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把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告诉母亲。午饭汇报后，下午我还会跑回家一趟，把书包扔在地上，匆匆找点吃的，向母亲二次汇报。我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母亲在我们上学时会做什么事情，因为所有孩子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从来也没问过母亲。我不知道她对于做传统的全职主妇是什么感受， 是否更愿意出去工作。我只知道我回到家时，冰箱里总有食物，不光有我的，还有我朋友的。每次我们班外出活动，母亲总会主动要求陪同，她会穿一件漂亮裙子，涂黑色唇膏，和我们一起坐公交到社区大学或者动物园。
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我们不常讨论钱的问题。母亲总能想到办法来弥补。她自己修指甲，自己染头发（有一次不小心染成了绿色），只在过生日时买新衣服，由父亲买给她作为礼物。她一辈子都不是很有钱， 但是心灵手巧。我们小时候，母亲把旧袜子改成布偶，跟《大青蛙布偶秀》里那些一模一样。我家的桌布是她自己用钩针手工编织的。我一直到中学的很多衣服都是她做的。后来，在牛仔裤前兜上有一个葛洛莉娅·范德比尔特的天鹅标突然变得意义重大，于是我坚持不要她再给我做衣服了。
母亲还经常改变我们起居室的布置，换一个新的沙发套，或者换一下墙上挂着的照片和装饰画。天气转暖的时候，她循例会进行一次迎春大扫除，把边边角角都打扫一遍——家具用吸尘器吸一遍，窗帘洗一下，风暴窗都拆下来，用威斯特清洁剂清洗玻璃，打扫窗台，然后换上纱窗，把春天的气息迎进我们狭小拥挤的公寓。她还经常到楼下的萝比和特里家里，把那里也打扫一遍，尤其是在他们年纪渐老、精力不济后。因为母亲的原因，直到今天，我一闻到派素清洁剂的味道，马上就会感觉生活很美好。
圣诞节是母亲发挥创意的好时候。有一年，她想出一个点子，用波纹纸板覆盖在家里方形的金属暖气片上，纸板上印着花纹，看起来像是红色的砖，把纸板钉在一起，我们就有了一个直达天花板的人造烟囱，还有一个人造壁炉，壁炉架和炉床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她让我家的艺术家—— 我的父亲，在很薄的米纸上画上橘红色的火焰，用灯光一打，可以以假乱真。在新年前夜，根据传统，她会买一个特别的开胃食物篮，里面有大块奶酪、罐装烟熏生蚝和不同种类的香肠。她还会邀请弗朗西斯卡姑姑来家里玩棋盘游戏。我们会订一个比萨做晚餐，然后晚上一起优雅地进餐，母亲把装着肉肠面包卷、煎大虾和乐之奶酪夹心饼干的盘子轮流传给大家。等快到午夜时，我们每个人会喝一杯香槟酒。
母亲在教育子女上秉持一种禅宗式的冷静和中立，我觉得这种心态非常好，几乎不可模仿。我有些朋友的母亲对他们的生活过分关注，我还知道一些孩子的父母因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忽略了他们。我母亲则介于两者之间。她不急于下判断，也不急于干预。她观察我们的情绪，慈爱地见证我们每天的痛苦与喜乐。事情变得糟糕时，她只给予我们一点同情。当我们做了一件很棒的事，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表扬我们，我们知道她对此感到高兴，但这不至于成为我们做这件事的理由。
如果她给我们提建议，通常是冷静理智且讲求实效的。“你不需要喜欢你的老师。”一天我回到家向她抱怨时，她这样跟我说，“但那位女士脑子里的数学知识，你需要拿到你的脑子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其他的不要想。”
她爱克雷格和我，但是并不过分干预我们。她的目标是把我们推向世界。“我培养的不是小孩子，”她跟我们说，“是未来的大人。”父亲和她会为我们提供指导而不是立下规矩。所以在我们十几岁时，没有晚上必须几点前回家的约束。反之，父母会问我们：“你们觉得几点前回家比较合理？”并相信我们会遵守承诺。
克雷格讲过一件事，他八年级时喜欢上一个女孩，一天，那个女孩向他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邀请，让他到她家里去，还特意让他知道她的父母不在家，就他们两个人。
我哥哥内心很挣扎，到底去还是不去——虽然这个机会很有诱惑力， 但他知道这是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父母知道后一定不会原谅他。但是，他还是告诉母亲有这么一个女孩，不过隐藏了一部分事实，说他们会在公立公园见面。
克雷格在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有负罪感了，甚至只是想想都感到歉疚，他最终把整件事情向母亲和盘托出，他认为或者说希望母亲会发脾气，不许他去。
但是，母亲没有。她不会这么做。这不是她做事的方式。
她听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而是把选择权交还给了哥哥。她耸耸肩，漫不经心地说：“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处理吧。” 然后继续洗碗和叠洗好的衣服。
这是又一个把孩子推向世界的行动。我相信，母亲心里已经知道哥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现在意识到，她的每个行动背后都有一种沉着的自信作为支撑，那就是她会把我们培养成未来的大人。我们的决定要自己来做。这不是她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而且永远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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