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之粗鄙蛮横，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些不加掩饰的威胁言论、彻底袒露的相反立场、明明白白的拱火态度，将这些本来可能占据优势地位的干部，推向万众声讨的不利位置。抛开事实不谈，镇村干部未遂的压服欲望，驱动舆论急剧升温。
有一个规律是明显，但凡在中国的涉农纠纷舆论中，土地的权属地位并不会特别受关注，这是一个无法凝聚人心的死东西，大家似乎都关心，实际上并不以为然。而只要是这种被舆论捕捉的冲突，必定因为它附着了土地以外的原因。
理解开鲁县这次不大不小的官民冲突，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其中的耕地增生问题，将原有的承包合同带到严重不均衡的利益地带，不经历剧烈的动荡，各方利益无法再平衡，二是基层干部的作风流氓化问题，又将事实争论摆在纵深背景之下。
承包人以亩均4元钱承包了5000多亩地，后来又将其中的大部分土地以每亩700元（通报内容）承包给他人耕种。承包人所赚的钱，与他的合约成本差距太大，村民及村委心态崩了，完全合乎逻辑。如果承包人无视这种新情况，反而不正常。
有人会说，既然离了合同，就要遵守合同，但在村一级的利益版图中，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合同不只有法的成分，情理的成分恐怕更大更重。这并非要否认承包人的正当权益，而是提请注意在涉农承包模式中包含着与生俱来的风险，法不是挡箭牌。
前述村干部和镇干部面对承包人的质问，劈头盖脸就输出了一顿粗野的话语，其实并非不能被理解。在村集体乃至镇里插手的这块利益中，他们恐怕会觉得是在为村民主持公道，最不济的，是哪怕被免职被批评，也是在政策同盟中替人挡刀。
换言之，开鲁县以耕地调查的新数据为依托，提高承包费，在情与法上并非没有立场可言，实际上是可以确立情理的。当然，过去的坏地变成耕地，就要涨承包费；万一将来这些新增耕地重新劣化，降低承包费也该是“情与法”的选项。
但这件事酝酿出很大的舆论动静，根本不在于土地情势变更这个现实状况，而在于镇村干部在解释这个现状、执行相应指令时的作风表现。说白了，外界在这件事上之所以同情利益显著的两级承包人，是出于对嚣张跋扈的基层干部的愤恨。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必须出面摆平纷争的村镇干部也很愤怒。他们的愤怒开源可能有多个，比如上级划定的截至时间，要向上负责就不能无视这个DL；也可能愤怒只是心性使然，身份不过是加持了本性狂怒，却没想到承包户召唤了舆论武器。
在出镜村干部那里，人们愤恨的是他毫无法律界限的泼皮做派；而在镇政法委员那里，人们愤恨的是他完全抛弃了身份及其象征的责任义务，对待那些不服从者，使用了压服而不是说服的手段。当然，这些愤恨只能是舆论所代表的外界取态。
如果说衡量此事的标准一是土地流转的事实，二是干部执行的风格，那在基层干部野蛮作风的衬托下，就连最中立地讨论此事也变得困难。比如那些出来证明新增耕地承包费合法性的研究者，只要一发声就面临道德上的压力。
这也是绝大多数舆论事件中显现的，针对事实的厘清及讨论变得十分艰难，官方为了消除舆论影响，急于掌握话语权，最希望用官方的通报来盖棺定论。在这种形势下，不仅就事论事变得像叛徒行为，哪怕再多的调查结论也无法树立权威。
这恐怕是官民双方都感到的窘迫：在民众这一方来说，是希望讨论事实是什么，辨析清楚是与非的界限，这个问题与那个问题的差异在哪里，以此寻求容纳复杂性的解决之道。可在行政那一边呢，早就预备了一刀切的解决，要么自愿接受，要么不得不接受。
不管是村干部还是镇政法委员，他们的言行举止即使源自鲁莽的个性，却在外在表现上奇妙地契合“官方的窘迫”——或者说，契合了官方的自洽与自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哪怕再不招舆论待见，却必须被身后的组织“善待”。
这也是开鲁县舆论进入第二季的动力之源和矛盾所在。媒体开始揭露那位被免职政法委员的学历和履历问题，将针对他的质疑从土地现场转到疑似个人污点上，这种打法，实际上是想绕开他被组织照拂的理由，寻找他欺骗组织的证据，进而击破对他的庇护。
到了这一步，就很容易发现，土地的确权、承包权、流转机制等等，其实都不是舆论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与这些东西相比，基层民众的生存处境，基层干部对权与法的实际态度，更能激发一般人的生存体验。显然，这些体验似乎糟糕，普遍的不舒心。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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