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在《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中提到了一个问题：
“那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陌生人到底是谁？”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会，当时与会的13名代表则是代表当时全国仅有的50余名共产党员，这其中还有代表湖南党员参会的毛主席。
不过因为这其中出现了一些变故，使得与会代表被迫中断了会议，改为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开会。
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后来的影视剧中，都有提到这样一个情节，即在一大会议期间，有个身穿长衫的坐探突然闯入其中，嘴里还不住念叨着：
“我要找社联的王主席。”
不久之后，法国巡捕重进了望志路106号，大肆搜查了一番，好在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休会，当时代表们已经分别撤离，没有造成大的问题，可即便如此，也让在会场的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一直以来，不少人都认为，这个闯入会场的坐探只是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或许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场合之中，但没有想到的是，有关这个人的身份疑惑，一直延续到几十年之后，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人探索追寻。
1990年暑假，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叶永烈的儿子叶舟到同学家里去玩儿，这个同学的父亲是著名的电影演员中叔皇。
中叔皇当时问了叶舟一句：
“你爸爸最近在写什么书？”
叶舟看过父亲《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的手稿，于是回答到：
“是一本有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书。”
就在与孩子一问一答间，中叔皇当时提了一件事：
“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法租界的情况，可以去采访一下。”
叶永烈后来听儿子说起这件事，顿时欢欣鼓舞，马上去采访了薛耕莘。
当然，这位叫薛耕莘的老人虽然当年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但他是1925年才到的，自然不可能参与1921年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事儿，但薛耕莘却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线索。
“曾经听程子卿说起过1921年闯入李公馆、找外国“赤色分子”的事情。”
据薛耕莘回忆，程子卿就喜欢穿蓝袍黑褂便衣，与包惠僧、陈谭秋的回忆基本上吻合。
如此容易就查清了当年的谜案，叶永烈一度不可置信，不过很遗憾，程子卿已经于1961年故去，自然没可能找他本人去查问事情，不过从各方面留下来的资料以及程子卿的生平经历，基本上能为我们还原那个时代的真相。
更让叶永烈有些诧异的是，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是特别偶然的一件事，而不是跟踪调查日久。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
那时中国工人运动也在国内兴起，建党的条件已经基本上成熟。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列宁倡议下，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代表曾作为观察员出席该大会，尽管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很多估计是错误的，但共产国际的存在，客观上也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到中国，与另外一名从西伯利亚南下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会合后，一同到了上海，当时陈独秀并不在上海，于是马林便与陈独秀留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会晤，当时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建议中国同志们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则是一同出席了一大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国际成立本质上是为了建立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所以在规定中，各国成立的共产党组织都应是其支部，因为共产国际拥有莫大的权限，在当时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到独立领导革命许多年后，中国共产党才算是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也就是后话了。
决定召开一大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尽管不少影视剧中为了渲染气氛，营造被特务跟踪的紧张感，可实际上这批又是学生又是老师模样的人聚在一起开会，并没有引起很多人关注，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国的党员加在一起也只有五十几个人，对当局也造成不料影响。
真正引起法租界巡捕干探注意的，是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即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因为历时久远，对于一大为什么引起法租界巡捕注意，各方面回忆都有诸多猜测，因为那时党组织尚未完全建立，各方面保密也很薄弱，所以他们认定一大代表住在博文女校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注意，其中特别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更是很显眼。
可以上也只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们的推测。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学者任武雄在研究各方面资料时才意外发现，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是由于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引起的。
马林是荷兰人，1902年就参加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并在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被爪哇当局驱逐，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被推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
1921年3月，马林奉共产国际指示，南下中国，帮助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
那时马林在国际上已经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人物，为了不引人注意，马林当时离开莫斯科，打算经欧洲前往中国，结果刚走到维也纳，就被当局逮捕，因当时马林是在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捕，所以马林后来经律师朋友保释以后，维也纳当局就马林打算去的国家做了逐一通知。
