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典籍里，对国人影响深远，对世界文化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易经》、《道德经》和《论语》这三本书，《易经》是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是道、儒诸家共同的经典，在中华文化所有经典之中，它涵盖万方，纲纪群伦，是总源头，总纲领；《道德经》则被誉为万经之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地位。
这三部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蕴涵着朴素深刻的自然法则与和谐辨证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这三部经典凝聚着先祖圣人最顶级的智慧，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若从三部经典中各抽取一个字来指导我们如何修身、做人、处事，您认为应该是哪三个字？
从《易》《道》《论》三部经典的核心思想和社会功用方面，我认为可以分别抽出“时”“弱”“信”作为我们修身处事，干事创业，获取成功的指导方针和行为遵循。
孔子说：“时也，命也。”其实，命运是一个统称，命与运分属两个范畴，《易经》里的命，通常是指先天之命，它由人的先天八字而定，是生下来就伴随一个人一生的标记符号，是静态的，是注定不会改变的。
而运则不同，因为运是动态的过程，走运、行运、鸿运当头、天地造化等，都是说“运”是可欲可求的机缘，它在“命”的整体框架下，可以通过对人生运程的预判、把握，实现某种程度的改变。人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说的就是赋予“运”的预设与把控方面的努力，至于成功与否，还要取决于命。
既然命是先天的，人们只能更多滴谋求在“时运”上追求和突破，阮籍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个成名说的就是机缘。时势造英雄，人的成功除了命的基本定向以外，后天的审时度势，待时而动，是成功的关键。
“时”，是动态的，稍纵即逝的，因此即便有了时机，而抓不住时机也还是不能成功。起码这一次时机是错失了。项羽别姬感叹时机的难以捉摸悲叹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锥不逝。
孔子五十岁以后才开始接触并研究《周易》，对于《易经》他爱不释手，司马迁说他“韦编三绝”，他对《易经》的贡献是最大的，是他对《周易》作传，并上升为伦理哲学的。孔子对于命运有着明确的认知：五十而知天命，顺时而应命。他教人们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就是积极迎合，把握机遇。
那些取得成功的人，并非命运都好，即便是双胞胎兄弟，也会有不同命运，准确地说，是命同而运不同。因此，《易经》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秘诀，那就是：读懂一个“时”字。
当人生出于低谷时，学会“潜龙在渊”，不能放弃，要时刻准备着。人生得意时，即便是“飞龙在天”的踌躇满志，但因为时机的消逝，也一样会有“亢龙有悔”的时候，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过境迁，情势大变，那个时机已经不复存在了，要及时刹车变道，收敛锋芒。同样一件事情，那个时辰做会非常顺利，时机消逝后，就不灵了。
在老子的思想里，“贵柔守雌”是为人处事的最高法则，是精致而高深的处世谋略。在宇宙万物中，老子唯对水性极力推崇，认为水“几于道”，道之所以能够周而复始，周行不怠，是因为它具备了柔弱的特性。
老子“崇水”，水无常形，无常态，看似柔弱，却能随方就圆，以柔克刚，所以人应该像水那样，处雌、处弱、处下、处后，因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刚则易折，柔则易存。“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学会藏锋隐迹，装憨卖乖方能明哲保身。这种不张扬的态度就是“贵柔守雌”。
水的特征是柔，但滋润万物而不争。因此人应有“居后不争”之心，老子自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智者不争，争者不智，仁慈、俭朴、谦让不争，方可具备道德勇气，进而博施于人，受人尊敬拥护而成大器。为人处世，切忌争。人可有凌云志，但不可有逞强心，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只要深明“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理。
柔弱并非软弱无力，而是外柔而内刚，百折而勇毅。真正的勇敢是沉着冷静而不冒进，充满睿智却不咄咄逼人，是明了自身的从容与坚毅，隐而不发。诸葛亮一世雄杰，无奈迫于国内形势之不堪，加之身体原因，六出祁山，急于求成。被司马懿窥出破绽，因而闭门免战，遇辱不气，虽兵强马壮强而不外露 最终坚忍退避，熬过诸葛亮，取得最终胜利。
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深刻地融入中华民族性格中，大丈夫能屈能伸，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包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和处事原则，已浸润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奉行的准则。
社会越是发展，诚信越是重要，人脉的建立维护，事业的顺利亨通，家庭的和睦友爱，都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的。《论语》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诚信比作车辕和刹车的木销子，没有它就没法前行。
孟子认为：诚为天之道；信为人之道。认为无信，则无道，无道不足以立世也，即人无信不立。守信是个人修养，更是立身之本，生存之基。《左传》则把“信”升华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说：信，国之宝也。认为言而有信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宝。
而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中，宁肯不要前两者，也要坚持保留民信。因为如果人民不再信任统治者，朝政就会失去立足根本，国将不国了，足食、强兵又有何意义呢？
关于诚信的案例是在太多，李上上的，现实中的，诚信不仅暗语道德范畴，还上升到法律范畴予以强制执行。只举一例吧：
剿灭捻军后，曾国藩申报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按照清代财务制度，需要将军费开支逐项编成清册，送交户部，由户部审查，审查合格，然后呈报皇帝。按照旧制，所报费用要按照1.3%的比例，也就是近四十万两白银向户部缴纳“部费”。曾国藩嫌好处费太高，于是托人公关，最后“部费”降到了八万两，曾国藩虽对这一旧制极不满意，但最终还是得照规矩办事，也就应了此事。
后俩上边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立了大功，同意军费不经过户部，可直接呈交黄帝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恩戴德。
既然皇帝特批，那么八万两的好处费就可以不交了。但曾国藩坚持要送，因为那是谈妥了的，既是谈妥，则言出必行，失信就是失人。
诚信，是一个人第二张身份证，失信，实则失去了在别人心目中的价值，是人生最大最悲哀的破产。
三部经典，三个字：时、柔、信，既是为人处世的修行准则，更是最宝贵的品质招牌。
把上述三个字连在一起，则“时”是天赐良机，“柔”是高明策略，“信”是取胜法宝，一个人的成功、转运，诚信是资本，时机是运气，策略是途径。只有积攒雄厚的资本，不露声色地巧妙施展策略，示人以诚信，才可以立足与不败之地，获得持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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