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是明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相，他媚上专权将近20年，陷害忠良，排除异己，贪赃枉法，祸国殃民，被《明史》列入《奸臣传》。而王鏊为官清廉，嫉恶如仇，爱国爱民，人格高尚。唐寅称他是“山中宰相无双”，祝允明评价先生说：“其功成，其绩兴，千古一时也。”而王守仁则把王鏊称为世之“完人”。两人似乎应该水火不相容，但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师公王鏊与门生的门生严嵩不但是忘年交，而且关系还相当密切，甚至王鏊还给严嵩的儿子起名，而严嵩与王鏊的儿子、女婿均有交往。
王鏊，字济之，苏州东山人，生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鏊比严嵩长30岁，严嵩比王鏊的长女王仪还小5岁。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会试，原定吏部侍郎王鏊任主考，因其父丧在家守孝，改由翰林学士太子老师杨廷和任主考。杨廷和发现有位考生的古文辞很出色，把他的卷子列入了录取名额，这位长相英俊、疏眉明目、说话大声的考生，就是年仅25岁的严嵩。之后经过廷试，严嵩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杨廷和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王鏊同考会试录取之士，按古代科举场上的潜规则，得中的进士或举人，把录取自己的考官称恩师或座师。正德元年（1506年），王鏊丁忧后返朝，杨廷和把自己的门生严嵩介绍给了老师王鏊。见严嵩古诗文作得好，王鏊很是喜欢，两人之间建立了隔代友谊，经常互赠诗文。
正德三年（1508年），身居相位的王鏊再次任戊辰科会试知贡举，也就在这一年五月，严嵩的父亲严骥病故，严嵩只得回家奔丧。一年后，63岁的母亲又卒，加上严嵩自己身体有病，就在分宜城南钤山筑“钤山堂”书斋，隐居读书八年，诗文峻洁，声名鹊起。对于严嵩淡泊名利、专攻学问的精神，王鏊极为赞赏。两人交往甚密，相互唱和。王鏊还为之作《钤山堂铭文》，其文云：“我族於家，世蕃以昌。爰始爰询，学宫之傍。有钤山者，奔涌来赴。靓丽端严，屹若相顾，唯堂何有？有图有书。坐对钤山，乃自得师。其师伊何？默以成德。”后来严嵩那个宝贝儿子严世蕃，就是采用王鏊铭文中“世蕃”两字命名的。
王鏊对居于钤山读书的严嵩寄予厚望，正德四年（1509年）告老还乡后，仍同严嵩保持密切的联系，互有诗文酬答，书信中有“天下以公望归之”之句。另据严嵩《钤山堂集》载，王鏊的长子延喆、次子延素及长婿徐缙，皆与之有交往。正德十一年（1516年），严嵩经王鏊之门生大学士费宏举荐，复朝任翰林院编修。当时他为官尚清廉正直，对朝政亦多有批评之词，说：“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又言：“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然此一木，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对于严嵩关心百姓疾苦、敢于直言之举，王鏊闻后感到欣慰。当然，当时严嵩的仕途坎坷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德十六年（1521年），已过不惑之年，仍为翰林院编修的严嵩奉使赴三湘，经过苏州，还特地拜访王鏊。对于他的来访，王鏊极高兴，与之游苏城名胜虎丘，并作诗《月夜与客饮千人石》、《余断送迎久矣，内翰严惟中奉使三湘，还过吴，治具邀余过虎丘，余不能辞也，赋诗一笑》。诗中有“如何地主翻为客，多少荣途未得闲”、“夕阳共下山门去，处处停桡未拟还”之句。从诗中可以看出，严嵩过苏州，上门请客，在虎丘千人石上款待师公王鏊。严嵩《虎丘寺侍少傅守溪公游奉次高韵》，其诗有“分明仙舸中流坐，瞻送宫袍月下还”之句。两人在石上畅饮，直至月沉西山才归家。
严嵩也许是得了苏城虎丘的灵气，返京后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从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尚书，直至入阁为首辅，独揽朝纲。继而，与其子严世蕃狼狈为奸，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坏事。最后严世蕃被杀，严嵩被黜为民，郁郁而死，父子俩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时，王鏊已去世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