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时局动荡和魏、蜀、吴三国纷争为背景，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时间跨度近乎一个世纪。全书以“义”为红线，将近百年的朝代兴亡、战争成败、人事悲欢、君臣遇合等大大小小的故事进行贯穿，使这部历史小说成了“义”的颂歌。书中所颂“义”之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义
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观念里，忠于君主和国家是最重要的。《尚书·商书·伊训》云：“居上克明，为下克忠。”[1]（P2468）《忠经》谓：“忠也者，一其心之谓矣。为国之本，何莫由忠”，[2]（P215）“为臣事君，忠之本也。”[2]（P216）“忠义”是《三国演义》中“义”之主体，它着重体现了臣下对君主、部下对属主等矢志不移的忠诚。书中以浓墨重彩记载了大批忠义之士，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王允、董承、伏完等；有忠于属主、谏诤而死的王累、刘諶、张布等；有血染疆场、死于王事的太史慈、甘宁、黄忠等；有慷慨赴死、临危不降的关羽、张任、庞德等。在众多的忠义形象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是最典型的一个。
诸葛亮是蜀汉集团的缔造者之一，先辅刘备开创三分局面，再佐刘禅既往开来，最终病死于行旅之中，由此成了臣下忠于君主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忠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1.主弱而臣不欺。诸葛亮以卓越的政治智慧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殚精竭虑、尽职尽忠。这种忠义是他一生的最高行为准则，无论辅佐身为乱世枭雄的先主刘备，还是辅佐昏庸暗弱的后主刘。书中曾借司马昭之语道出诸葛亮所辅非人的悲哀，刘禅降后，被押解见司马昭：“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蜀官尽皆堕泪，后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3]（P1012）以诸葛亮之智，实不难知刘禅之不肖，但他并不因此自专、欺主。凭着对蜀汉的忠义之心，他呕心沥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最后一次北伐，因积劳成疾而生命垂危之日，仍念念不忘后主，告诫李福等在其死后，仍要“竭忠辅主”，以自己北伐未果为深憾。他死前想到的是蜀汉的安危和兴亡，仔细安排退军方略，遍视军营，安排接任者等。这些细节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诸葛亮对蜀汉的忠义。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曹丕等欺汉献帝，有魏的司马师、司马昭欺曹芳、曹髦；有吴的诸葛恪欺孙亮、孙綝欺孙休。献帝、曹方、孙亮等聪明绝胜于刘禅，而曹操等智慧实不及孔明。但以后主之昏弱，却能始终掌控朝政，大权从未旁落，这自然是诸葛亮尽忠报主的结果。
2.以己之勤补后主之拙。书中对诸葛亮之勤，有两处提及。一处是平定南蛮之前：“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3]（P734）一处是孔明六出祁山为激魏军出战，派使者送妇人衣给司马懿时，司马懿问使者孔明日常生活与工作状况，使者谓：“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主簿杨颙曾劝孔明“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今丞相亲理细事，汉流终日，岂不劳乎？”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3]（P88）政事无论大小，孔明皆亲历亲为，收到的政治效果非常明显：“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3]（P734）国富民乐政治局面的出现，很好的弥补了刘禅不堪为政之拙。
3.矢志不移执行先主遗愿。孔明之忠，最主要的体现在忠于刘备克服中原、光复汉室的遗愿上。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他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第一步平南蛮；第二步定中原；第三步灭孙吴，三步如逐一成功，则汉室可重兴。第一步关系着战略全局。诸葛亮五擒孟获前，因军士误饮毒水，到伏波庙祈祷时吐露心声：“欲待南方既平，然后伐魏吞吴，重安汉室。”[3]（P755）当孔明被土人告知蛮方地理之险况后，不禁悲叹：“如此则蛮方不可平矣。蛮方不平，安能并吞吴、魏，再兴汉室？有负先帝托孤之重，生不如死也！”[3]（P756）正因平蛮在他既定的战略全局上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棋，所以他坚持亲率大军，深入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历尽千辛万苦七擒孟获，终于使其彻底心服而不再为乱。