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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毁于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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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NO.1165

作者:霍小山

 审核:喵大大     编排:汤圆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颗粒无收。

一个叫郑侠的忧国忧民的小官员,眼见一些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便找人画了幅《流民图》秘密呈送宋神宗。图中所描绘的老百姓质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的悲惨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
 
这说明,古人早就知道了图像比文字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郑侠还附送了一篇《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中心思想就是——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也就是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让天下大乱,民怨沸腾,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郑侠斩钉截铁的说,“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宋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看了《流民图》中老百姓吃草啃树皮的画面,也大受刺激,跑到神宗面前悲号恸哭,说王安石变法搞得天怒人怨。

▲《流民图》

宋神宗的变法决心崩塌了,想想也是,王安石自诩“天变不足畏“,可他不是天子啊。自己作为天子,天降大灾,自己岂能视而不见。况且,皇帝作为农业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他必须要站在农民的一边——虽然这天灾跟王安石变法没什么关系。
 
一夜未眠之后,宋神宗终于想通了,他第二天便宣布废除新法,并下令开仓放粮赈济流民。说来也巧,三天后,十个月都没下一滴雨的天空突然大雨瓢泼,看来郑侠也用不着被斩首了。至于王安石,他被神宗安排回老家出任知江宁府去了。
 
01 宋神宗的选择

北宋中叶以来,国势日渐衰落。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经总结北宋朝廷所面临的巨大困局,就是“三冗”问题,即冗兵、冗官、冗费。
 
“三冗”掏空了国库,榨干了朝廷。如果北宋政府再不改弦更张,而是一切照旧,那么政府就有可能面临关停乃至崩溃的风险,比如军队因为工资长期拖欠很可能要哗变、官员因为工资拖欠可能要加大贪腐力度从而引发民变等等。
 
公元1067年,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继位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宋神宗当时才20岁,如果放在现在,也就是大二的学生。年轻人甫一上位,就想有所作为,改变目前财政赤字的严峻形势。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
 
当时摆在宋神宗面前的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元老重臣富弼建议神宗“布德行惠”,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这话就像是成功学大师告诉你要想致富就必须努力奋斗一样,完全是正确的废话。

第二个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通过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措施,来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第三个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主张。他认为一国财富的总量是固定的,这些财富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分配,此消彼长。如果国库占的份额增长,则百姓所占份额必然下降。
 
王安石反驳司马光,我制定的变法方案,要有多科学就有多科学,即使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也能让国库塞得满满当当。
 
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文彦博、韩琦、范纯仁等人还想再反驳,王安石大手一挥——这个问题不需要商量,都听我的。
 
▲王安石

最终,还是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方案、斩钉截铁的态度符合气血方刚的皇帝的胃口。于是,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当然,我们更习惯叫它王安石变法。
 
熙宁变法内容相当广泛,涉及经济,军事和科举三大领域。王安石先后颁布过十三部变法法令,计有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太学三舍法,贡举法。
 
在这诸多的变法条例中,执行时间最长,为祸最大的法令就是青苗法。青苗法同时也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手里最有利的武器,并最终用这把利器扳倒了王安石。
 
02 青苗法的先天缺陷

根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说的直白些,原本在民间,就存在有一些借贷机构,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牟利。当然,这种私人贷款的利息都很高,不亚于现在的某些网贷平台。由于利率非常高,一旦农民收成不好,无法按时偿还,那么利滚利起来,就能让农民倾家荡产。
 
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贷款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利率百分之二十,等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
 
按理说,政府的贷款利息比富人定得低,这样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人,一举两得,王安石曾经自信满满的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但是,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最终却变成了祸国殃民。
 
王安石不是康有为那种毫无从政经验的知识分子,在推行改革时会异想天开。事实上,王安石是政坛老手,而且他在他任鄞县地方官时就试行过这一法律,效果很好。

此后,为了慎重起见,在正式实施这项法律前,王安石又特意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再进行试点,效果都还不错。试验田的成功之后,王安石才正式将青苗法推向全国。
 
但是,王安石忽略了一点,并不是每一个地方官都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高尚人格。正如黄仁宇所言,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官员,以道德指导行政,但是并不懂如何处理具体的技术问题。
 
王安石的青苗法是一项金融活动,这需要现代化的金融知识。现代的金融从业者,都必须在高等院校系统学习经济学、金融学、商学等课程,并且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借助大数据和计算机等设备。

即使这样,现代很多银行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坏账,以欧洲为例,2018年10月,欧洲银行系统坏账已达8130亿欧元,某些银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巨额银行坏账将拖累欧元区的银行系统。
 
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时,既没有设立专门的放贷机构,也没有设立统管全国放贷业务的中央银行——这个名词虽然很现代化,但是我也找不出其他合适的古代词汇来代替它。

他把放贷的任务交给了地方官,且不说只懂圣贤之道和诗词韵律的地方官们有没有那个能力来负责这项金融活动。就算他们有那个能力,他们估计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负责这项业务,毕竟他们除了要负责地方行政事务,还需要负责地方的民事刑事案件。
 
