和检查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工作等事宜。分类指导员负责宣传垃圾分类、监督居民投放和二次分拣。一个楼道（50户）设置1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其属于志愿性质，街道每人每月发放300元补贴。新安街道的垃圾分类科层体系呈现如下特点：第一，职责明确。通过分工，每个社区、片、楼道都做到了专人负责。第二，信息上报制度。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通过“分类指导员—片长—社区—街道”，将信息最终反馈到街道，街道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第三，监管与督查制度。街道与社区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如《工作小组例会制度》、《垃圾分类指导员管理细则》等，对各层次行动者的行为规范做出明确规定。上级对下级的督查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督查和重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并伴以奖惩制度。
新安花苑是由“村转居”改制而来的社区。居民中除新加入的部分流动人口外，基本保留了原来区域的人口构成与社会传统，具有明显的熟人社会特质。嵌入熟人社会中的293名垃圾分类志愿者，使得垃圾分类“神经末梢”可延伸至每个楼道和住户。由于垃圾分类指导员一般是由本单元楼居民选出的，彼此是邻里关系。我们调查发现，居民倒垃圾时都要顾及分类指导员。如果乱倒垃圾，会很“不好意思”。分类指导员的设置利用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不仅监督成本较小，而且监督效果较好。分类指导员往往从自身做起，一般来说，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垃圾分类投放率和准确率最高，能起到示范作用。为了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街道、社区还设置了一系列奖励措施。如，街道制定了积分制，如果当天居民分类没有差错，垃圾分类指导员将在他们小册子上盖一枚印花。一个月积满30分，可得到3元钱奖励。累计到一定积分后，可到街道兑换超市购物卡，每季度、每年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奖品最高价值3000元。虽然奖金不多，但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开展。
总之，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成功开展依赖分类处理设施的“硬条件”及社区整合形成的“软条件”。新安街道充分利用“村转居”改制社区自身的治理模式、人口结构特点，开创了垃圾分类的“新安模式”。
（作者单位：无锡新区新安街道；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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