南方既定，诸葛亮遂决定北伐中原。他深知曹魏强大、伐之非易，但是一为蜀汉大局，二为先帝遗愿，他必须北伐：“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愿。”[3]（P826）诸葛亮六出祁山，亲冒矢石、殚精竭虑，终于积劳成疾。临死以“不能再讨贼”为憾事，是因为他预感从此以后，第二步战略方针将难付诸实施，如此则遑论其他。所以他在给后主遗表中，表达自己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3]（P892）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方式践履了他对刘备许下的诺言——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二、志同道合、誓同生死——信义
《三国演义》充满着波谲云诡的策谋与争战：政治集团之间、属主与臣下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几乎毫无诚信可言。因此，刘、关、张之间彼此的忠诚守信之义更显弥足珍贵。三人之间的信义是全书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它是蜀汉集团创业成败的关键。“信义”的精神内核，是三人“桃园结义”时的誓词：“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3]（P5）它讲究的是志同道合、同甘苦、共存亡，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秉性各异却彼此信服。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性格各异。刘备性宽和寡语，城府颇深；关羽为人刚而自矜、忠勇正直；张飞刚肠直性、憨厚朴野。三人从结义起事起，遇事同心，彼此信服。如在破黄巾救董卓后，董卓因三人为白衣而不为礼，张飞大怒，便要杀董卓泄愤。刘备关羽赶忙以不可擅杀朝廷命官之由劝止。张飞遂听二人之劝，三人连夜引军离开。意见不一致，却能去异求同：张飞放弃杀董，刘备关羽放弃现有的栖身之地，选择与张飞一起离开。张飞以一人之见服从二人之劝，是少数服从多数。再如刘备因破黄巾军功，除授定州中山府安西县尉后，因督邮无礼，张飞和关羽皆欲杀之，刘备劝止。最终结果是张飞、关羽听从刘备之意饶督邮一命，刘备则有选择的听取关羽之见——弃官与关张远走。这次是关、张二人意见一致却服从刘备之意，是多数服从少数，但刘备并非完全自专。最典型的例子是三顾茅庐时，第一次未得见孔明，刘备便准备再往，张飞便有不同意见，谓“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3]（P321）但还是随刘、关二人同去；第二次又不果，刘备欲第三次访之，这次连关羽也开始反对。但刘备坚持一己之见，关、张虽有异议也心甘情愿地服从。此事显示出三人心无芥蒂、彼此坦诚。当想法不一致时，刘备的意见往往起着主导作用。
无论何时何地，关、张绝对维护、服从刘备，但刘备亦以平等之心待之，使二人能毫无顾忌的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简易的人际关系是三人关系坚若金石的关键所在。
2.遭遇时艰能初衷不改。《三国演义》一书，写了很多谋臣武将或不满旧主如许攸、或为时局所逼如马超、或为兵败遭缚如庞德、或为新主感召如赵云、或为旧主猜疑如姜维、或为利禄所诱如吕布、或因贪生如于禁等人弃旧图新之事。但刘关张三人， 却无论遭遇如何艰难，却始终坚守着“桃园结义”时的誓词——大则保国安民，小则同生共死。最典型的例子是刘备为曹操败于小沛后，三兄弟失散，关羽死守下邳遭困，本欲赴死，因顾忌刘备妻小，最终选择有条件地投降，即“降汉不降曹”和无论何时得知刘备下落便辞操。当得知刘备在袁绍处时，即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备尝艰辛往投之。所以关羽此次降曹，实为保护刘备二夫人而迫不得已之举。因为当他后来败走麦城、为孙权所擒时，孙权亦欲劝降，关羽则愤然拒绝、从容就死。可以看出，关羽降与死都是为维护桃园盟誓之初衷。
张飞则是为恪守结义盟誓而失去了生命。当他得知关羽被害，便“旦夕号泣，血湿衣襟。诸将以酒解劝，酒醉，怒气愈加。帐上账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怒恨，放声痛哭不已。”[3]（P683）当得知有人劝刘备先灭魏再伐吴时，张飞大怒：“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誓，吾安得独享富贵耶！”面见刘备责之以“陛下今日为君，早忘了桃园之誓！二兄之仇，如何不报？”[3]（P683）获刘备之允率师征吴前，限令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为关羽挂孝。置办官范疆、张达畏于张飞违限即被杀之威，竟先下手为强，害死了张飞。
