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运清场：美国高校正在自食其果？

“这就是1968年发生的事情，现在又再次上演了。”

（图源/The Atlantic）

学运清场：美国高校正在自食其果？

[美]泰勒·奥斯丁·哈珀/文

严奕洁/译

本文（America’s Colleges Are Reaping What They Sowed）发表于《大西洋月报》（The Atlantic）网站，美东时间2024年5月2日上线，作者泰勒·奥斯丁·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为美国贝兹学院（Bates College）环境研究助理教授。

大学多年来一直表示，校园不仅欢迎激进行为（activism），还鼓励激进行为。学生们信以为真。

尼克·威尔逊（Nick Wilson）是康奈尔大学的大二学生，为了磨炼自己作为活动家（activist）的本领，他来到纽约州的伊萨卡市串连。彼时，威尔逊被康奈尔的劳动关系学院与校园激进主义（radicalism）历史吸引，他在大学申请中写道，自己曾参与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组织的旨在推动《保护组织权利法案》（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通过的活动。当他抵达校园时，他目睹的许多迹象表明，康奈尔大学与他一样，不仅对激进行为，还对武斗（militant）抗议持支持态度，比如校内赫然耸立着一块纪念1969年武装占领威拉德·斯特雷特礼堂（Willard Straight Hall）的牌匾。

康奈尔大学积极地将这一事件浪漫化：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一份《威拉德·斯特雷特礼堂占领研究指南》（Willard Straight Hall Occupation Study Guide），学生事务办公室赞助过一个有关该抗议活动的小组讨论会。学校多次放映关于占领的纪录片《变革的推动者》（Agents of Change）。2009年，学校媒体关系办公室出版的官方校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纪念该事件爆发四十周年。2019年，康奈尔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五十周年大庆活动，包括纪念徒步、落成典礼和与占领者公开对话。“占领事件五十载，进步事业翻新篇”（Occupation Anniversary Inspires Continued Progress），这是《康奈尔纪事报》（Cornell Chronicle）报道纪念活动的标题。

然而，正如威尔逊亲身体验到的那样，学校为过去的抗议活动大唱赞歌并未阻止其当下对亲巴勒斯坦抗议的镇压。威尔逊恰恰因为他曾告诉康奈尔他想来学的东西——激进政治的组织——而被停课，这让他开始反思学校的伪善。康奈尔今年的校园主题“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更为整件事增添了一层讽刺意味。

康奈尔大学纪念1969年武装占领威拉德·斯特雷特礼堂（Willard Straight Hall）的牌匾

大学领导进退两难。史蒂芬·所罗门（Stephen Solomon）告诉我：“这些抗议活动确实是动态的，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变化。”他在纽约大学教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同时也是该校第一修正案观察组织（First Amendment Watch）的负责人，该组织致力于维护言论自由。“但大学的义务是要区分哪些言论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哪些不受保护。”抗议者的一些言论和策略可能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大部分显然受到保护。大学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法律问题，还包括其自我表述。许多目前处于警察镇压中心的大学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自己描绘为激进行为和自由思想的堡垒，康奈尔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学校在方便时捍卫学生激进行动传统，一遇麻烦，便把大棒挥向今日的激进行动分子。那些吸引了像威尔逊这类学生的学校曾宣称为学生提供参与激进行动的机会，现在却暂停了他们的学业并请求警方干预。

我们看到，大学针对自己学生采取的警察行动不仅损害了哥伦比亚大学、埃默里（Emory）大学和纽约大学等精英私立大学精心培养的进步（progressive）声誉，也破坏了像印第安纳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这样的红州公立学校精心打造的言论自由信誉。这些大学在二十一世纪的真实面目渐渐显露了出来。在不久前，管理者们仍在招收心怀社会正义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来到校园。他们暗示甚至明示，学校不仅欢迎激进行为，而且还鼓励激进行为。现在，这些大学的领导们惊讶地发现，学生和教员竟然信了他们的话。象牙塔里的要员们非但不试图理解自己在造成这一困境上的责任，反而决定对受他们照管的人施以铁腕。

