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百年以后还有人读我的书。
——金庸
如题。死神没有假期，到今整一周年了。
在为数不多的认知里，武林小说泰斗可能是最响亮的名号，却也是最贫乏的名号。人们对金庸的认知，算是盖棺定论，可是却道窄了些。
王小波说，卡尔维诺那些小说就是小说，没有必要加上历史小说的标签。同样，《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本身就是杰出的小说，没有必要贴上武侠小说的标签。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写下杰出小说的作者一定是大师级别的作者——这话绝对没有贬低查先生的意思。相反，金庸的成功，一方面源于自己的才情（对于人生的把握）与商业头脑，另一方面，确是时代推动的产物。两相对比，后者或许比重占的更大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再加《越女剑》，14部小说，17年时间，64年畅销，恐怕没有一人能比得过查先生了吧。日本文学评论家香山二三郎曾评说：“金庸小说有活生生的剧情，有恋爱，也有阴谋，读者不仅中了金庸构思出来的神奇世界的魔法，不能自拔。”沈西城也盛赞：“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直到目前能写武侠小说的作家，没有一个比他好，比他强，这就够了！”诚哉斯言。金庸用武侠构建了成人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江湖，人性，自由，杨过的痴，段誉的憨，萧峰的侠，张无忌的摇摆，令狐冲的追求……谁人不想？谁人又不爱呢？
我们不敢表达的东西，金庸用武侠表达出来了。
金庸的才情，沈西城更有依据。七十年代，沈西城访渣甸山大宅，见书房满壁皆书，便好奇问：“查先生，这么多书，您都看过吗？”金庸笑道:“不能说全看过，有些翻一翻，有些真的读了！”无疑是说，书架上这些书不是用来摆设的，是实用的。《天龙八部》中阿紫阿朱借“恶紫夺朱”之名意喻人物命运，《笑傲江湖》任盈盈与令狐冲则巧妙嵌入“大盈若冲”……足见金庸才气。
再说几部经典著作。沈西城评金庸小说，三部最喜欢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在我看来，应当再加一部《倚天屠龙记》。这四部，当是金庸小说的极高代表。萧峰的血统导致的原罪，令狐冲对于江湖自由的追求，韦小宝的痞子性格却又游走于江湖与庙堂之间，张无忌同舟四女却痴情一片。这四者，代表了侠义，自由，江湖，家国，包罗万象，堪称人生百态。
《笑傲江湖》。江湖的意义，原本在于自由而不服从的精神制衡身在远方的庙堂。在朝一时，在野一生，其平衡的奥义，一是侠义，二是自由。以江湖的正义，反抗庙堂乃至时代的罪恶；权力的禁锢之下，江湖乃是其最后一块阵地。如果江湖丝毫没有自由，那么所谓的正义也将是专制的鼎盛。
《笑傲江湖》创作于1967年，这个时间及其敏感。金庸为《明报》写社评，时政敏感度高。《笑傲江湖》的创作则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也就是说，《笑傲江湖》发生的事情，每一个时代都会在发生。正如其修订版后记所写：
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炔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对自由的追求，正如我们对自由的追求。而这部小说，更是抽离了时代向永恒进军。令狐冲是隐士，任盈盈也是隐士，这样的结局更多是一种幻想——《刺客聂隐娘》中，隐娘对自由对剑意的追求，最终却无法割裂自己的感情，只能飘然而去。我们又何尝追求到真正的自由呢？令狐冲对专制的憎恶，正如我们对专制的憎恶；他的人生历程，正是我们政治转型所经历的阵痛。亦或者说，令狐冲从未消失，从未长大，而我们已经老了。令狐冲在追寻自由，我们在追寻令狐冲。
笑傲于江湖之间，脱离于江湖之上，令狐冲做到了，任盈盈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现在——庙堂之上的忧民，江湖之下的忧君。后者，甚嚣尘上。
《鹿鼎记》。1972年，金庸封笔。《鹿鼎记》成为最后一篇顶峰著作。从黑木崖到神龙岛，韦小宝携着七位貌美如花的老婆往神龙岛而去了，而远在庙堂的康熙，却思念着他与韦小宝曾经的自由时光。日本驻港代表小岛末夫曾询问：“查先生乍看是一个木讷的人，为什么会把韦小宝写得如此滑头刁钻？”用沈西城的话说，木讷是金庸的代表，反叛是金庸的内心。这样的人，又怎能写不出这样的小说呢？而我更关心的，则是洪安通。
如果说《人民的民义》中“易学习、沙瑞金，侯亮平”是周梅森的笔法（后三个字连起来），那么洪安通与东方不败则彰显了金庸的功力。金庸写《鹿鼎记》倒不是写武侠，而是政治。对面的波云诡谲，思想荒唐，全被金庸写进小说。“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一句，更成为陶红英们的法宝。一句神通广大，堪比游戏加持，令韦小宝戏谑。
洪安通的初始版，是《笑傲江湖》的任我行。对权力的极致崇拜最终导致任我行的灭亡。换个角度说，豹胎易筋丸比三尸神脑丹更有效果。洪福齐天与豹胎易筋缺一不可，洪安通手段齐全，连金庸借韦小宝之口都要“赞叹”：“这些人原来都会妖法！”
