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困境——如果任何意义存在，它必须埋藏在宇宙的荒谬之下

卡缪（Camus），作为备受赞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小说家，是《局外人》的作者，提出了一个矛盾的观察，揭示了自然界和由此产生的人类的荒谬性。因为真理是与荒谬相对立的。然而，如果荒谬是第一真理，那么这意味着没有真理，即使是第一真理也不例外。

因此，荒谬称自己为荒谬。

荒谬并不意味着愚蠢或低效。它的意思是真理和它的否定同时在起作用。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尽管自启蒙时代以来，科学试图为世界创造秩序，但它只是揭开了遮盖荒谬性的面纱。

量子物理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粒子既存在又不存在。它们跨时间和空间连接，以至于两个现在成为一个。

我们已经知道量子物理将近100年了，它并不全都“停留在那里”，与原子一起。猫也可以同时存在与不存在。

人们提出了几十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没有一种有任何证据。也许宇宙本身就是荒谬的。

我们试图用多世界和坍缩波函数来消除荒谬性，只是一种把头埋在沙子里的方式，希望一切最终会变得有意义。

但如果它就是没有意义呢？

我们如何生活在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方便的谎言的世界里？即，我们如何适应一个世界，其中我们用于解释和导航现实的逻辑系统，实际上可能只是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简化和假设？

我们生活在一个四维分形中，而我们的思想栖息在一个理想的平面。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去触达，但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的一切都是一团混乱的杂糅，有时似乎有些意义，但在其他时候却疯狂地偏离方向。

拿像牛顿定律这样简单的东西来说。它们像巴赫赋格曲（Bach fugue）一样，提供了一个似乎完美的对位法，体现了相互运动的物体，但其中隐藏着疯狂。两个旋转的世界显示出完美的对称性，但加入第三个，就无法说其中一个不会有一天飞向太空。

为了对抗这种混乱，人类进化出了语言。与宇宙不同，语言不是荒谬的，不是混乱的，并且确实包含着真理。然而，词语本身既不代表现实，也不代表主观梦想。它们是工具。有些像螺丝刀有单一用途，其他可能是多功能工具，但所有这些都分享了一种逻辑互动，使人类能够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中相处。

《创世纪》中的巴别塔故事，传统上被认为是上帝混淆了人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相互理解，因为他们傲慢地试图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塔。但可能不止于此，也可能是上帝混淆了宇宙本身，以至于语言无法再完美地理解它。

毕竟，如果宇宙确实有意义，而语言能够完美地描述它，那么只需要一种语言就足够了。

那种语言似乎可能是数学，但即便是数学，也只不过是一个逻辑构造，最终未能代表自然界真实的矛盾荒谬性。数学仅仅帮助我们讨论测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它只在对此有用的程度上代表现实。脱离了那个经验基础的数学，仅仅是关于自身的语言讨论，像哲学，但使用的符号更多。我们知道数学本身是不完整的。

如果你相信宇宙是有意义的，或者更糟糕你是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有意义的宇宙，从这个荒谬的宇宙中来，那么你可能会坚持某些真理或一组真理，这些真理来自你应用于宇宙的词语，以使你的生活有意义。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指的，当他争辩说哲学是病态心智的产物时。他们坚持单一的真理，并错误地假设它在每种情况下都适用。因此，自从笛卡尔说出“我思故我在”以来，哲学一直在攻击接受真理的基础，直到在后现代世界，一切都崩溃了，仅仅是一副外表。与此同时，荒谬性裸露了它的本质，嘲笑我们对意义的追寻。

面对这种毁灭性的发展，我们发出空洞的声明，如：“我创造我的自己的意义。”

但你什么时候创造你的意义呢？你又是谁能做这样的事？这不过是一种坚持，一种对自我元素精神及其相关的20世纪教条的崇拜的声明吗？

如果意义来自美丽、知识或者来自自然的神秘感觉，那么这与在餐巾纸上涂鸦的牛顿定律一样，并不存在于自然之中。这是人类对自然的强加 —— 一个有用的谎言。在那个谎言下面是分形现实中固有的矛盾。