我与来自美国八所公立或私立学校的三十名学生、教授和行政人员交谈，以了解这些学校对激进行为的宣传与他们对抗议者采取的行动之间的脱节。许多人要求匿名，一些是未获终身教职的员工或行政人员，他们担心自己或自己所在机构会受到影响，另一些直接参与了抗议活动的人则担心受到骚扰。我还与几名即将入学的学生交谈，他们担心自己在到校前就遭到学校惩罚。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抗议的观点也往往相互冲突，但许多受访者都表示“震惊但不意外”。这是一句一再出现的表述，他们对其所在大学表现出的伪善大为震惊，但并未感到意外。（我联系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埃默里大学，请他们针对学校过去支持抗议活动与当前打压抗议者这两个行为之间的脱节发表看法。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埃默里大学的代表让我去查看之前的公开声明。纽约大学没有回应。）

2024年4月30日，警察拘留了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者

我采访的学生普遍认为哥伦比亚大学在利用1968年爆发的反越战抗议运动的遗产。事实上，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图书馆档案、在线展览、官方“哥伦比亚1968”社交账号、《哥伦比亚杂志》（Columbia Magazine）中无数的周年纪念文章以及一门当前正开设的名为“哥伦比亚1968”的课程直接或间接地纪念其激进主义的过去。校友和申请者有时称其为“进击的常春藤”（“Protest Ivy”）。一位即将入学的学生告诉我，他之所以申请这所学校，部分是因为它在招生页面的显要位置上列举了社群组织者和活动家作为其“杰出校友”。

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兼人权研究所所长约瑟夫·斯劳特（Joseph Slaughter）在最近的逮捕事件后与他课堂上的学生讨论了1968年的抗议活动。他说，他的学生觉得哥伦比亚大学向他们大力推销其历史。“许许多多学生说，他们被1968年的故事吸引到哥伦比亚来，”他告诉我，“他们谈到，学校将1968年的抗议作为学生激进行为的悠久历史和古老传统的组成部分展示给他们。他们将其描述为品牌的一部分。”

这一说法在学生们上大学的第一堂课之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上个月，在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刚开始在校园引发紧张局势时，管理者们热衷于将这些抗议活动描述为哥伦比亚大学引以为傲的学生激进行动文化的一部分。就在4月18日纽约警方大规模抓捕发生的几天前，上文提到的那位被哥伦比亚大学的活动家校友吸引的高中生，参加了学校的已录取新生周末活动。该学生表示，在活动期间，招生官员提醒他们可能会在访问期间遭遇“干扰”，但却夸口说这只是学校“悠久而强大的学生抗议历史”的一部分。

1968年，抗议者在僵持36小时后离开康奈尔大学的威拉德·斯特雷特礼堂（Willard Straight Hall）

令人惊讶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否决了大学参议院执行委员会的一致投票结果（即不让纽约警察入校），下令逮捕一百多名学生后，大学管理者竟然仍在向新生和家长推销这一说法。4月19日发送给新生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示威活动、政治激进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深切尊重，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校园文化的一部分”。4月20日又发送了一份邮件，再次宣传哥伦比亚大学激进行为、抗议活动和支持言论自由的传统。“这有时会造成紧张局势，”邮件中写道，“但伴随这一传统而来的丰富多样的对话与辩论是我们教育体验的核心。”

另一名参加了在4月21日举办的已录取学生活动的学生说，她听到每位管理者都在口头上对学校悠久的抗议历史表示支持。她对亲巴勒斯坦抗议喜忧参半——她相信加沙正在遭受大屠杀，同时也认为抗议中的某些内容明显带有反犹色彩——但她对哥伦比亚大学让警察介入这一决定的看法十分明确：“这应该受到谴责，但常春藤联盟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她补充道，“我害怕去那里”。