刘备为了履行桃园之誓，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要报仇势必要动摇整个蜀汉集团的战略部署——联吴抗曹，此是蜀汉得以立足的政治基石，所以赵云、秦宓、诸葛亮等先后劝阻，但刘备谓“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3]（第81回）诸葛亮出山以来，这是意见唯一不被刘备采纳的一次。由此可看出“桃园结义”之盟誓在刘备心中所占地位之重，它甚至高于江山社稷。
3.临难不苟而同甘共苦。刘关张三人自投军于行伍，危多于安，忧多于乐。但三人在生死攸关之时，能够不离不弃，而是同生共死，相互救助。刘备三初投幽州太守刘焉破黄巾，刘备等只有五百人，而对方程远志则有五万之众。对阵之时，刘关张一同出马，同仇敌忾，竟获全胜。刘焉又令其解青州之围，刘备兵寡不敌众而败。刘关张于败亡之际，三人精诚合作再次化险为夷。再如刘备兵败新野后，手下只有三千余军马却要带领十几万百姓逃难。张飞为掩护刘备逃走，竟带仅有的二十余骑立于长坂桥，以拒数万曹兵，完全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当刘备一行逃至江津，前有大江挡路，后有曹操大军追赶将至的危机时刻，是关羽及时赶来解救，才使刘备再脱虎口。
虽然刘关张之义带有江湖草莽之气，有时公私混淆。诚如章学成在《丙辰札记》中所评：“《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4]（P396）但这却正好和《三国演义》中几例亲弟兄反目成仇之事形成了鲜明的比照：曹丕猜忌而迫害弟曹植；袁术贪利竟算计兄袁绍；刘琮、刘琦因继立事手足间疏；袁谭、袁尚为继承权同室操戈等。同胞之亲尚斤斤计较于功利而弃手足之义于不顾，更反衬出刘关张恪守“桃园结义”盟誓——同生共死、患难与共之可贵。
三、守节重义、坚如磐石——贞义
《三国演义》无疑是一部以男人为主体的英雄史诗，但着墨不多的一系列女子形象，同样让人感动不已。因为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不以时位而改变的贞义。
1.贫贱不移的夏侯令女。曹魏司马懿父子以阴谋夺得大司马曹爽兵权后，灭其三族，没其家产。夏侯令女，是曹爽从第曹文叔的妻子。在曹氏未被祸之前，因早寡无子，其父想把她改嫁，她竟然截耳自誓。等到曹爽被诛，其父又想使其改嫁，她又断鼻明志：“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时，尚欲保终；况今灭亡，何忍弃之？”[3]（P920）夏侯令女的让人感动，不在于她两次自残身体以誓不再改嫁，而是在于她始终如一、不以时位而改的坚贞品质。这种坚守节操的贞刚之气，正是全书所宣扬的。我们可以想到见利忘义、轻于去就的吕布；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华歆；见风驶舵、惯于投机的孟达等等。这些自谓当世豪杰的男人可谓有才，但却缺少了夏侯令女那样的节操，所以书中对他们不无针砭之言辞。
2.威武不屈的徐氏女。徐氏是孙权弟弟——丹阳太守孙翊的妻子。孙翊遭部下妫览、戴员阴谋杀害后，妫览见徐氏貌美，遂以死威胁其从己。徐氏凭着胆大心细和智慧，巧妙地与之周旋，最终设计除去二贼。徐氏以一弱女而义不受辱，立志替夫报仇的节操，让临危变节之男人亦汗颜。故书中赞徐氏：“才节双全世所无，奸回一旦受摧除。庸臣从贼忠臣死，不及东吴女丈夫。”[3]（P332）
3.富贵不动的徐庶母。曹操为了得到贤士徐庶，派人赚其母到许昌厚待之，并以高官厚禄以诱她唤儿来归，竟遭徐母坚拒。后程昱模仿徐母字体写一封家书，骗徐庶离开刘备来就曹操。徐母勃然大怒，拍案骂儿子不识大体：弃明投暗而自取恶名，最后竟然为此羞愤自缢。曹操时挟天子而令诸侯，威势正盛；而刘备当时几无立锥之地，处于颠沛流离之艰难时期。但徐母骂曹赞刘，希望徐庶辅佐虽弱却仁的刘备，离弃外强内奸的曹操。可见徐母有着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坚贞的政治节操，竟至不惜以身殉之。
总之，《三国演义》以“义”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把发生在那个动乱时代的人与事无形中进行了评判褒贬，使全书的大小事件有了一个精神层面的判断标准——“义”。这个标准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有时甚至可以不考虑人和事归属于哪个政治集团或派别。如书中对曹魏虽然一直持贬抑态度，但仍不乏赞美属于曹魏集团的重义之士如郭嘉、庞德、夏侯惇等。所以“义”在《三国演义》中是超越一切不同派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观念而存在的最高评判准则，大“义”如诸葛诞父子壮烈殉国，小“义”如关云长华容道放曹操，都一样在书中受到了褒扬。因此，《三国演义》不仅具备了文学层面的审美意义，更重要的是透过种种“义”之表现来昭示“人情势利古犹今”的世人，从而具备了一种道德层面上的终极评审意味。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2]马融.忠经[G]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
[3]罗贯中.三国演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章学诚.章氏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张润泳（1973—），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