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31 10:55:21
彭晓芸
这两天重感冒，没写文章，竟然强迫症地觉得自己“堕落”了。
为读者而写，是一种比写媒体约稿还有约束力和动力的活——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想到的是儿童养育里的一个关键词，叫做激发孩子的“内生动力”。人是要靠内生动力而活的，外在激励机制如果没有内化，终究是别人的，随时可以拿走。
看到一则帖子，虽然迄今不确定真假，却一直萦绕在我发了低烧的脑子里。一位26岁的姑娘因为父母逼婚而跳楼自杀了，留下的遗言是“你们安排冥婚吧，我再也不会反抗了……”
由于不能确认真假，我们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某种社会现象的极端反馈，包括故意策划的一种对抗性文本。不需要这个案例，也不妨碍谈论这一议题。确实，生活中有太多类似的悲剧在发生，也许没到出人命的地步，但活得不自在是代际冲突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不自在的岂止年轻人？那些逼婚的父母们不也是由于身边圈子、习俗的惯性，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子女婚姻、职业大事的控制乃至钳制吗？
代际冲突的背后，是整个国家权力话语格局在个体身上的显现。当权力是全能政府时，父母更容易习得一种全能父母的父权威权习性。然而，这个全能政府实际上并不包揽社会成员的更多福利，能够最低限度减少福利，是每一个希望扩大财政收入储备的政府挥之不去的内在冲动。即便是民选政府，在忽悠选票时承诺的福利措施，也往往会在上台后大打折扣。
个体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太可能真的依靠福利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稍微像样的政府，福利或许能够提供最低生存保障，但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自由、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仅仅依赖福利是不足够的。
中国式的这一代父母，所谓逼婚，既有养老福利制度缺失之下，匮乏安全感的一种价值传递，也有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最为牢不可摧的，就是熟人社会的习俗养成。当他们的社交话题紧紧围绕的就是子女的婚姻、职业“成果”时，他们是无力跳脱这一框架过上老年人自给自足的生活的。
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这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自身都是“失落的一角”，他们都需要依赖外在评价找回自己的那个“大圆满”。
“失落的一角”的提法，来自一个有趣的儿童绘本。
《失落的一角》是美国绘本大师谢尔·希尔弗斯坦流传甚广的作品之一，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流传世界各地，美国本土销量1800万册。这是一则有关“成熟”与“依赖”的寓言，故事讲述，一个圆缺了一角，它一边唱着歌一边寻找。有的一角太大，嵌入之后有溢出的棱角，有的又太小，嵌入之后不足以形成一个圆，还有缺角。于是，它飘洋过海，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与自己最合适的那一角，它们终于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可是，很快，这个圆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歌唱，所以它轻轻放下已经觅得的一角，独自上路继续它寻找的征途……
希尔弗斯坦的作品简洁到令人难以置信，却值得无论孩子还是大人咀嚼一生。他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有：《失落的一角》、《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阁楼上的光》、《人行道的尽头》、《往上跌了一跤》等。其中《阁楼上的光》更是创记录地连续182周位居《纽约时报》排行榜。
推销完绘本，回到我们的主题：逼婚的父母们为何那样热切地需要子女的婚姻来“完满”自己的人生？
首先是路径依赖。很多父母辈的人，自己有着美满或不美满的婚姻，却不约而同地期待子女也走进婚姻，包括期待他们的婚姻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他们不论婚姻的幸福与否，仅仅从婚姻的功能而言，认为婚姻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公示，没有这一层面的展示，必将成为这个社会中“失落的一角”，一定是饱受歧视甚至磨难的。
其次是现实考量。有些父母会认为，如果子女不走进婚姻，男的则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女的则孤独终老，无依无靠。对他们而言，子女更类似于“私有财产”，养育成人，需要有个交代，如果没有婚姻这项“交代”，他们将无法安心老去，总觉得人生的使命未竟。想想婚礼的场景，总有一个德高望重又沉毅坚定的岳父大人，牵着女儿的手，把她托付给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往往还有一个心急火燎殷勤的婆婆，满腹心事地看着儿子交付给一个年轻不谙世事的女人，心底里不免嘀咕：你能像我这样爱我的儿子吗？
再其次却不意味着“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个体化进程极为缓慢且多有反复的社会里，人的关系革命远未完成，个体总是被裹挟在各种关系中才得以完成人生的价值，他们缺乏发展出自我生命体的完整意义的能力。对父母辈而言，他们对生命的体悟，自然而然地包裹着子女的人生，丝毫不觉得子女是另外一个生命体，经历的人生旅途已然不可复制。而不少子女，也缺乏确立边界的能力，他们往往在经济上、情感上没有脱离原生家庭的脐带，父母稍微不开心，他们便无力抵抗，很快妥协到祖荫的庇护下。
如果你意识到，你对父母的开心、不开心无法负责，你只能负责自己的开心与幸福，如果你过得开心幸福，父母仍然感到不开心——他们的不开心显然不是来源于你，你仍然会负疚吗？还是会极力感染、影响父母？让他们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迁移到你生活的半径里，感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魅力呢？
说到底，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无法拥有自足的快乐与寻找幸福的能力。即便与同龄人之间，他们仍然沿袭着父母辈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在个体与组织、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中，也没有自我，也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态度。如是，也就不奇怪他们会被最为亲密的原生家庭裹挟了。在某种程度上，被家庭裹挟还是他们获得安全感以及抗衡社会的资本。他们离不开家庭这个“保温箱”，否则，更容易在社会竞争中沉沦。
把自己活成一个圆，太不容易，需要付出不少代价。这是多数人不愿意支付或者支付不起的。
自杀案例中的女孩，据说收入很高，月入达两三万。姑且不论这个案例的素材的真实性。我们可以这样假定，那些无力反抗家庭价值裹挟的，有一部分是由于在经济上极为依赖父母的供给，还有一部分，则是情感上无力挣脱家庭的“温情”。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爱的“互害关系”。在他们这里，说理是无效的，必须通过传递感受性的伤害来表达不同意见、不同价值主张。譬如，有些父母喜欢用“死给你看”“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了”来要挟子女，而子女也习得如是一种推导到极致且不可逆的伤害手段。
唯有死，才是最强烈最刺激的反抗；唯有死，才能让对方在漫长的懊悔中反思其价值主张。
一直以来，有种通俗的说法，就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参看我的历史文章《“爱不需要讲理”是什么歪理》）。这些主张源自人们所谓的生活智慧，他们觉得血缘关系乃至婚姻关系是天注定，不可改变的，既然是不可改变的，就不要试图讲理，而是要在感受中体察对方的需求。但这些人不会想到，不讲理的最极端路径，就是“死给你看”。
无论是原生家庭关系，还是两性亲密关系，首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圆，是距离幸福最近的一条路。尽管这个过程也许会造成他人的精神痛苦，也许这个过程不排除反哺父辈的“不敬”，但也是个体生命完满的最可欲之途。
失落的一角不会因为寻得镶嵌的另一角而获得幸福，最可能的是两个不自足的个体的互相牵制和互相折磨。而活成一个圆，遇见另一个圆则不同，那种惬意是温暖而轻松愉悦的。
一个人，只有活成一个圆，才真正拥有爱的能力，才可能富有感染力，去爱和感染身边的人，才可能把爱给出去——同时接受另一个独立的圆的爱。
两个圆只会因为彼此向往同一个远方而赋予生命以诗意，却可以有各自奔向远方的路径和方式。这种爱，才是独立而持久，又不失却想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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