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雕塑与绘画，自艺术诞生之始就形影不离，他们共同组成了当代城市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三者在建筑中的良好互动，既有赖于建筑师的整体把控，也依靠艺术家的天才创作。
基于深厚的艺术素养，贝氏家族时刻关注国际艺术界的发展动态，与多位艺术大师发展了跨越几十年的合作关系与深厚的友情，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为贝氏家族的建筑设计带来了更多的活力，成为建筑空间中的点睛之笔。本期我们挑选了其中的部分作品，带大家一睹建筑师与艺术家之间摩擦出的耀眼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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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中国走出，使我能再走入中国。
——赵无极
Zao Wou-Ki
法国华裔绘画大师
改革开放之初，贝聿铭先生应邀为北京设计一座专门用于迎接外宾的饭店，也就是后来的香山饭店。作为专门迎接外宾的酒店，邀请一位融会中西的艺术家为香山饭店创作一件艺术作品，是最合适的选择。作为整个建筑环境的一部分，这也符合贝先生在现代建筑中寻求一种民族性与地方性表达的设计理念。
北京香山饭店
但是，此时的中国内陆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很难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据贝礼中先生回忆，贝聿铭先生亲自出面邀请他的好友，法国华裔艺术家赵无极为香山饭店作画。赵无极先生出生于北京，年幼时在南通学习绘画，后来在杭州师从林风眠大师，1948年赴法留学后定居法国。此时的赵无极先生在国际上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明显是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陈从周（左）、赵无极（中间）与贝聿铭先生在香山饭店
在贝先生前期的牵线搭桥和持续的努力下，赵无极先生为香山饭店量身定制了两张巨幅作品。这两幅画后来成为了香山饭店的“四绝”之一，无数艺术鉴赏家专门来到香山饭店只为近距离一睹大师的画作。
赵无极先生为香山饭店创作的作品之一
后来，贝先生与赵无极先生多次合作。尤其是赵先生1985年应贝先生邀请，为新加坡莱佛士量身定做的巨幅绘画作品《1985年6月至10月》，创造了亚洲油画拍卖的记录，在2018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以超过5.1亿港币的成交价拍出，也是当时香港艺术拍卖史上成交价最高的画作。
创下拍卖历史纪录的《1985年6月至10月》
©蘇富比拍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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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画必须能够让思想成长。画中可以有花朵、人物、马，无论是什么，他们必须能够揭示一个世界。
——胡安·米罗
胡安·米罗
Joan Miró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巨擘
贝聿铭先生在1970年代末还有一个重要项目：德克萨斯商业银行大厦。这是当时全美除了纽约和芝加哥之外的最高建筑，是一座75层共314米高的塔楼。表面覆盖一层5厘米厚的浅灰色抛光花岗岩，整体形象在高楼林立的CBD中依然十分出众。
暮色中的德克萨斯商业银行大楼
贝先生将场地的一部分设计成了对公众开放的市民广场。他大力促进私营开发商与政府间关系，游说并促成各方携手建设了这片市民空间。在这片场地的中心，显然还需要一个标志物来为人们带来活力。
胡安·米罗在工作室
这一次，贝先生又联系了与毕加索、达利齐名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胡安·米罗（Joan Miró）。在西班牙马略卡帕尔马的工作室，贝先生经过和米罗先生的讨论和协商，成功说服他将自己的作品放大到17米。这尊涂漆的金属雕塑《人与鸟（Personnage et Oiseaux）》最终为整个广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得大厦门庭若市，人气骤升。
雕像《人与鸟》
雕像成为了广场上的活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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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关于雕塑在建筑中作用的看法极富想象力，他对摩尔创作的的热情、博学以及他令人愉快的性格促使亨利再次与他密切合作。
——罗杰·伯托德（Roger Berthoud），亨利·摩尔的传记作者
亨利·摩尔
Henry Moore
英国国宝级雕塑家
1968年，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第一座美术馆——艾弗森美术馆开幕，这座美术馆和得梅因艺术中心助他赢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国家荣誉奖。贝聿铭与英国国宝级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合作也始于此，在艾弗森美术馆的主入口处，放置的正是亨利·摩尔作品“Two Piece Reclining Figure No.3”。摩尔以他的大型铸铜雕塑和大理石雕塑而闻名，他的创作为英国在现代主义艺术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艾弗森美术馆前的Two Piece Reclining Figure No.3
左右滑动
