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苏州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以繁华著称。江南经济社会的繁华，主要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区，以苏州为中心，从六朝唐宋以来就发展出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富裕的条件，让精英阶层生活于逸乐与雅兴之中。
白居易在苏州当太守的时候，修筑了山塘水路的白公堤，一路画船笙歌，直抵虎丘。白居易为此十分得意，写了《武丘寺路》：“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称虎丘为武丘，是为了避国讳，因为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名李虎，连便溺用器“虎子”都要改称“马子”的。白居易喜欢到虎丘游乐，一年四季游山玩水，都有歌妓舞姬陪伴，赏花观景，饮酒作乐，写了好些诗酒风流的作品。《夜游西虎丘寺八韵》有句：“摇曳双红旆，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罗绮，钟梵避笙歌。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以看到，耽情诗酒的苏州太守白居易，开辟了七里山塘的白公堤之后，从苏州阊门到虎丘夜游，娉婷翠娥围绕，红袖添香笙歌彻夜，是多么意气风发，艳冶风流。
宋代龚明之《中吴纪闻》载有“苏民三百年不识兵”：“姑苏自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盖自长庆以来，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说的是唐宋之间，虽然经过五代十国的政治变动，兵燹战火却不曾延烧到苏州一带，人民依旧安居乐业，社会经济生活仍能赓续发展，甚至可以孕育闲情逸致的审美情趣。
我们从历代苏州地方志中，可以看到唐宋以来的苏州繁华，经历蒙元时期的统治，似乎并未改变，文化精英依旧是诗酒风流，赏花邀月，不减风雅情趣。元代陆友仁的《吴中旧事》记载了苏州人赏花的雅兴：“吴俗好花，与洛中不异，其地土亦宜花，古称长洲茂苑，以苑目之，盖有由矣。吴中花木，不可殚述，而独牡丹、芍药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贵重焉。……至谷雨为花开之候，置酒招宾就坛，多以小青盖或青幕覆之，以障风日。父老犹能言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今之风俗不如旧，然大概赏花，则为宾客之集矣。”
苏州的繁华奢靡生活形态，到了明初朱元璋立国，打击富户，施行惩罚性重赋，对苏州进行雷厉风行的管控，才出现断层式的遏抑。卢熊《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六“风俗”篇，引述南宋范成大《吴郡志》，说从前的苏州繁盛奢侈，而明朝建国以来，政策严苛，提倡俭朴节约，推行社会平均措施：“自版籍归于本朝，尊卑贵贱悉有定制，奢僭之习为之顿革。每岁灯夕，使天下之民均得以遂其所乐。冬至不贺，城门不启，商贾不行，盖有取易复象之义。民皆畏法，遵守弗违，崇俭素，绝游逸，耕织日力，庠序聿兴，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稚。岁月既久，民俗安得不愈淳美乎？”政策延续了一个世纪有多，苏州落尽了繁华。
卫道之士眼中的风俗淳美，其实就是生活简朴，杜绝奢华。明朝中叶之后，社会基本稳定，皇权管制松弛，江南经济勃兴，苏州繁盛的景象再次出现，引发了一些议论。晚明曾任吴县县令的袁宏道，就颇有感慨，在《岁时纪异》一文中说：“余偶阅旧志，见范（成大）、王（鏊）二公书吴中岁时，未尝不叹俗之侈靡，日渐而月盛也。范《志》云：吴中自昔号繁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好游。……夫俗奢必荡，荡则穷；民泰必骄，骄则僭。民穷而僭，乱从生焉。司世道者，不能无隐忧矣。”
旧时苏州从来繁盛奢靡，游山玩水，醇酒美人，听歌看戏，也真让管治者伤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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