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演员黄渤，总免不了用「高情商」来评价，流传很广的还有「情商如此高时，颜值就是个赠品」此类内容，但是黄渤自己就否认了这个「高情商」的说法：
「没有什么情商高，众口铄金说得多了，当然是大家对你的褒奖，因为喜欢你，所以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做，但是你自己得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怎么回事。
但是一直这么说下去，我跟你说一定是个坑，早晚。
这是跟性格有一点关系，但可没有那么夸张，这个真是越听越害怕。你想，我平时还得注重，我这句话说出来情商是不是不太高？那我是不是就别说了？这不得累死，对不对？」
现下对于高情商的理解，不免会有一些善于盘算的意味，比如依靠调动他人的情绪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再者是把场面上的迎合看作是高情商的表现，甚至是理解成一种精明的圆滑处世。如果这样去理解高情商或者是理解黄渤，未免太庸俗了，他的人格魅力恰恰是一种反圆滑的、最单纯的一种善良：黄渤不喜欢伤害别人。
他也不喜欢让对方和自己陷入尴尬的情景中。所以，黄渤是一个能够站在他人的情绪和立场，去理解对方的感受。对他自己来说，黄渤的性格不是那么强烈，他不刻意迎合别人也不任性放飞自我，比如黄渤从不失态醉酒。
在《人物》的采访中，黄渤的北电同学王译唯回忆，班级的「扒衣服」传统，黄渤是唯一能成功逃脱的人。即便在毕业后的很多年聚会中，他们也从未得逞，黄渤每次参加都是穿着系死扣的运动裤。
好友王迅讲：「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点喝高了，但是他控制得极好，永远不会说错一句话。」
另外，他又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例如黄渤早年在酒吧当驻场歌手的时候，被台下的顾客起哄：「下去！下去！」但是他不能离开，因为只有唱满了四首歌，老板才能付薪水。于是黄渤就走下去一个台阶，说道：「好的，那我真的下来了啊，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喜欢我的人都好运》。」
面对小S的刁难，黄渤也从容回应：
小S：据说你的情商很高啊！
黄渤：在你面前没有高情商的人。
小S：我和林志玲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一定要说一个！
黄渤：铁定是你啊！林志玲个子比较高，会自己浮出水面啊！
小S：所以你说我矮咯？
黄渤：可是你比例好！
他的回答既拆解了自己的尴尬，也不会伤害到别人。在《斗牛》里，他与闫妮饰演夫妻，闫妮调侃：「我之前合作的都是帅哥级别的，我跟你演夫妻，我就知道我要走向丑星的行列了。」黄渤回应：「我跟你演，我觉得我要走向帅哥的行列了！」
当黄渤被问及能否取代葛优，他讲：「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因为人家曾是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对这个不敢造次。」
黄渤每一次幽默的化解，自信、谦虚，又给人一种踏实感，他的魅力不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成熟，而是把复杂变得简单的友善。他清晰自己的定位，既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能审视与别人的处境，这可谓是一种难得的能力，而这能力恰是他的生活习惯，绝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自我消耗。
如果真的「情商高」，那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他大可以选择一部皆大欢喜的喜剧，从投资人到观众，这符合所有人的期待。但他偏偏选择了非常不讨好的《一出好戏》。
对于这部「自导自演」的电影，黄渤还开玩笑说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会分散自己的精力，失去表演时单一纯粹的状态。
作为导演，既要控制表演的巧度，还要掌握服化道摄美的精度，导演黄渤在做到这个控制的时候，也得控制演员黄渤。而作为演员本身，也需要学会控制。
2009年是黄渤作为演员的重要大年，他先后主演的《疯狂的赛车》《斗牛》让其终于从合格的喜剧绿叶衬演变成了独挑大梁的电影男主角，而这一次发力，也让他凭借《斗牛》获得了第46届金马影展最佳男主角的荣誉。
《斗牛》
宁浩曾经说过《疯狂的赛车》之前，黄渤饰演的角色多是「色彩型」的人物，有个性、有笑点、有观众缘，他在影片中的作用就像一幅画里某个角落上的色彩亮点，是给整幅画的构图色彩起锦上添花的作用的。而在《疯狂的赛车》《斗牛》之后，黄渤需要做那个主体构图的元素。
《疯狂的赛车》
黄渤曾把《斗牛》当作自己演艺生涯的关键启发点，在与牛对戏的过程中，黄渤一边要引导牛的表演，另一方面更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这就需要在表演时控制好理性和感性的关系，在这两个极端的跳跃里，黄渤发现了表演的层次感。
相比于另一个业界闻名的性格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黄渤好像并没有达到那种「不疯狂，不成活」的状态，刘易斯是一个每次表演都必须全身心浸润进去的超级体验家，戏里戏外都要时刻保持自己的专注，一个角色，从接手准备到最后的杀青，刘易斯需要前后至少花一年的时候去模仿、体验和最终成为「他」。
丹尼尔·戴-刘易斯
扮演《纽约黑帮》的屠夫比尔时，即使在片场休息时，他也要以比尔在戏中的挑衅姿态来惹怒剧组的工作人员。如此专业的结果是，莱昂纳多因为看不惯他戏外「嚣张」的样子，终于在表演时「公报私仇」把屠夫比尔的鼻子真真正正地打歪了。
