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弟
“哭庙案”与“奏销案”“通海案”一并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而实际上，这三个案子是可以归到一起讲述的。因为有了奏销案，所以才引出了哭庙案，而哭庙案的结果之所以会遭到惨重的杀戮，则是因为有此前发生过的通海案的由头。
重赋逼出来的奏销案
奏销案起因是收缴拖欠的税赋。唐朝以后，江南经济迅猛发展，但同时也成为赋税最重的地区。有康熙四年巡抚韩世琦《请减浮粮疏》为证：
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臣详按其地，在禹贡本属下下之壤，厥后地窄人稠，小民勤于耕作，渐输上上之赋……考之郡志，宋代之征于苏州者夏税科钱、秋粮科米，约其岁额共计不过三十余万，征于松江者科亦同于苏州，共计岁输不过二十余万。其后，因行公田，赋法杂乱。元初仍宋之旧。至延祐中，增定赋额苏州征至八十余万，松江征至七十余万。至于元末，张士诚窃据姑苏，取民无艺，苏州增至一百万，松江亦于旧额有加。迨故明洪武初克士诚，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收佃户租入之私簿，付诸有司令，如其数以定田税，遂一时骤加，有一亩征粮七斗以上者，自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于是民困勿堪，连岁逋负。……顺治二年以至康熙元年，岁岁压欠，积逋之数，动盈千万……百姓之生于其地者，茕茕皮骨仅存，衣食不谋，惨受追呼敲扑之苦而无安土乐生之心。即今康熙二三两年，臣竭尽心力，多方劝征，虽仅能如额措完，实迫于功令，不得不令民剜肉医疮。论之考成，虽可免过，揆之抚字，负罪殊深。窃恐继此而往，日甚一日，民髓愈枯，民力愈诎，若终欲取盈而不亟图变计，则鸠形鹄面啼饥号寒之遗黎不胥填于沟壑，必流散于四方，伏念我皇上仁覆如天，明见万里……
在韩世琦的疏文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江南的赋税历朝历代都很重，尤其到了清初，苏州的赋税从宋代的“三十余万”猛增到明代的“三百万石”，那是在朱元璋“怒民之附寇”的情形下，增加的惩罚性赋税也包括在内的。可到了清初，统治者一仍前志，导致“岁岁压欠，积逋之数，动盈千万”，百姓“茕茕皮骨仅存，衣食不谋”，难以承受，便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而“对策”的执行者，便是地方士绅。
元亡明兴，江南地区遭受战乱，士绅损失巨大，再加上太祖朱元璋以严刑峻法管制士绅，士绅阶层作为朝廷和百姓之间的调和剂的作用大大降低。顺治十五年（1658），此时南明的反抗力量已经再难掀起大的波澜，清廷所担心或防范的，不再是士绅的背离或反抗，而是已归降的或所招抚的士绅自成体系、尾大不掉。是年二月，奏销案开始，朝廷要“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了。
奏销案带出哭庙案
奏销案虽被后世称为江南奏销案，实际上其范围是全国性的。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西、陕西等六省以及安徽若干县，都办过奏销案。其他各地不过点到即止，并不严厉，奏销案打击的主要目标，只有江南四府一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州与松江两府。
顺治十六年（1659），朱国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其人字平寰，辽东抚顺人，隶属汉军正黄旗。江苏是士绅集中之地，也是欠税最重之地，巡抚衙门所在地苏州是重中之重。朱国治秉承朝廷意志，大力催逼钱粮，暴戾程度甚于天灾，故苏州百姓称之为“朱白地”，意即凡朱所到之处，万物灭绝，只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清初赋税不仅沉重而且种类繁多，除了必征的赋役之外，还有兑役、里役等。杂派项目更是五花八门，水夫、大树、火药、马草、牛税等都被列入征收项目。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国治如此卖力，属下官员自然要更为加码，其中尤其以吴县知县任维初最为突出。顺治十八年（1661）初，任维初出任吴县知县，上任伊始，为了催征钱粮，不惜大施酷刑，不过几日，便有人因欠税款被活活打死，埋下了“官逼民反”的隐患。
哭得来的死罪
顺治十八年2月，顺治帝驾崩。依照礼制，全国上下都要为顺治帝致哀。3月1日，哀诏传至苏州，朱国治等于府衙设置灵堂。连续三天，地方军政要员及郡中缙绅前往哭临。此外，地方政府还在苏州文庙设灵堂，供普通百姓祭悼。