我们无法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意义。这样的声明是一种幻想。你的意义是一个你希望让你感到片刻平静的思想，在你逃离死亡的张开的深渊之前。你是一个暂时被激活的尘埃生物，掉入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中张开的大口。

你说：“忘记意义吧。我创造我的自己的真理。”但在这里，你也是被束缚的，因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能制造真理。对着没有人说的话，意味着什么都没有，所有的真理都在词语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数学的，都锁定在同义反复的关系中。因此，你的真理不是来自于你说的是真的，而是你如何使用词语在这个世界上与像你这样的其他生物一起生活。

词语及其中的真理既不能在自然中被发现存在，也不能作为艺术作品被创造。相反，它们是从我们在世界上和彼此之间生存的需求中涌现出来的。它们是进化的最终产物——一个让我们变得更适应的工具，我们可以纯粹通过思考来构建。

因此，像所有进化出的特征一样，词语必须适应它们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词语的用法会在几个世纪中缓慢变化，而且似乎没有人能够控制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此渴望改变人们使用词语的方式，以突出阶级等级和分裂，这是他们所期望的革命的必要前提。这些语言的修改旨在安抚那些内部的人，同时妖魔化那些外部的人。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发明了新话这种语言，旨在使被压迫者变得中立，无法表达他们最内心的思想。

就像我们改变语言一样，语言也改变了我们和我们的真理，随之而变。这就是为什么，例如，很难理解古代书籍如圣经。即使有一个好的翻译，很多意义也因为我们的词语已经适应了现代环境而丧失了。

生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的方式既不是创造自己的意义，也不是创造自己的真理，因为第一个是谎言，第二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卡缪将生活在世界上比作西西弗斯的困境，希腊神话中被命令把石头推上山，但每次都会滚下来，永远这样做的人。

卡缪写道：

今天的工人在他的一生中每天都在做相同的任务，这种命运并不比西西弗斯的命运更荒谬。

这就是我们荒谬宇宙的基本真理。当然，西西弗斯像任何人一样自由地编造谎言给他希望，或假装真理由他控制。像我们一样，他可以重新定义他的“工作”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充满了“进步”。每次他把石头推上山，他可以看看他的指标，或许理解他比上次做得更好。或许他可以想象一个他从石头中解脱的未来。也许有一天他可以付钱给别人代替他做，从而自由。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没有人能从石头中解脱出来。

他永远无法逃脱他的劳作，更糟的是，他永远无法赋予它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没有意义。他也不能通过新的词语改变他所做之事的真相，因为这些词语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只会是疯狂的标志，而不是新的真理。没有其他人会被欺骗。

我们无法单独超越这种荒谬，因为我们是它的产物。正如西西弗斯的情况，我们逃脱的唯一希望是外部力量的转变。

我们想象人们生活在地狱中，就像在但丁的《地狱》中，没有任何希望。门上的标志就这样说：

那些进入这里的人，请放弃所有希望

然而，但丁坚持，与天主教信仰一致，有些人确实有希望。他们被如此强大的力量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以至于地狱之门根本无法阻挡他。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是那些将被拯救的人，还是我们真的被诅咒了？

这是我与卡缪的分歧之处，更多地与托马斯·内格尔的观点一致，他认为荒谬不是来自于没有意义的世界，而是我们试图在不相关的问题中找到意义。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想法，比如数学证明，最终也只是人类发明的语言中的重言式。

如果意义存在，它必须埋藏在宇宙的荒谬之下，与我们的关注和偶然的思想分开，旋转在我们只有放弃所有思想才能穿透的浓密雾中。

正如14世纪英国神秘主义入门书《不知之云》的作者所说，我们必须忘记一切，才能接触到上帝：

不知之云或许会让你感觉你离上帝很远。但不，如果它是真实的，只有忘记之云的缺席现在才阻止你接近他。

因此，与卡缪让我们仅仅应对荒谬不同，我们有能力逃脱它，但只能以放弃世界，甚至是思想本身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