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英雄辈出。在方国中，有诸侯纷争，诸王称霸，先后有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成为历史上公认的“春秋五霸”。在立言上，有诸子百家，争鸣于世，并有孔、老之说，流传至今，仍为中华文化之圭臬，大力弘扬。在兵界，则有孙武执其牛耳，不仅有辉煌的业绩，“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还有《兵法》十三篇流传于世，被世界各国尊为兵学圣典。还有许多文臣武将、柱国卿相纷纷登场。而在那一时期出名的卿相中，我最为佩服的，当数范蠡。这倒不是因他年轻英俊、风流倜傥，而是他有抱负、善谋略，明进退、懂舍弃，讲人情、会经营……堪称政商两界的杰出精英。虽然他帮助越国灭了吴国，好像吴地人都不怎么恨他，至今在吴地还留有不少与他名字有关的地方，还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也许正由于这些优点，他才能够尊享米寿，活到八十八岁，成为最长寿的历史人物之一。今天来说范蠡，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世，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试水政坛
范蠡（公元前536-前448），字少伯，后自称“鸱夷子皮”，或称“陶朱公”，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人。他出身平民，家境不很富裕，但从小发愤，读了不少书，以至博学多才。他与楚宛令文种是好朋友。因为楚平王当政时政治黑暗，受“非贵族不得入仕”的政策所限，年轻人很难施展抱负，有才学的人纷纷外流。他们商议准备投奔吴国，好友冯同却劝诫他俩不能奔吴，因为楚人伍子胥已经奔吴，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到吴国与伍子胥怎么相处？你们的才能怎么施展？但范蠡还是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越绝书·外传范伯》）。”最后决定投奔越国，辅佐勾践。
范蠡赴越时年仅25岁（公元前511），此前没有骄人的政绩，很难令勾践信服而得到重用。当时勾践所倚重的大夫石买，权倾朝野，根本容不得年轻人出头。他当着勾践的面数落范蠡、文种：“衒女不贞，衒士不信。客历诸侯，渡河津，无因自致，殆非真贤……唯大王察之。”范蠡不与他争，默默游历于楚越之间。他相信“有高世之才者，必有负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众之议”，实现自己抱负的时机还未到。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趁越王允常去世，出兵攻打越国。结果在槜李大败，阖闾受伤而死，吴国举国致哀。夫差新立，报仇心切，正日夜操练士卒。石买鼓动勾践先发制人，乘胜追击，要勾践马上发兵攻吴。范蠡忍耐不住，劝阻勾践：万万不可！”“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史记》）。”他分析，槜李之战，吴国虽败，但国力依然强盛。越国虽胜，但“杀敌千人自损八百”，越国的军力也受到很大损失。在吴国举国哀伤之时出兵，不道德。范蠡劝勾践应该懂得“哀兵必胜”的道理。结果勾践求胜心切，还是听信石买调集全国精锐，准备出奇兵一举打败吴国。结果在夫椒（太湖中），遭到吴国的奋力抵抗，越国损兵折将，石买也在战斗中被自己的将士斩杀，弄得勾践落荒而逃，只剩五千兵马退保会稽山，还被吴军团团包围。越国存亡危在旦夕之时，勾践方想起当初阻止他发起战端的范蠡。“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史记》）”。这才有了勾践派文种“膝行顿首，行成于吴”和勾践入臣吴国的事件发生。
勾践入臣吴国，本想带上文种，让范蠡在国内主政。范蠡却主动请缨：“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将国政委托于文种，自己冒杀身之险，陪同勾践到吴国为人质。
在吴期间，他对勾践及夫差不失君臣之礼。夫差非常欣赏他，劝他弃越投吴，并将委以重用。范蠡婉言谢绝，体现出君子不事二主的气节。
范蠡与勾践入臣在吴，同处危厄之中，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卑辱的三年。正如勾践自己所说：“孤获辱连年，势足以死，得相国之策，再返南乡（《吴越春秋》）。”勾践能够获释回国，与范蠡在他身边为他沉着应付复杂环境出谋划策是分不开的。这也体现了范蠡处变不惊的政治定力和他出色有效的外交手段。
治国之道
勾践返国之初，“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渎，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土地狭窄，积重难返，越王勾践励精图治，同样离不开范蠡和文种的精心辅佐。但文种所献的灭吴七计（一说九计）包括：“一、尊于事鬼，以求其福；二、重财币以遗其君，以多货贿以喜其臣；三、贵籴粟槀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病其民；四、遣美女以感其心，而乱其谋；五、遣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遣之谀臣，使之易伐；七、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多属阴谋，放不到桌面上。治国不能靠阴谋，而应该靠切切实实的治国之道。
范蠡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他认为天时、气节随阴阳二气的矛盾而起变化，国势的盛衰也同样是不断变化的，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争取有利时机，创造有利条件，转弱为强。他有明确的治国之道，并充分反映在《越绝书》“计倪内经”“外传枕中”篇和与越王勾践的对话中。