据无名氏《痛史》记载，顺治十八年农历二月初一日，顺治皇帝死亡的哀诏传至苏州，巡抚朱国治按规定率其僚属于次日起在府堂设幕哭临三天。初四日，诸生倪用宾、丁观生等百余人到府堂跪进揭帖，向巡抚朱国治控告吴县县令任维初典守自盗、私粜漕粮千石、酷刑逼税、杖毙乡民等罪行，得到众多市民的响应，纷纷要求驱逐任知县。为息事宁人，朱巡抚摘去了任的大印，“著本府看守土地祠”，但任维初逢人便说：“是朱抚院向我要银子，我才粜粮的。”朱做贼心虚，怕有牵连，就下令逮捕了5名为首的“闹事者”，不再追究任的责任了。次日，本来就不满清廷统治的金圣叹又带领诸生和群众前去文庙祭哭，以示抗议，巡抚便以“惊忧哭灵，意在谋叛”的罪名逮捕了金圣叹等13名抗粮哭庙案的首犯，具疏刑部复准。据说，当时江宁府刚审迄金坛县造反案，因此，不及细审，以为同类，18名诸生被判斩刑，其中8名籍没家产，妻儿充军。抚臣恐怕民心有变，将“案犯”悉数押解南京，本来定于七月十三日未时用刑，结果还提前两个时辰弃市于南京三山街。临刑前，金圣叹大叹：“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
金圣叹(1608—1661)原姓张，名采，字若采，后改姓金，名喟，明亡后改名人瑞，圣叹是他的法号和笔名。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人称“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金圣叹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论是经史子集，还是稗官野史，他都爱评点，他的评论业绩、文艺思想散见于各书的评点中，经他评点的名著有《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其中第一才子书是《庄子》。节评的有《左传》《国语》《国策》等。尽管归庄称他批评的《西厢记》《水浒传》为诲淫诲盗之书，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他的点评往往手眼独出，似有神助，文字雅训透脱，精妙绝伦。王应奎《柳南随笔》称：“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特别是金圣叹将《水浒传》七十回后的情节全部删节，续上他自己写的“梁山泊英雄惊噩梦”，作为全书的结局，颇受读者欢迎。据说，赛珍珠就是因为译了金本《水浒传》而获诺贝尔文学奖，驰名世界文坛。郑振铎对金圣叹评价很高，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颇有许多可以永传者。”
金圣叹故居历来有二说：一为憩桥巷，清人吴翌凤在《东斋脞语》中说：“金圣叹居憩桥巷”《(昭代丛书》卷二十四)。一为养育巷横巷海红坊(今海红小学)，死后葬吴县藏书乡五峰山下博士坞。据说随葬品中有一件金批《三国演义》手稿，抗日战争时期，被修筑军火库的日军发掘盗走。金圣叹墓前原立吴中保墓会吴荫培手书“文学家金人瑞墓”碑，1960年3月17日公布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现已修复。
哭庙案，实际上是一起清初文人学士领导的反贪官的群众运动。为何震惊全国？主要是因为“腰斩”《水浒》的金圣叹死于“刀斩”。
通海案“助力”哭庙案
所谓“通海案”，是一桩涉及勾结海寇的案子。在明代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曾经倭寇盛行，苏州寒山寺边上的铁铃关就是当时苏州府同知、兵备佥事与苏淞兵备道副总兵任环抗倭的遗迹。他虽没有戚继光、俞大猷那么出名,却也值得载入史册。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有其身影，并有“裹创击贼，开城纳民，怒涛沧海，雷霆不闻”十六字评价。
清初为了防范汉族人民以沿海岛屿为依托进行反抗，杜绝“民夷勾结”,危害清朝统治,厉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水”。具体来说当时的海寇便是此时仍然在沿海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张煌言。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由崇明进长江，与南明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率军北伐，连克江南数郡，经丹徒、焦山、瓜州，围逼南京城，一时间东南震动。江南各地的明遗民多有响应者，清廷查处这些响应者的案子，便被称为“通海案”。
明室遗民暗中接应，准备恢复明室。金坛县令任体坤谎称金坛士民造反纳降，溧阳抚臣信以为真。七月二十四日，郑成功兵败镇江、瓜州，乘船远去台湾。
后清廷以“通海”论处，下令追查，株连甚广。任体坤与王重、袁大受利用这次机会诬陷蔡默、于厚、周生等十名儒生及其他仇人，共列具了38人的黑名单，又金坛诬告富绅于元凯。尽管江南按察使姚延著秉持“不欲于无事中生事，更不欲以灭门事发于黉宫，恐株连不已”的原则，仅判处知县任体坤一人。但是，此事毕竟给朝廷上下一个不小的惊吓。
恰在其时，金圣叹所犯的“哭庙案”爆发，便被强加上“通海”的罪名，才不得不死。而实际上，金圣叹并无反清复明的作为，他率众“哭庙”，只是为了反对“奏销案”而已。哭庙案中18名诸生之死，完全是由通海案影响波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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