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无问东西》的朋友都会记得那所“静坐听雨”的西南联合大学。
何为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日本侵华，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1938年，日寇的轰炸让长沙无法再待下去，临时大学就内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
那时，汪曾祺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名学生。后来，他在《七载云烟》一文中生动地描写了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可谓名师云集，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带领下吴大猷、周培源、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赵九章……均在联大授课。
梅贻琦塑像
八年时间，西南联大仅有不到4000名的毕业生，却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升等；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朱光亚；171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其中还有数名学生自愿参军，为抗战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联大的确是一所“空前绝后”的大学。
在战争时期，联大的生活是无疑是艰苦的——
三校部分学生组成“西南旅行团”，由北平出发，走向大西南。一路夜宿晓行，埋锅造饭，过的完全是军旅生活。他们的“着装”是短衣，打绑腿，布条编的草鞋，背负薄薄的一卷行李，行李卷上横置一把红油纸伞……除了摆渡过河外，全是徒步。自北平至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算得上是一个壮举。旅行团有部分教授参加，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到昆明来考大学的，渠道各有不同。有一位历史系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
有一位姓应的物理系的同学，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昆明来的……
有一个小段子调侃西南联大的困窘——说是路上的乞丐拦住朱自清，结果朱自清一说自己教授，乞丐当即掉头就走。因为他们知道教授比他们更穷。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长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绝后鞋——露着脚趾，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拖着……
为了生活，连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要自己做糕点去街上摆地摊卖，结果因鞋子不合脚，走路太多，小腿肿得不能动。
教授们尚且如此窘迫，学生们更是日子艰难，经常四个菜，八个人吃两顿。课程上到一半，警报突响，师生们倾巢而出，躲避敌机轰炸也是常有的事情，汪曾祺用《跑警报》一文诙谐地记录此事。
跑警报是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成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等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
也有不跑警报的，一个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的人都走了，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就有多少水。另一个是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上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这位郑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处爆炸，依然在锅炉上神色不动的搅着他的冰糖莲子。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说的就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了。
汪曾祺说，就是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
是啊，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为“不在乎”做了注解。
风雨苦难，往往成为强者的土壤，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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