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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其人

一般人提到司马光,是想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爱好历史的人想到司马光,会同时想到《资治通鉴》和反对王安石变法。

现代的人对王安石变法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持否定态度。我对经济和政治不了解,无法判断王安石变法中的是非,所以我的笔记单从司马光的为人处世着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父亲司马池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也是宋朝官吏。

司马池幼年丧父,他们家相当富有,可司马池把家产交给叔伯们打理,自己只专心读书。

司马池第一次进京城考进士时,临考前,家人捎信说母亲病故。同窗好友接到信,怕影响司马池考试,把信藏了起来。司马池在进考试院时,突然心悸,知道是家里出事了,问好友有没有收到信。好友不得已把信给他,司马池得放弃考试,嚎哭着赶回家。

司马池在杭州任职时,有两名同事联名弹劾他,司马池被降职;后来那二人的亲戚犯法被查处,有人劝司马池弹劾那二人以报复,司马池说:“我不干这样的事。”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司马光会施加怎样的影响。

少年得意

司马光20岁时,高中进士甲科,同年由庞籍做媒,娶了朝臣张存的女儿。“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全让司马光赶上了。中了进士的司马光,按惯例先在各地担任了多年的地方官。在他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进京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司马光任史官,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之后,司马光为写史做准备,写了《涑水纪闻》来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和听闻的事。

嘉祐四友

早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司马光和王安石同在权三司使包拯手下任群牧判官,并和吕公著、韩维组成了“嘉祐四友”,四人闲暇时一起游山玩水,相谈终日。

司马光和王安石有很多地方不同甚至相反。

生活习惯上就不用说了,王安石的不讲卫生是出了名的,而且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而司马光生活严谨,严守礼法。

另外,二人看人看事的方法也大有不同。举个例子,王安石作过两首《明妃曲》,里面有“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两句后来被南宋范冲批评“因为胡人有恩,就忘记君父,这不是禽兽是什么?”司马光的和诗中,结尾说“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萧太傅是汉武帝时的萧望之,受谗言陷害,为保气节服药自杀。司马光对萧望之是推崇的,即使是受到君王的怀疑,也仍要忠于君王。这就是苏武和李陵的不同了。

还有一件事能看出二人的不同。在王安石到京的当晚,包拯设宴为他接风。包拯在席上劝大家喝酒,司马光虽不善饮酒,但因为要顾及包拯的面子,也就随众人一起喝了。但王安石不管别人怎么劝,直到席散,没有喝一滴酒。由此可知,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全是由自己内心出发,他廉洁,是因为他本来就想做个廉洁的人,而不是迫于法律的压力或者世俗对廉洁者的褒奖。再看司马光,他的正直当然也是出于内心,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比如对礼教的严格遵守,应该说就不是出于他的内心,而是无形中迫于世俗对礼教的看法。

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了变法。在变法之前,王安石本来想先开个讲席,在朝廷官员中奠定一下理论基础。因为王安石的经济理论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如果不事先给朝臣们普及一下基础知识,人们是很难一下子接受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事先铺垫确实很有必要,当时,就连苏轼那样聪明活泛的人都没能接受变法。但当时神宗急于变法,以扭转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对王安石设讲席的请求没有答应。

果然,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就在朝堂上闹得沸沸扬扬。一方面,人们习惯因循守旧,不习惯变动;另一方面,朝臣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变法让自己吃亏,为什么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中,唯一成功的就是“职田法”,因为对官员们有利);最后一方面,剩下的那少数不计较个人利益、为国家着想的大臣们,不理解变法的意义,怎么支持?