《纽约黑帮》
在圈里以好人缘著称的黄渤不会在片场难为对戏的演员和职工，他时刻都在控制自己表演的分寸感，这种分寸感不是妥协的产物，而是在尽量照顾所有人的谦虚下，用压低自我的严格姿态来实现表演主体的无限化。
《西游降魔篇》里孙猴子出洞前的戏份，黄渤给导演周星驰准备了几十个表演版本，从小角色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黄渤知道，在表演和导演两个对应角度看来，表演要给出无限的「多」，导演要拿出决断性的「一」，对细节苛刻到变态的周星驰当然会欣赏黄渤的这种敬业。
《西游降魔篇》
配音专业出身和歌厅走穴的经历，让演员黄渤拥有了很好的语言和肢体动作条件，但歌手和配音出身的演员也不少，相比于他们，黄渤还多了一样独特的品质，那就是他的一种「亲密气质」，这个亲密是他拉近银幕形象和观影者的关键。
以哭戏为例，男演员的哭戏比女演员难演，因为女性梨花带雨的哭腔怎么样也会有一种观赏上的美感，而男演员的哭戏在「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文化背景里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禁忌，是撒开样子扮丑去哭，还是保持克制的男性姿态去啜泣，是每个男演员都需要亲身去揣度的。而在黄渤这，他的每一次哭戏都能让观众看得非常舒服，且极具共情感。
《亲爱的》
黄渤说过，自己在北电配音班上学的时候，配音班的哭戏训练比表演班的哭戏还复杂，在只能用声音传达情感的前提下，所有的情绪都必须在声线和语调上一点点细致呈现出来。
所以在黄渤后来的银幕表演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哭戏其实都有一些精心设计的犹如音乐休止符中的「停顿处」，眼泪和鼻涕不是一股脑哗啦啦流下来。
《斗牛》开头，看到全村村民都被日寇杀害的牛二蹲在墙角，在声音上，一定是哭腔带动整体的情绪，但是人在极度崩溃下情绪其实会有中空状态，他不可能一直哭，所以黄渤又用断断续续的台词「人呢」「不能」「全死了」作为哭腔的停顿处。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肢体动作在势能的停顿处也有动势的安排，北方农民抒发情绪时习惯性的坐地盘腿，恐惧和无助时只得手里扯着日常最熟悉的饲料草来平复情绪，这些设计都需要黄渤身体感官全方位的配合，快一分、慢一秒都容易产生偏差。
能够做到这一层次，已经是个优秀的性格演员，但是还不够成一个「风格演员」或者说是「作者演员」的全部。
我们可以发现，在哭戏里，黄渤的脸部肌肉都是在绷紧和放松两个状态下来回呈现的，这个绷着不是为了把眼泪用力挤出来，放松也不是因为哭得没力气了，这种松紧的切换是一个小人物面对生活惶惶不知所措的「愤」和「丧」，多饰演小人物的黄渤知道，世界上最多的就是普通人，当一个普通男人要哭时，他一定是脆弱的，而这种脆弱又是无解和悲情的。
他的哭戏里，眼神固定都会四处飘忽来寻找什么，如果打破银幕这层阻隔，我们可以说，他的眼神就是在捕捉观众的共情，以此创造自己与观众的亲密气质，艺术创作者充分尊重观众，观众也充分理解创作者。
作为演员黄渤的转型之作，《疯狂的赛车》和《斗牛》虽然都是喜剧类型的电影，但他在其中却并不负责搞笑，而是正正经经去演悲情人物。他演得越惨，观众反而越觉得好笑。这种喜剧效益的产生曾被陈佩斯归结为一种「优越感的差势」：
「喜剧的核心是悲情的内核，鄙视和刺激人的自豪感比起厌恶折磨他的良心更加深切。差势会让弱者一方生悲情，悲情进而产生行动，而当此行动走在了与目的悖逆的路上，困境便会越陷越深，人物也会越来越囧，最终成了喜剧。人物的悲情引起了观众的优越感，观众又在笑声中释放优越感，最终实现台上台下此一刻的平等、和谐。」
这种在喜剧类型中独特的台上台下的「亲密气氛」，为黄渤积累了多年的观众眼缘。他创造的喜剧差势，不像赵本山小品里那种以身体或智力缺陷（小品《卖拐》）为卖点而演绎的优越差势，也不像开心麻花电影里假精明人自作聪明的贱兮兮来为观众创造上帝视角的差势，他的优越感的差势在于「抵制取悦的无力」，这种抵制有些类似周星驰的后期喜剧和路易·C·K的单口相声美剧。
周星驰在《喜剧之王》等后期喜剧的创作中，努力让角色用力地活着，先有生活气，然后再有喜剧气；路易·C·K在《路易不容易》《百年酒馆》的丧喜剧里，努力去说出那些生活里人们不会承认去思考的事情——「我爱死那个孩子了，但我希望她永远不会出生」。
《路易不容易》
黄渤喜剧角色的生活状态是这两类抵制的中间状态，他不会丧到过于绝望，也不会无厘头到后现代的超现实，他抖包袱和喂包袱的铺垫都在于「一种紧张的期望突然归于消灭」的差势。在这种悲情内核下的喜剧演员，如果后来转战其他类型的作品也不会突兀，这也是黄渤接演的戏种只会越来越宽的原因（如《亲爱的》《记忆大师》）。
《记忆大师》
从本质上说，喜剧是理性的，悲剧更偏重感性，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喜剧与悲剧都是以超越现实与自我为目的，但悲剧是在抗争中宣泄最纯粹的超越。
从业以来一直把「老百姓」挂在口边的黄渤在本次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里，能把三十个男人女人流落荒岛的故事安排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完全触及人伦底线的恶性暴力和暴权，并不是说他没有这种思考的深度，而是作为喜剧演员起家的黄渤知道什么是自己擅长的以及自己需要控制的。
在《一出好戏》里，喜剧不只是电影的一种类型标签，而变成了黄渤作为导演的一种社会姿态：在看似人类进化史的寓言中，他把人和事的某种特殊的「心不在焉」的现象用保持一定距离的「喜剧真实」的方式强调出来，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给予制止，是用喜剧在荒诞中制造了最冷静克制的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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