这便是集权向往之人惯用手段——从口号加持力开始，再到江湖与庙堂的越位。欲望越大，贪心也就越大。洪安通妄图用教义越位江湖，勾结罗刹，达成反清的目的，倒让我想起一个人，康有为。南海建立孔教，自称教主，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在作祟。从一个角度来说，老康是思想上的洪安通。而洪安通最终的结局，也死于历史的规律——高层的内讧，死相也极惨。人生悲凉，不过如此。这也就是为何，相对于慕容复的悲壮，我们更加讨厌洪安通的原因。
《鹿鼎记》模糊了江湖与庙堂的界限，群雄逐鹿，问鼎天下（神龙教，天地会虽身在江湖，却满心觊觎庙堂）。“老子不干了！”一句，是韦小宝的妥协，而流氓最终的退隐，仍是全身而退。滑头尚且可以，但时代不行。
《倚天屠龙记》。关于张无忌的爱情自白，令人最动容的或许是小昭对张无忌的感情，可是对于张无忌本身而言，他更喜欢谁呢？赵敏？殷离？还是周芷若？他自己也不知道：作者虚构的这样一个人物，竟让他脱离自己之手发展了——
张无忌却始终拖泥带水 ，对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四个姑娘，似乎他对赵敏爱的最深，最后对周芷若也这般说了，但在他内心深处，到底爱哪一个姑娘更加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作者也不知道，既然他的个性已写成了这样子，一切发展全得凭他的性格而定，作者也无法干预了。
其实金庸写张无忌，又何尝不是写他自己？面对自己的三场婚姻，金庸坦言自己的情路像是杨过：感情专一却又容易投入到新的感情里去。可在我看来，金庸的感情更像是张无忌。杜冶芬，朱玫，林乐怡——说实话，金庸更喜欢哪一个呢？恐怕金庸也不知道。晚年接受访问时，金庸感叹地说:“第一段婚姻，妻子负了我。第二段婚姻，我负了妻子。到如今，我仍然好难过！”情多必自伤，所幸最终，金，林两人四十年仍恩爱如初。可是张无忌呢，结局改动好几版，却始终没有交待。
杜冶芬堪比张无忌的初恋朱九真，十七岁的杜冶芬风姿绰约，令二十三岁的金庸芳心萌动，遂展开疯狂攻势，最终花前月下。但是，杜冶芬并非朱九真般“艳俗”——容颜娇媚，又白又腻，杜家小姐是杭州人，典型南方婉约气质。张无忌见朱九真是单相思，一连几月都不能自拔，杜冶芬随金庸搬至香港，不懂粤语，素性执拗，不屑学，社交圈子窄，金庸在“长城”当编剧，杜冶芬也一同陪去，加之风姿绰约，堪比夏梦。金庸拗不过，只好托人关系让杜冶芬当场记，这样美丽的场记，谁能不惦记，免不了风言风语，最终两人不欢而散，金庸晚年叹息着说：“是她负了我！”
而朱玫，更像是周芷若。书中一节，张无忌从小与周芷若相识，受伤之时，周芷若将鱼刺尽数剔除，喂给张无忌。朱玫，则在金庸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彼时金庸正处于与杜冶芬的离婚情伤之中，恰巧朱玫出现，尽心照顾，使金庸感到了些许宽慰。1953年，金庸携朱玫组建新家庭，那时，香港报业一片凄凉，1959年，《明报》初创，金庸一人身兼数职，太太朱玫跑新闻，营业部剩戴茂生等苦撑。朱玫除工作外，还要照顾四个儿女，并负责金庸的饮食起居。朱玫能吃苦，在金庸最穷时只能与朱玫共享一杯“鸳鸯”。可是，朱玫的过于插手让金庸不大痛快，金庸的婚后出轨更让朱玫更为恼火。于是两人大吵一架，一拍即散。充分向世人说明“不是我负张无忌，而是张无忌负我！”金庸过意不去，遂将《明月晚报》所有股份全权转送朱玫，经济上给予全力支持，可惜朱玫晚景凄凉，堪比新修版《倚天屠龙记》周芷若“常伴青灯古佛”。
林乐怡，小龙女般的存在。正是书中赵敏般的人物。世人皆知林,乐两人四十二年恩爱如初，这里便不再赘述了。
金庸写武侠，与其说写他自己，更不如说写人生，与其说写人生，更不如写人性，与其说写人性，更不如说写历史，写永恒。需要明白的是，金庸的社评甚至要比小说更为精彩。大陆风起云涌，对面隔岸观火，金庸怎能不知呢？只可惜，社评的时效性远不如武侠的精彩。“金学”盛行，金庸赚大了——他不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商人。这或许是金庸不够纯粹的原因吧。
我曾认为，读金庸的时代，的确是自由的时代。他为武侠世界赋予了人性，借武侠反映现实，让玄幻流于烟火，让江湖回归社会。
我更喜欢唤其“查良镛”，与穆旦相对，前者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武侠辉煌，后者则在文学的翻译世界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94岁的长寿者，缔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却也逃不掉后人对身后之事的诘问与苛责。可是，他已经老了，又何必苛责他呢？他的死，照见了时代的浅薄，毋宁说照见了我们的浅薄。生前，却已无容身之地，若不是六神磊磊，恐怕我早已遗忘；死后，也许现在，或许十年二十年，谁还能记得，寒风凛冽之中，我们读的热血沸腾？
生活本不该如此。从金庸身上，我窥见了我们的浅薄——我们纪念他，到底纪念他什么呢？是纪念他的作品，高产经典，然后沿着他的道路走下去？当然这条路更为功利，不仅难走，更要甄 酌，还是纪念那个读金庸的时代？作为一个符号，却不同王朔，古龙一样代表了时代的符号，代表了逝去的时间青春和酒，纪念金庸，更不如说，纪念曾经有过的自由，纪念时间的逝去与青春的终曲。
挣扎，逃离，追问，世间千百相——时代无常，道行有之，又怎能错过踽踽独行的金庸？在这之后，金庸的文字便赋予了悲悯的力量。用《天龙八部》结尾段誉悼念慕容复的话来说——
“各有各的缘法，安知他自己不是平安喜乐。”
想想，倒也是对的。
2019年10月30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