首先，范蠡认为治理国家应该“左道右术，去末取实”。所谓道，就是“天地……曲成万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利用自然界的一切条件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所谓术，也就是要使制定的政策措施顺天意，合民情，要“缘天心，助天喜，乐万物之长”，只有这样，“万物遂长”。他还举例：“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言其乐与天下同也。当是之时，颂声作。”以古之圣主贤君的例子来说明精神与物质的相同作用，以精神来促进物质的增长。他论及的末，即为名，如果名过其实，“则百姓不附亲，贤士不为用”，这是圣主所不为的。所谓实者“谷也”，“天生万物而教之而生。人得谷即不死。”所以他认为粮食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次，范蠡认为“执其中则昌，行奢侈则亡。”他以商汤和周文王为例，对勾践说明“执中和，原始终”的重要性。所谓“执中和，原始终”，就是合民心、明是非。他认为：“执中和而原其始终，则位安而万物定。”否则就将“尊位倾，万物散。”他认为，灭族亡邦，“渐渍乎滋味之尝，没溺于声色之类，牵孪于珍怪贵重之器，故其邦空虚。困其士民，以为须臾之乐，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纣是也。身死邦亡，天下为笑。此谓行奢侈而亡也。”
另外，他认为君主应以舜和神农为榜样：“舜循（遁）之历山，而天下从风”，假如舜“释其所循（遁），而求天下之利，则恐不全其身。”“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所以“天下共尊之”，如果君王“利地贪财，接兵血刃，僵尸流血”而想显于世，这也是不可能的。
范蠡和勾践的对话中，他以大量的篇幅，说明谷贵谷贱的道理。要勾践学习尧舜禹汤，“明于阴阳进退，预知未形”，掌握谷贵谷贱的规律，做到“虽有凶年，而民不穷”。反复强调“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乎谷”“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是范蠡治国的基本思想。
勾践视范蠡的治国之道为安邦定国之宝，“以丹书帛，置之枕中”，更付诸振兴越国的行动中，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不断地强盛起来，于夫差二十三年（前473）一举灭了吴国。
三度巨富
越国灭吴之后，勾践一心想成为中原霸主。他在范蠡、文种及诸多文臣武将的尽心辅佐下，以兵北渡淮河，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称之为伯。“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但是在得胜回朝庆贺之时，越王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大夫文种进祝酒辞：望天佑“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谋，我王之德。宗庙辅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尽其力。上天苍苍，不可掩塞。觞酒二升，万福无极。”越王默默无言，面无喜色。在那次庆功宴上，范蠡虽因屡建奇功而被封为“上将军”，但他立即意识到，盛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而不可共乐处，可与履危，不可与安。”不久他便向越王递了辞呈，“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吴越春秋》）。”更有甚者，说“范蠡携西施，同泛五湖而去。”
范蠡意识到应该功成隐退之时，就劝好友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如果此时不走，“越王必将诛之”。文种不信范蠡的话，认为自己功高卓著，勾践还离不开自己。没想到几天后，越王就赐剑于他：“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不得不自杀。相比文种，范蠡要明智得多。由于他的知人、明进知退，保全了自己。
关于范蠡出走，《史记》是这样记述的：“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泛海以行，终不反。”说他是从海上出走，以后再也没有返回越国。司马迁是个严谨的史学家，关于范蠡出走后的去向，他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范蠡从海上到了齐国，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与儿子一同耕种，勤恳奋力。不多久，家产已达几十万。他对自己的称谓，是出于对伍子胥的纪念。
范蠡虽然隐居在海边，但齐国人知道他的才能，要他入朝为相。范蠡感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不愿再入朝为官，退还相国的印绶，还把家财分送给知友和乡亲，从偏僻小路悄悄离开齐国，来到陶这个地方（即今济州定陶），并改名陶朱公。他认为陶是天下的中心，做生意交通便利，从事经营，可以致富。于是父子耕种，养鱼养畜，同时囤积商品，等待适当时候卖出，以争十一之利。短短几年，又“赀资巨万”，天下人都称道陶朱公。司马迁对范蠡经商的本领也是极为称道的，他在《货殖列传》中详举了范蠡的经营方法，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也就是大旱的年份应该买船，大水的年份应该置车，因为此时购进车船，最为便宜。谷贱伤农，谷贵病末（商人）；末病则财“不出，农伤则草不辟”，只有“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市场才会繁荣。“积贮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践。”“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这些都是陶朱公经商致富的至理名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也为他离开越国后的去向作了补充。
范蠡离开越国以后，几易其地，从商十数年，三次成为巨富。他还每每将钱财送给穷困的朋友，以行其德，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晚年由其子孙操持家业，而自己则颐养天年，家业经久不衰。范蠡谢世后，安葬的地方，据《括地志》记载，在济州平阴县东三十里之陶山。而《荆州记》则载：陶朱公“冢在南郡华容县西”，竖碑记为越大夫范蠡。他的墓葬究竟在何处，也是足以让后人猜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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