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丕烈与顾千里  

2010-05-14 16:21:36|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黄丕烈六十三岁小像（清代胡骏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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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藏书史上，黄丕烈（号荛圃，1763-1825）与顾千里（号涧萍，1766-1835）皆以精擅版本研究和文字校勘而名标史册。在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的藏书界中，黄氏被誉为“版本第一人”，顾氏被誉为“校勘第一人”，皆堪称是“一时瑜亮”。黄氏是苏州人，顾氏是吴县人，故两人是一衣带水的同乡。黄的科举功名是举人，顾的科举功名是庠生。黄氏出生于一个富户之家，家产雄厚；顾氏则出生一个清寒人家。黄丕烈对后来的古籍版本学影响比顾千里稍大，他可以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版本学奠基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版本学大师。黄丕烈的藏书、刻书和抄书也使后人认识到，刻写精佳的古籍和抄本，其实也是一件可以鉴赏的“艺术品”。

黄丕烈与顾千里应该是两个不会“交集”之人。黄丕烈有一个同道挚友顾之逵（字抱冲，1753-1797），顾黄两人关系甚密，顾就介绍他的堂弟顾千里到黄家做“西席”（家庭教师）。顾千里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古籍版本学和校勘专家，所以黄顾两人相见恨晚。黄、顾两人交往具体的时间已不可考，但据史料研判应该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左右。黄丕烈聘请顾千里为“西席”，其实是想聘请一位在古籍校勘方面的“助手”。

黄丕烈在影宋钞本《韩非子》一书跋中写道“余性喜读未见书，而朋友中与余赏奇析疑者，唯顾子千里为最相得。岁丙辰，千里借窗读书，兼任校雠。故余所好之书亦千里知之最深。每遇奇秘本为余所未见者，千里必代购以归余。四五年来，插架中可备编之物正不乏也。岁幸酉，余四赴计谐，宾主之欢遂散。然翰墨因缘，我两人无一日去怀。”在此跋记中，黄丕烈竭力淡化与顾千里之间的雇佣关系，而说是“借窗读书，兼任校雠。”

中国的古籍在刻书与抄书过程中，文字常有谬误，比如将“壮月”（八月）而误刻或误抄为“牡丹”，而“烏焉成馬”和“鳥焉帝乕”之类则更是举不胜举，这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排版中的“手误”。现代文章中如有误字，有时还可以勉强读通，但在古书中（尤其是秦汉之书）误差一字，则全句或全文几如“天书”，甚至谬之千里。校雠就是勘订书籍中的误字错字，使得文章可以通读。古籍校勘涉及版本学，古音韵和字义等诸多训诂学知识。而顾千里校书特长是“皆有依据，绝无凿空”，奉行“不校校之”原则。即不轻易改字，每校刻完一书，则综其所正定者为“考异”或“校勘记”。而顾氏这一古籍校勘体例至今仍在沿用。

顾千里在黄丕烈家中任“西席”约有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顾千里为黄丕烈校勘、抄录和序跋了许多古籍或抄本。俩人虽然存在着主雇关系，但因是同道中人，所以彼此相知相惜，甚为尊重。从黄氏方面而言，他得到了一位工作助手和学问良友；从顾氏方面来说，他获得了一个即可养家糊口又可饱览珍稀古籍的机会。这可以说是古代藏书史上少有的“天作之合”，令人艳羡。刘勰《文龙雕龙·知音》云：“音实难求，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嘉庆七年（1802年）春，黄丕烈赴京参加会试，顾千里也离开黄家，应大学者段玉裁之邀而前往杭州诂经精舍，参加由浙江巡抚阮元所主持的《十三经注疏》的校勘之事。顾氏在杭州期间也代为黄丕烈收购古籍。同年秋天，顾氏自杭州返回苏州，黄氏也已在夏天从京城回到苏州。两人再度相见，顾氏不胜感慨地对黄氏说：“近日喜讲古书者竟无其人。”黄氏从顾氏手里以重金购得珍贵古籍十余种，后来，顾氏又多次卖书给黄，从当年的主雇关系逐渐变成了生意关系。

某次，顾千里告诉黄丕烈，杭州有一殳姓人家藏有宋刻本《茅亭客话》，但索价五十金，怂恿黄氏买下，黄氏一笑置之。实际上顾氏已经将此书购下，欲转手而获利。第二年，顾氏因经济发生困难，不得已只得将此书携至黄家，易得白金十八两而去。黄丕烈似乎已知其中的隐情，只是不欲明言而已。从中似乎可以说明，顾氏在离开黄家后仍然是经济窘迫，黄氏也通过购买其书而予以接济。

嘉庆七年末，黄丕烈请顾千里撰《百宋一廛赋》。“百宋一廛”是黄丕烈专藏宋刊本之处。两年后，顾千里撰写完成，黄丕烈再予以作注文，是一篇捍卫版本学存在价值的精彩论文。也是一部专记宋版书的版本目录。此书在嘉庆十年九月刻梓告竣，并名曰《百宋一廛赋注》。此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对“百宋一廛”中所藏宋本书籍一一作了生动的描述，阐述了宋版书的巨大价值和藏主的功绩。这是一篇凝结了二人共同心血的版本目录学名文，也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嘉庆十一年冬，黄丕烈大病五十多天，濒死者两次，愈后更号曰复翁。顾千里还曾写一首《复翁诗一百卅六韵》的长诗，在诗中详细写了黄丕烈的藏书生涯，并对之予以了高度的褒扬，推崇倍至，真情动人，两人一生的交谊也达到了顶峰。