毫不夸张的说，当时马林经欧洲一路南下到中国，实际上都是处在监视中。
上海的英租界、法租界当局，自然也对马林的行程了如指掌。
马林也知道自己一路上受到了监视。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曾明确汇报了这一点。
更为关键的是，不仅仅是当时上海的英法租界，就连日本警视厅也收到了情报，表明共产主义组织将要在上海开会。按照惯例，日本警视厅的消息来源很有可能就是上海英、法租界当局。
马林明知道已经受到了监视跟踪，还要坚持出席中共一大，是他犯下的一个大错。
不过，这个说法也是根据各方面资料推测。
如果按照马林到中国一路上受到监视作为一大会议暴露来看，应该在开会第一天，法租界巡捕就该直接闯进去拿人，而不是让一个坐探冒冒失失的闯进去，惊动目标。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大会议暴露除了马林因素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因素。
也是一个很不凑巧的事情，当时一大会场隔壁，恰好有一个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会址，这个全国各界联合会在当时是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的组织。因为两个会开会的地方离得太近，因而造成了误闯。
当时，上海法租界对于租界内社团组织开会一事管理的很严格，为此还特别规定了一点，即：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事先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全国各界联合会是租界一直密切监视的一个社团组织，因此在该组织开会之前，法租界巡捕有必要派坐探去，提前警告并要求该组织在48小时内取得租界警察局许可证。只不过因为弄错了地址，导致了坐探意外闯入了中共一大的会场。
不过，以上种种也只是属于猜测，毕竟时隔久远，法租界坐探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究竟是误闯还是有所准备，已经无从考证，而且一直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
单说那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坐探——程子卿。
程子卿是1882年出生于江苏丹徒，读过私塾，因出身贫寒，日子过得一直以来也很不如意。
1900年前后，程子卿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结识了黄金荣，并与之结拜，为他进身铺平了道路。1905年前后，经黄金荣推荐，程子卿应聘入公共租界新闸巡捕房当差，但因没有经验，后来被除名，进入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当差。
当时，租界的巡捕房很需要一批中国坐探，程子卿在码头上做搬运工，练就了一把子力气，当时是很合适的人选，加上受到黄金荣的照顾，所以程子卿在法国巡捕的面前也很吃得开。
1924年，程子卿调入法租界巡捕房刑事科政事组，负责社会团体成立申请的审核和新进人员资历审査等工作。
不少的影视剧中，在刻画类似程子卿这一类角色时，都是面目可憎，实际情况或许有所不同。
程子卿只是旧社会上谋求生存的一个苦力，他后来误闯中共一大会址，实际上也是他职责所系。
上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多变，北洋政府与广东南方政府对峙，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相比之下，租界反倒是一个相对安稳的地方。
当时法租界当局施行法国法律，对中国国内的政治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只要不涉及暴力行动，不危及租界治安，允许各类团体包括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等革命团体设在法租界，一时间法租界成为国共两党革命人士存身及活动之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程子卿还不算是纯粹意义上的坏人。
在法租界工作多年，程子卿自己本身有相当的人脉，当时孙中山在国内领导革命，还曾与程子卿有过接触，程子卿不但认识孙中山，还认识宋庆龄，并同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都有很好的关系。对国民党在租界设立的机构暗中施行保护。
一次北洋军阀照会租界，要求逮捕汪精卫，当时也是程子卿抢先一步通知，这才让汪精卫逃过一劫。
不过，让程子卿真正名声鹊起的，还是他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一事。
程子卿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坏人，但你要说他是个好人，也不完全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程子卿曾预先估计初这一情况的发生，并伙同杜月笙、黄金荣参与其中，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程子卿手上是有血债的。
为了保护法租界的利益，程子卿出手镇压过革命，杀害过革命群众，包括后来抗战时期，程子卿还镇压过抗日运动。
可另外一面，程子卿又参与过许多保护革命者、保护民主人士的举动。
1931年夏，邓演达被捕之前，程子卿预先了解了一些情况，曾托人暗中告诉宋庆龄，希望他转告邓演达在租界活动要小心，但邓演达未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被叛徒出卖，后被租界当局逮捕，引渡给国民党当局。
据薛耕莘回忆称：
“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应该说站在程子卿那个立场上，他所有的行为以及出发点，仅仅只是为了保护租界的安稳，谈不上所谓的一个立场问题。
也因为这个缘故，程子卿还引起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从1931年至1936年，他陆续收到了七封警告信，其中两封中各有一粒子弹，另外，程子卿还遭遇刺杀过，法租界巡捕为此还曾派出专员，贴身保护程子卿达半年之久。
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算是躲过了此劫。
抗战的中后期，程子卿常在逍遥池与薛耕莘、黄金荣碰头，商议如何掩护地下抗日活动和敷衍日军。
不过，程子卿对自己的情况心知肚明。
程子卿在法租界一干就是20多年，本人的级别并不低，甚至在抗战时期，程子卿还作为法租界交涉代表与日军接触，举凡日方欲入租界捕人或引渡，均须经过他俩之手，可谓权重一时，所持的特别通行证可以任意出入日军戒严地区。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程子卿才退休，但他在租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程子卿自知罪孽深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捕，特意写信给宋庆龄，请求她把自己的信转交给毛主席。
信的大概意思是，我原来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曾积极帮助营救革命人士，一部分在租界被捕的共产党员经他疏通而获释，今已年老多病，恳请归家养老。
应该说毛主席是受到这封信的，虽然不知道批复如何，但建国后几次大规模运动，程子卿都是有惊无险。
1954年、1955年，程子卿曾两次被捕，但每次都是以“无罪行，无活动，年老多病，无活动能力”不予处理。
程子卿晚年体弱多病，好在多年置办家业，收入颇丰，每月仅房租就有150元，儿子每月收入也有15元，上海警方也多次找过程子卿，但基本上不谈他的事情，都是向他打听过去与他相关的某某人或事儿。
1956年，上海公安在程子卿的带领下，抓捕了原政事部外事股督察长、法籍白俄警官爱莫利亚诺夫。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在上海病逝，终年79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