大臣们在经济理论上无法说明变法的不合理性,于是就转向熟悉的领域——对人品的攻击上。王安石想变法,却没人做助手,孤掌难鸣,孤立无援,只好从基层选人来帮助自己。大概王安石的用人标准是用才不用德,所以他的助手吕惠卿等人,很容易就被保守派查出了人品问题,并给改革派扣上了“奸臣”的帽子,保守派自己站到了忠臣的行列。而王安石为贯彻新法,实施的对保守派的一系列打压,正坐实了奸臣的名声。其实,忠臣、奸臣哪能那么容易分辨,十几年后,程颢临终前说:“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吾党与安石等分其罪也。”这真是公允的评判。

司马光在保守派中是作为领袖、旗手的,之所以会成为保守党领袖,有这么几条原因:

第一,他敢言,在知谏院和任御史中丞期间,被他弹劾的有两府大臣,有皇亲国戚,有宦官近幸,有封疆大吏,从仁宗到神宗三代皇帝,他都有劝谏和批评;

第二,他品德高尚,两袖清风,可为保守派树一面正人君子的旗帜;

第三,他性格倔强,百折不回,能把斗争进行到底。

就这样,他和王安石站到了对立面上,并彻底绝交。

修《通志》

在英宗时,司马光为皇帝讲书。历经了仁宗、英宗两朝,司马光感到,明君是千载难逢的,更多的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是平庸之辈,需要老师的指引和教导。以史为鉴,史书是很好的皇帝教科书。只是,到宋朝初期,从《史记》到《旧唐书》的各种断代史卷帙浩繁,人们一辈子也别想读完,何况皇帝还要日理万机呢。所以,整理一部删繁就简的简明通史非常必要。

司马光和刘恕有过一次对话,基本确定了编史的大概方向,当时定的书名为《通志》。在为英宗讲书时,司马光已经完成了从战国到秦朝的编年史,并呈献给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下诏,命司马光编写《通志》。于是,司马光以刘恕、刘攽为助手,在崇文院开设编书的书局。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因为改革派当权,保守党失势,司马光离开了京城,到了洛阳。在司马光离开后,他的两个助手:刘攽,因为是保守党,而且因为诙谐得罪了人,被贬职,离开了书局;刘恕,因为要奉养双亲,也离开了。只剩下一个代替刘攽的范祖禹,而他官小,无法支撑,于是写信给司马光,请示要解散书局。司马光赶紧向神宗请示,请把书局搬到洛阳,自己继续主持修书。在熙宁五年(1072),书局正式搬到洛阳。

之后的十几年里,司马光一直埋头于修书工作,直到元丰七年(1084)冬季,在司马光垂垂老矣的时候,这部大书终于完成。司马光在给神宗的《进书表》中,说自己“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这当然不是司马光一人如此,还包括范祖禹,还有异地编书、当时已经去世的刘恕,还包括没有名字的编修者们。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我们才可以坐享其成地、方便地了解历史。

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小皇帝哲宗赵煦登基,神宗的母亲、英宗的皇后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本就反对新法,于是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在书局里禁锢了十五年,出来后还是固执地反对变法。连上了几道劄子,把新法比作毒药,请求全部废掉,“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

为废新法,司马光简直走火入魔、一意孤行,和当初执意实行新法的王安石一个样。他撤掉了改革派,换上了保守党。但这时的保守党中,也有人不同意他对新法的全盘皆废,比如苏轼兄弟。对此,他把反对废新法的人统统称作奸臣。当初,新法的执行太快,人们思想上没做好准备就被迫接受了,而一些奸邪官吏趁机作奸犯科;如今,新法执行了十几年,有些确实能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也已经习惯,却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同样地,在此过程中,又有一些官吏作奸,百姓遭殃。

司马光在废新法中的不分青红皂白,在一件事上体现得很充分:当初范仲淹在延州改变军队建制,改变了之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每战必胜。后来,范仲淹的部下蔡襄在王安石变法是,据此创将兵法,精干了军队,提高了战斗力。这件事和王安石没什么关系,但因为属于新法,司马光也将其废掉。

朱熹评价司马光“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他原本对朝廷政务就不熟悉,是一个“不任繁剧”的人(也就是干不了实事的人),又远离朝堂十几年,单凭着一腔对新法的仇恨,就不计后果地蛮干。

有人说,做宰相是司马光的悲剧。诚然,我们每个人天赋不同、性情不同,安排在一个地方能成大事,而放在另一个地方就会一事无成,甚至能坏大事。但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多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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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麻雀爱读书  > 麻雀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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