但你永远都不会想到的是，两位挚友后来竟至绝交。顾千里后来曾在古籍题跋和书信中写了许多文字，都表达了对黄丕烈的表示强烈不满。顾氏“恶语”相加，而黄氏则始终未回一语。令许多当时和后来之人都难知其中的实情。清人江标的《黄丕烈年谱》、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今人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和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顾千里年谱》等专著中，均是语焉不详或根本就未予提及，似乎成为了中国藏书史上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原图书馆学系）教授、版本目录学家姚伯岳先生在《黄丕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一书中，通过研究和分析，首次对黄丕烈和顾千里两人绝交的原委进行了阐述，大致上解开了这一藏书史“谜案”。虽是一家之言，亦未有确凿证据，但在推理上应属是合情合理之见。

黄、顾两人在嘉庆十四年以后，交往之迹骤绝。这其实是涉及到了顾千里与大学者段玉裁（号懋堂、茂堂，1735-1816）两人之间的恩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顾、段两人在苏州钱大昕（号竹汀，1728-1804）处结识。段对顾极为赏识，并云：“《音韵表》解人，昔为高邮王怀祖，今乃得足下耳！”也在许多的学者面前为之褒扬。顾千里也对段玉裁颇为尊敬，并对友人说：“吾学得诸懋堂先生。”嘉庆七年，顾千里离开黄丕烈家应段玉裁之邀到杭州参加《十三经注疏》的校勘。但与段玉裁等人在学术观点上发生了争执，所以顾氏不满意经局诸人的做法而离开杭州到了江宁（今南京），为某藏书家校勘宋本古籍。段玉裁对顾千里突然离去的做法颇为不满，并写文章对顾氏所撰的《撫本礼记考异》予以痛加批驳，还斥顾氏为“莽人”。顾氏也回信反驳，言词颇多不敬。后来，段玉裁又写了许多文章，再次对《撫本礼记考异》予以驳斥。于是，段、顾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辩驳，你来我往，先后长达二年左右，最后以段、顾两人彻底绝交而告以结束。

段玉裁是经学家和训诂学家，而非校勘专家，所以他认为古书校勘应该是：“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也。”并且还云：“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这与顾千里历来重视古书校勘，并奉行“不校校之”，即不轻易改字和无一字无依据的原则，大相径庭。中国学术史上历来不乏“门户之见”，尤其是对学术“权威”不容轻易质疑。但是，任何一位学者在学术上不可能不存在“瑕疵”，如果在学术争论中夹杂有私人恩怨或意气用事，则这样的争论就难免会失之偏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初《十三经注疏》有顾千里参与校勘，则此部名著的谬误或许会少一些。

黄丕烈与段玉裁、顾千里均堪称是密友。但因段氏年长黄氏二十八岁，故黄视段为师友之交，尊敬有加；而黄长于顾三岁，加之顾曾经是黄家“西席”，所以在交往和身份上或许稍有优越之感。所以在段、顾两人之间是有偏段贬顾之心，亦属人之常情。又黄丕烈为人孝谨，故认为顾氏的所作所为实属是“唐突前辈”，语出不敬。当时就连顾氏的许多好友也“非顾而助段”，所以顾千里应该是势单力薄，孤军应战。但是，黄丕烈当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他们两人的争辩中去，而是他在写给段玉裁的多封书信里表示了支持和“力挺”的意向。其中有一段颇为“过情”的文字云：“以后起之隽与先生抗衡，同辈实所窃议。先生以年高手硬、心意闲淡之老人，不应与脑满肠肥、初学执笔者斫斫相争。”段玉裁将黄丕烈的这段原话抄录在《与黄绍武书》中，后来还载入《经韵楼集》（段氏文集）。

顾氏有可能是后来看到了这些文字，也可能是从其他途径知道了信件的内容。黄丕烈的原意似乎是在调合，但这样的文字又是顾千里所断然不能接受的，所以这就使得黄丕烈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顾氏知道后的内心愤激之情可想而知，他必定认为黄丕烈是卖友而求宠，而以往的所作所为皆属“伪情”。但从黄丕烈一生的人品操守来看，“伪情”之说到的确是有些冤枉他了。但他在信中说顾千里“脑满肠肥、初学执笔者”，也似有过情之嫌。

顾千里遂与黄丕烈愤然绝交，并在以后对之多加指斥，毫不留情，至死不变。而黄丕烈在后来的题跋文字中，每当提及顾千里时，追思怅惘之情溢满笔端，令人感动。一对昔日志同道合的挚友，竟然反目成仇，且终身未能和解，也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遗憾。这究竟是谁之过也？是段玉裁？是顾千里？还是黄丕烈？恐怕是永远都难以解答的谜团了。使我不禁想起了清代“汉学”大儒戴震的那句名言：“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真乃千古不移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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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黄丕烈著《荛圃藏书题识》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