参与了1968年抗议的资深活动家贝丝·马西（Beth Massey）笑着告诉我，“他们可能想告诉我们他们是进步的，但他们却做着统治阶级的勾当”。她对当前学生阵营遭到严厉对待并不意外，也不惊讶露营活动成了全国抗议运动的导火索。马西来自种族隔离的南方，青少年时思想开明的她曾被哥伦比亚的姊妹学校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激进声誉所吸引：“事实上，我当时想去巴纳德，因为他们自四十年代以来有着一段进步斗争的历史。” 在1960年代末打动马西的火热历史至今仍吸引着当代学生，只是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如今，激进历史已成为巴纳德和哥伦比亚每年收取六万美元以上学费的一个卖点。

1968年，纽约警察跑去阻止罢课的学生

当然，哥伦比亚大学并非孤例。纽约大学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这所大学同样喜欢吹嘘自己的激进历史，并向当代学生承诺“一个随时能够参与激进运动的世界”（a world of activism opportunities）。今年三月，纽约大学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通过激进行为为纽约大学带来改变”（Make a Difference Through Activism at NYU），向学生允诺有“无数机会将你的激进理念付诸实践”。文章指出，校园机构会“为学生提供资源和机会，在校园内外激发激进行为和变革”。我在纽大度过的六年研究生生活让我对这所大学的言论保持怀疑，六年时间教会了我将所有这些空洞的激进主义废话视为白噪音。但即便如此，当看到学生和教职工遭警察围攻，并应校长琳达·米尔斯（Linda Mills）的要求被逮捕的视频，我还是感到震惊。

“整体而言，人们对伪善有了更敏锐的认识”，纽大新闻学教授穆罕默德·巴兹（Mohamad Bazzi）告诉我，教职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学校多元、平等、包容（DEI）的承诺与警方的严厉镇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最近，纽大围绕反种族主义、社会正义、土著权利等以激进主义为导向的主题进行了几次“集群招聘”（cluster hires），这有助于实现师资队伍的多元化。一些最近受聘的教职工曾在牢房里被关了一夜，他们因激进行为被捕，而这正是他们当初获得纽约大学青睐的原因。而且，并不只是教职员工。我与一些法学院学生交流时，他们的话语尤其尖刻。一位法学院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已经磨练了她的激进行动技能——她的本科学校最近也因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遭到警察暴力镇压——她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纽约大学，是因为被其进步的声誉和高比例的支持废除监狱（prison-abolitionist）的教职员工所吸引。当警察冲向学生营地时，她体会到了一种讽刺。

4月18日，在哥大学生被逮捕后，纽约大学加勒廷个性化学习学院（Gallatin School of Individualized Study）的学生决定取消原定的艺术节，转而利用这段时间制作三明治，为被拘留的学生提供援助。学校拍摄了学生们在面包上铺放冷切肉的场景，并将其发布到加勒廷的官方Instagram上。这些帖子不仅没有提到学生们是在支持亲巴勒斯坦抗议者，而且标题“为有需要的人制作三明治”似乎暗示着这些本科生可能在为无家可归者准备食物。

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表现出的矛盾并不局限于纽约州。埃默里大学是另一所自诩有学生抗议传统的大学，警察在这所大学的做法是我见过的最令人不安的。我与这所亚特兰大学校的教职员工交谈，其中包括两位被逮捕的教师——哲学教授诺埃尔·麦卡菲（Noëlle McAfee）和英语及土著研究教授埃米尔·凯梅（Emil’ Keme）。他们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一名学生被打倒，一位老年妇女暴露在催泪瓦斯中呼吸困难，一位同事被橡皮子弹打出淤青。这些画面与大学制造的进步神话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2020年“种族清算之夏”（summer of racial reckoning）让大学争先恐后地维护自己的激进主义资质之前，这个造神进程就开始了。

