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旺
《苏州通史（秦汉至隋唐卷）》论述的是秦汉至隋唐时期以今苏州市行政区域为主要地域范围的发展历史，上起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六国，下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共计1128年。
对于苏州区域史研究而言，秦汉至隋唐时期不仅时间跨度长，占了苏州建城以来历史的将近一半，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今苏州一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均有十分清晰的发展脉络，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为宋元以后苏州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其影响至今未绝。
首先是政治地位的渐趋下降，由秦至东汉中期江东地区的行政中心，降为唐代末年的普通州郡。
秦至东汉中期，在幅员辽阔的江南吴越故地，仅设了会稽一郡，最大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及浙江全部、福建中北部的广大地区，而今苏州城作为会稽郡的治所，可以说是当时江东地区的行政中心。东汉中期以后，吴郡和会稽郡分治，以今苏州城为治所的吴郡管辖范围退到今钱塘江以西。六朝时期，伴随着江东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东汉时原吴郡辖区内，先后分立出吴兴郡、毗陵郡、信义郡、钱塘郡等，吴郡的辖区越来越小。在唐代中后期，苏州仅辖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七县，大体相当于今苏州市域、嘉兴市域和上海市域，在管辖范围上和秦汉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苏州城政治地位的下降也是个动态的过程，其中也有过反复。如东汉末期的建安四年（199）至建安十四年（209），孙策及孙权驻扎于吴郡城经略四方，在这里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在此十余年间，吴郡城是孙吴政权实际上的首都，其政治地位在江南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唐代中叶的开元二十一年（733）至建中二年（781），苏州城先后作为江南东道、浙江西道及浙江东西道的治所，在这四十余年间，苏州城又重新成为江南地区首要的行政中心。但这些短时期政治地位的上升，并不能挽回苏州城市政治地位渐趋下降的历史趋势。
其次是经济地位的渐趋上升，由秦及西汉时期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之地，一跃成为唐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唐王朝赖以生存的财赋重地之一，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的典型城市。
秦汉时期，今苏州一带所在的扬州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班固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对当时全国各地的田与赋均有九个等级的详细评价，把扬州的田列入最末等，赋列入倒数第三等，其经济发展状况可以想见。而唐代末年苏州户数已突破十四万，位居江南诸州首位，赋税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非常突出，成为江南唯一的雄州。和秦汉时期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秦汉至隋唐时期苏州一带经济由落后走向繁荣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和战乱频仍的北方相比，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南迁人口。
从秦统一后项梁、项羽等人流亡今苏州一带开始，到两汉之际及东汉末年的战乱，西晋八王之乱后的永嘉南渡，一直到唐代的安史之乱，这些战乱均造成大量北方人民迁居苏州，不仅为苏州兴修水利、开展屯田等方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促进了苏州经济的飞速发展。
秦汉至隋唐时期苏州经济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是西汉吴王刘濞时期，在此开山铸铜，煮海为盐，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促进了地方发展，故司马迁认为刘濞对吴城发展的贡献可以和春秋时期阖闾都吴、战国时期春申君治吴相提并论。二是孙吴时期，作为龙兴之地和前期的都城，孙吴政权在此悉心经营，除了吸引流民外，对北方及山越战争掠夺的人口不少都安置于吴郡，先后多次在吴郡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在开拓太湖流域水网、围垦湖田、兴修水利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尤其是破冈渎的开通，使吴郡渐趋成为太湖流域的交通中心，奠定了六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三是唐代中后期，尤其是大历年间的浙西屯田，主要在苏州境内实施，使大量荒地变为良田，苏州的田亩数量由此激增，一跃成为江南唯一的雄州。
应该指出的是，秦汉至隋唐时期今苏州一带虽然局势相对比较稳定，但经济发展进程也曾多次遭到战乱的破坏。一是东晋末年的孙恩之乱。当时孙恩屡次进攻以今苏州为中心的三吴地区，“所在多被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一些领兵进剿的东晋将领也“放纵其下，虏暴纵横”，再加上天灾不断，三吴地区一时满目疮痍，“浙江东饿死流亡十六七，吴郡、吴兴户口减半”，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二是南朝梁末的侯景之乱。侯景叛军攻占吴郡后，纵兵大掠，“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又逢旱、蝗之灾，“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缘山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经过侯景叛军短短几年的蹂躏，富庶的三吴地区就变成了“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的萧条之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三是唐朝末年三十余年的战乱。当时藩镇之间相互攻杀，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经济富庶并且战略地位重要的苏州，成为江东各势力争夺的重要目标，控制权多次在浙西道内部各势力及北方军阀之间易手，破坏极大，正如《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所云：“民困于兵火，焚掠赤地，唐世遗迹殆尽。”
再次是社会风俗由秦汉时期的好勇尚武，转变为隋唐时期的敦礼崇文。
秦汉时期今苏州一带延续了先秦时期好勇尚武的民风，秦末项羽在吴中招募了八千江东子弟起兵，最终埋葬了秦王朝，汉高祖刘邦也曾“患吴、会稽轻悍”。六朝初期，从今苏州一带起家的孙吴政权仍旧以兵卒精勇闻名于世，以至于有“欲以十卒，当东一人”的说法。西晋灭吴后，晋武帝仍认为“吴人轻锐，难安易动”。可见在西晋以前，今苏州一带民风的强悍。但东晋南朝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血亲复仇等风俗在今苏州一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再加上占社会主流的侨姓士族鄙薄武事、广泛流行的佛教提倡非暴力，以及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等影响，吴人的尚武精神逐渐消靡，而向崇文重教方面转化。东晋末年孙恩之乱时，就有“吴人不习战”的评价出现，刘宋时期的吴郡士族顾觊之还被侨姓士族袁淑以“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之语嘲笑。隋唐时期，敦礼崇文的民风在今苏州一带已大体定型，故《隋书》记载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与秦汉及孙吴、西晋时期相比，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是文化由秦汉时期的落后走向隋唐时期的繁荣。
秦汉时期，和中原地区相比，今苏州地区的文化发展相对落后，除了偶尔流寓的北方文士外，本土文士寥寥无几。六朝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以吴郡四姓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崛起，今苏州地区的文士不断涌现，在经学、玄学、地志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隋唐时期，苏州已经形成了敦礼崇文的民风，官学和私学教育发达，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在很多文化领域中均大家辈出，成果丰硕，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深远，也为后世苏州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苏州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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