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域的星象。古代占星家认为，这种星象是大吉大利的征兆。
早在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天文学家石申就明确指出：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负海之国，用兵者利。”
总之，五星出东方就是有利于中原地区，五星出西方就是有利于非中原地区作战，把天文现象和战争的结果联系起来。
▲《通占大象历星经》，简称《星经》，明刻本，署名甘公、石申两人所作
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战争的结果居然可以用天象来预测，石申的说法无疑给了各国国君脆弱的小心脏一丝安慰。
但同为几个行星一起出现，三星出东方、四星出东方的待遇就不那么好了。《史记》《汉书》都有这种说法：三星同时出现时，国内会打仗、百姓闹饥荒；四星同时出现，则预示着有小人横行霸道。
汉代著名的一次五星祥瑞出现在西汉初年。《汉书·高帝纪》载，汉元年十月，五星一起出现在东方天空，此时刘邦驻军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前来投降。大汉的繁荣由此奠定基础。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五星占》，上面也有“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的说法
不过，据现代天文学家推算，这次五星会聚发生的正确时间应该是汉二年春天的某个日子。看来西汉的统治者们为了给自己加戏，竟然不顾自然规律，也是很拼了。
而与“五星出东方”锦护膊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上面织有“讨南羌”字样的残片。《汉书·赵充国传》中，恰恰有一段在五星出东方之时征讨羌人的故事：
西汉宣帝神爵元年，汉宣帝命70多岁的老将赵充国全权经略西羌军事。由于敌人情况复杂，自己对羌人的信息掌握还不够充分，赵充国采取了持兵缓进的策略，没有急于跟羌人正面作战。
然而汉宣帝看到赵充国迟迟没有捷报传回，很不高兴，下诏书催促道：
“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汉宣帝：就是想看星星
制定作战方案，不看地形、气候、敌我力量对比等因素，而关注五星是否出东方。汉宣帝要是活在今天，估计会是个沉迷星座的boy。
南北朝时期，对“五星出东方”的崇拜仍在继续。
《魏书·崔浩传》记载，北魏始光年间，太武帝拓跋焘想要讨伐匈奴铁弗部建立的大夏国，但总是拿不定主意。此时，大臣崔浩劝说皇帝：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天象大吉，是您讨伐大夏国的大好时机啊！千万不要犹豫，马上行动吧！
拓跋焘吃了崔浩给的定心丸，当即决定领兵出发，奔袭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到达统万城下时，大夏国首领赫连昌正在大宴群臣开party，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北魏军队大胜而归。从此，崔浩在众人的眼中，显得更加神通广大。
▲统万城遗址，位于陕西榆林靖边县城北约58公里处
到了唐代，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人们对“五星出东方”似乎没有那么迷信了。
《新唐书·天文志》中的两次五星出东方记录，一次在唐玄宗天宝九载，“五星聚于尾箕”（尾和箕是东方七宿中的两个），根据星象占卜的结果是“有德受庆，无德受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是很客观的。
另一次在大历三年七月，五星并出东方。占卜的结果是“中国利”。当时，安史之乱虽然已经结束，但各地局势依然比较动荡。出现这种占辞，可能是为了增强唐朝百姓的自信吧。
宋代皇帝虽然热衷于各种祥瑞，但总体而言，北宋人提及“五星聚合”或“五星出东方”的还不是很多。只是到了两宋之际和南宋，政治、军事方面的挫败感上升，人们才又搬出五星见于东方的天象记载。
重温这种吉祥天象的目的也非常简单：从天象中寻找心理安慰，证明自己拥有的是“正统”，在与北方金兵的对抗中，先占据道德高地。毕竟，与人家打仗已经打输了，在其他方面，要怒刷一波存在感不是？
元明清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天文学逐渐传入中国，官方史书的天文志也开始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记述了很多天文仪器制造、日月行星与地球的距离等偏重自然科学的内容，利用天象占卜的内容则相对少一些。
▲清代银鎏金浑仪，故宫博物院藏，由传教士南怀仁等人制作，是一种小型天体演示仪器
同时，知识阶层对于“五星聚合”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清初考据大师阎若璩，就实名反对将天文现象附会到名人降生或者重要事件上。
之前，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认为，嘉靖三年五星同时出现，是王阳明心学盛行的预兆。阎若璩看到黄宗羲的观点，便反对道：“嘉靖初五星聚营室……与王阳明之道何涉！”并认为该将这些日常迷信内容从黄宗羲的书中删掉，才不会损害黄宗羲的名声。
▲没想到吧？黄宗羲也是个爱看星星的boy
今天，随着天文学的发展，我们更加确定：天体运行有自身的规律可循，并不能根据星辰的变化来预测人的命运和事件的走向。现在，我们谈论“五星出东方”锦时，会更多地谈论它代表的汉代纺织成就、丝绸之路交通状况；同样，我们现在观测天文现象，也更多地是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和热爱。这与古代的占星，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PS：据科学家推算，“五星出东方”锦护膊上记载的天文现象，将在2040年再次出现。到时候，你会想办法观看吗？
参考文献：
于志勇. 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织文初析[J]. 西域研究, 1996(3):43-46.
徐振韬, 蒋窈窕. 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6.
张培瑜. 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J]. 人文杂志, 1991(5):103-107.
韦兵. 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J]. 文史哲, 2005(4):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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