2018年，埃默里大学的校园生活办公室与学生及一个设计工作室合作，开始策划一个展览，庆祝该校基于身份的激进主义历史。然后，在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不久，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系列博客文章，涵盖“埃默里黑人学生激进行为”“抗议和运动”“投票权和公共政策”“作为活动家的作家和艺术家”等主题。同年，大学宣布了其新的艺术与社会正义研究员计划（Arts and Social Justice Fellows initiative），该项目计划“将亚特兰大艺术家引入埃默里课堂，帮助学生将他们的学习转化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创造性激进行为”。2021年，大学举办了一次庆祝其1969年抗议活动的展览，在当年的活动中，“黑人学生游行、示威、纠察，'抨击’（rapped）了那些影响埃默里工作人员和学生生活的机构”。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活动一样，埃默里大学的抗议活动似乎也像美酒一样越陈越香：直到半个世纪后，学校才开始品味它们。

2024年5月2日，埃默里大学反对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中，警察拘留了一名示威者

几乎和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所在大学的回应是由捐赠者、校友、政治家或以上各方因素的某种组合驱动的。他们不认为这些回应是基于对学生身体安全严肃或合理的关切做出的；实际上，大多数人坚信，引入警察使得局势对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和亲以色列抗议者来说都变得更加危险。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家杰雷米·苏里（Jeremi Suri）告诉我，他并不支持抗议者的政治立场，但他回忆起他曾恳求学生事务院长和骑警停止猛攻。“那就像是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校园，”苏里若有所思地说，“我在那儿待了三刻钟到一个小时。我对反犹太主义非常敏感，可没人说过一句反犹太的话。”他补充说：“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们喊，直到他们的声音消失。”

一位在一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担任高级行政管理职务的资深管理者告诉我，我们正在目睹的冲突显示出许多大学校长对他们的校园社群或在校学生了解甚少。“当我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所作所为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后续的发展（They have not thought about day two），”他笑着说。“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十八岁的活动家，他们不会退缩。他们会加倍努力。”这就是1968年发生的事情，现在又再次上演了。周二一大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了汉密尔顿大厅（Hamilton Hall）——这是1968年学生占领的地点。他们将其重新命名为辛德大厅（Hind’s Hall）以纪念在加沙被杀的六岁巴勒斯坦女孩，视作对大学严酷处理抗议活动的回应。他们在Instagram上明确将这些事件与大学的过去联系起来，指责其虚伪：“这种升级的态势与1968年的历史学生运动一脉相承……哥伦比亚大学当时镇压了这些运动，今天却在纪念它们。”大学的回应也与当年一样：周二晚些时候，纽约市警察涌入校园进行突袭，逮捕了数十名学生。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了汉密尔顿大厅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辛德大厅（Hind Hall）

最近几天，与我交谈过的学生、教授和行政人员都明确表示，这种虚伪并非无人注意，镇压非但没有奏效，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校园抵抗的声浪愈演愈烈，已经囊括了那些本来对抗议活动态度暧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支持以色列的。他们对所看到的侵犯自由表达、削弱教师治权、行政僭越等现象感到不安。最重要的是，他们受够了学校赤裸裸的虚伪。一边是多年来道貌岸然的言之凿凿和伪激进的装腔作势，一边是信以为真的学生，学校搬起进步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康奈尔每日太阳报》（The Cornell Daily Sun）发布的另一段视频中，尼克·威尔逊在被停学数小时后向一群学生抗议者解释了他来到这所学校的原因。“高中时，我发现了我的热情所在，那就是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将社群组织起来。我告诉康奈尔大学，这就是我想来这里的原因。”他说道，又提到了他的大学申请文章。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他的同伴们开始欢呼。“于是那帮混蛋就录取了我。”

尼克·威尔逊（左前）向学生抗议者解释他来到这所学校的原因

编辑｜严奕洁

    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以文学与影像为主要工作领域，致力于对当代文学文本、影像文本的阐释与分析，兼及文学史与影像史的研究，测绘社会表达的历史变迁、当下现实与未来潜能，探索我们时代批评的限度与新的批评形态的生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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