1970年，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设计的克里奥·罗杰斯纪念图书馆中，贝聿铭先生再次与摩尔接洽。贝先生特别受到自己的小女儿穿过摩尔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作品Large Torso: Arch的启发，对雕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建成后，雕塑固定和沉淀了整个广场空间，人们穿行其下并乐此不疲。
克里奥·罗杰斯纪念图书馆前的拱门雕塑
1975年，贝聿铭先生和摩尔再次合作，为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东馆完成了一个雕塑。两人基于建筑设计对雕塑进行了改造，允许游客通过雕塑进入建筑物的东翼，新作品被命名为 “镜面刀刃”(Mirror Knife Edge)。这种基于建筑物的空间状态而进行的改变使摩尔的作品本身具有了建筑功能，雕塑重达15吨，也是亨利·摩尔雕塑中尺度最大的一个。事后，时任国家美术馆主席保罗·梅隆称与贝聿铭合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为这个决定感到自豪。
贝聿铭和亨利·摩尔正在推敲雕塑的摆放位置
随后，贝聿铭先生受委托设计达拉斯新市政厅，并邀请摩尔为市政厅创作一座雕塑。摩尔最终选择了“三件式雕塑：椎骨” (Three Piece: Vertebrae )，也被称作“达拉斯片段”（The Dallas Piece），来回应新市政厅庞大且边缘锋利的建筑形态。这座雕塑的委托和随后在市政厅外的选址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最终于1978年5月举行了盛大的雕塑落成典礼。
“达拉斯片段”
贝聿铭和亨利·摩尔在开幕仪式上欢庆
摩尔和贝聿铭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是在1980 年代初期，摩尔去世之前。贝聿铭向摩尔建议，将他 1938 年的“斜倚人物”(Reclining Figure) 扩大并用青铜铸造，以适应他在新加坡设计的新加坡华侨银行中心。放大版雕塑于 1983 年设计，并于 1984 年铸造，并被命名为“大型斜倚人物”（Large Reclining Figure）。
新加坡华侨银行前的Large Reclining Figure
贝聿铭先生和摩尔先生对彼此作品的尊重，从摩尔生前完成的五个重要合作中可见一斑。建筑物和雕塑都是他们友谊和相互理解的永久纪念碑。 也正是在贝聿铭先生的影响下，今天的摩天大楼建筑最倾向引入的雕塑就是亨利·摩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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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空间是一种材料，对空间的表达在我这里有着最高的优先级，而雕塑是我用来表达空间的手段。
——理查德·塞拉
理查德·塞拉
Richard Serra
美国知名雕塑家、录影艺术家
在被誉为“海湾明珠”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建成4年后，贝氏建筑事务所与OLI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作完成了占地24公顷伊斯兰艺术公园。项目分期设计规划，场地紧靠贝聿铭先生设计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鸟瞰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与公园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受邀为贝氏建筑事务所的设计量身定做了一尊大型雕塑《7》，矗立在公园的端点位置。雕塑所处的黑色花岗岩码头呈现为一个倒角的平行四边形，延展至棕榈林立的小巷海湾，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创造了一个雄伟的背景，渲染出整个多哈湾的美丽景致和随时间变幻的天际线。
雕塑《7》与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遥相呼应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与其公园的建设正值卡塔尔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博物馆及其公园重塑了多哈的海岸风景，为其跻身世界重要城市增添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雕塑《7》静立于多哈海边
结语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不但能激活一栋建筑、一片场地，甚至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象征。他们就像一个个扩音器，将影响力成倍地扩散出去。事实上，当艺术家的作品在建筑和广场被公众欣赏和评价时，艺术家与市民也共同成为了城市文化历史的创造者。
建筑师与艺术家的无间合作成为最好的“扩音器”
贝氏家族很早就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价值，并多次在作品中利用自己在艺术圈中的影响力与亲和力，使得建筑与艺术作品交相辉映，极大地提升了项目的价值、品质与内涵。
贝礼中和贝建中先生自小随父母徜徉于各大艺术家的画廊与工作室，深受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启发，传承了贝聿铭先生卓尔不群的艺术品位，与众多当代艺术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贝礼中和贝建中先生也是知名的艺术品收藏家，贝礼中先生还身兼佳士得拍卖行董事，深谙艺术品鉴赏的精髓。
贝建中（左）贝礼中（中间）与贝聿铭
如今，这份对艺术超凡脱俗的品味，已经渗透进贝氏家族的设计理念之中。我们将会更加深入地提取城市的人文精神、塑造与众不同的环境品质，为项目带来更多长远、潜在的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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