还有一点,民间的贷款之所以利率高,是因为放贷的风险太高。古代社会,农民的收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风调雨顺,如果遇到干旱,没有人工降雨,如果遇到洪涝,没有抽水机械。当农民颗粒无收,没法还贷时,民间的放贷者就只能找个墙角去哭了。如果你敢去暴力催收,地方官们肯定会拿你是问。

▲宋神宗赵顼

所以,王安石让地方政府给农民放贷,其实就是将民间放贷者的风险转嫁到了政府的头上。当然,地方官们可以强迫颗粒无收的农民还贷,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下,要么选择逃亡他乡,要么选择聚众造反,要么就只能交出最后一口口粮,然后活活饿死。

总之,这些后果都不是宋神宗乐意看到的。
 
03 变了味的青苗法

虽然北宋在当时已经是全世界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国家——那个时候欧洲还处在愚昧、混乱、贫穷的中世纪,可是要在全国推行技术难度极高的青苗法,依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摆在那里。
 
但是,王安石是一个能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人,他身上具有革命家那种狂飙的气质,聛睨一切,傲视四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种狂飙的气质,与当时朝廷上那些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大臣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另一个次元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志改变现状的魄力和不顾一切的强大气场,让同样热血沸腾的宋神宗对他相见恨晚。
 
但是,王安石狂飙的气质用在改革上,就显得不太适宜。革命需要激进,需要霹雳手段,但是改革需要渐进,需要春风化雨,步步为营,慢慢推进。

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然而,王安石显然是等不了慢慢推进的,他需要的是一步到位、立竿见影的效果。
 
▲司马光

另外,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他也只能根据青苗钱发放了多少,收回了多少,赚了多少利钱之类的数字来判断青苗法的推行效果。他甚至向下级官员下达贷款指标,全然忘了这与他自己制定的百姓“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的原则相冲突。
 
在这种将青苗法列入官员考核KPI的思想指导下,对于纸面数据漂亮的官员,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积极推行新法,因此给予提拔和重用;对于纸面数据渗人的官员,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消极推行新法,因此给予降级和罢黜。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登上更高的阶梯,就必然会刻意迎合王安石。
 
于是,形式主义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并且愈演愈烈。
 
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完成青苗法KPI,只能强迫农民兄弟贷款。如果农民兄弟说咱今年收成好,不需要贷款,那么官员们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强迫富人为穷人做担保。一旦穷人无力归还贷款,那么富人的财产就将被地方政府剥夺,这想想都可怕。

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偯,则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人家还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实话实说。
 
尽管王安石还规定青苗法的利息只能是二分,但是地方官为了保住贷款本利的回收,让上交给朝廷的账面数据好看,就私自提高了贷款利率。有的地方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民间机构的高利贷,可谓是丧心病狂。
 
为了收到足够多的本利,地方官员对无力还贷借贷者“行刑督索”,“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 ,所作所为跟敲寡妇门、挖绝户坟差不多一样缺德。

熙宁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又遇上了大旱灾,“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在这种情况下,流民们还要“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
 
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齐心协力的结果,就是国库充盈,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 “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


国家财政赤字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漂亮的账面数据背后,却是全国的富人们变成了穷人,穷人们变成了卖身还债的人——估计下一步就会变成水泊梁山的人。
 
这种不正常的放贷收贷模式,虽然能在地方官员们形式主义的集体操作下,一时获得国库充盈的良好效果,但是这这种效果必然无法持久。

青苗法实行了十年以后的元丰三、四两年间,青苗贷款出现了贷多收少,或贷收都下降的情况。相比而言,元丰四年贷款本息收入的亏损高达198.6515万。
 
白纸黑字的数据表明,青苗法的实施,已经严重的动摇了国本。
 
前面提到的那个郑侠,本是王安石的学生,他在目睹青苗法给民间带来的危害后,曾给王安石提过“保留意见”,但是王安石没有回复他。于是,郑侠就写了一首讽刺诗:“何处难緘口,熙宁政失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叠,焉得此言通。”
 
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此时已经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包括宋神宗。王安石这种性格,司马光曾对他有过一个公允的评价,“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
 
如果宋神宗再不令行禁止,那么大宋的江山用不着等到金兵打过来才垮掉。



宋神宗在没有与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就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这让王安石非常的失望。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瓢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在有宋一代,想把水烧开,确实不容易。在王安石之前就有过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结果一样成为烧不开的水。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方案解决不了三冗的体制问题,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方案解决不了国库的亏空问题,看来北宋朝廷虽然还有变法革新的动力,却没有了变法革新的弹性空间。

无论是在国防上的虚弱,还是在民生上的困顿,北宋朝廷都已经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矛盾愈演愈烈。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
 
纵然有宋神宗这样的明君,王安石这样的能臣,他们也无法阻止宋朝走向衰落,这一切真的是历史的悲哀。
 
最后用王安石的一句诗来做结尾吧: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参考资料:

1、 脱脱《宋史·王安石列传》,《宋史·食货》,中华书局,1985年

2、漆侠《王安石变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邓广铭《王安石》,香港三联书店,1953年

4、梁启超、解玺璋《王安石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

5、樊树志《国史概要》,香港三联书店, 2006年

6、傅允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 王安石青苗法与免役法再评价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7、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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