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素有“北京脊梁”的美称，从最南端的永定门开始，向北依次为先农坛、天坛、天桥、前门、天安门等建筑，总长度为7.8公里。这条中轴线将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串联起来，规格严整、设计精密、气魄雄浑，犹如一曲跌宕起伏的华丽乐章，主导着这座城市的空间格局，也丰富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和内涵。
承前启后：明北京中轴线的形成
明北京城的营建，是在元大都基础上，参照明南京城规制建设而成的。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来看，明北京城以元大都城为基点不断向南扩展，突出了皇帝面南而王的都城建筑布局特征。首先是明初攻入元大都之后，将元大都城北面城墙向南推进了五里；明成祖定都北京之后又将南城墙向南拓展，由此使得原先偏南的皇城变成了全城的中心，原先位于中心位置的钟鼓楼则位居都城北面。嘉靖年间在城南修建外城之后，北京城由原先的四方形变成凸字形结构，自此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明北京城的中轴线是以元大都中轴线为基准而设计和修订的。相较于元大都，明北京城的中轴线又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永乐营建都城时，将北面中轴线向东移动，使明北京城宫城回到了主中轴线上，皇城与宫城的中轴线合二为一，这是明代北京中轴线的一个重要变化。其次，在代表着明朝最高权力中心的紫禁城正前方设置了完备的中央官署机构，诸如户部、礼部、工部、兵部等，并采用了“东边主生，西边主死”的对称分布格局，进一步凸显了皇权的核心地位。此外，将原先诸神合祭的郊坛分置在中轴线的两侧，并将太庙和社稷坛安排在了皇城之内、紫禁城之前，由此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祭祀礼仪设施，再次强调了“左右对称、中轴横贯”的皇城格局。同时，利用修建紫禁城挖护城河的泥土以及拆除元朝宫城的渣土，在紫禁城后面堆积成万岁山，突出了这条城市中轴线的制高点，也进一步增加了中轴线的中心视阈效果。
空间布局：明北京中轴线的构成
明北京城突破了元大都城平面分布的功能布局模式，在吸收利用明中都及南京城的形制布局的基础上，集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理念之大成，形成了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模式，重点突出了紫禁城的核心地位，达到了体现皇权至上和封建礼制，以及传统布局艺术的最高境界，充分显示出明代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气势。
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配置了体量巨大的各种建筑，从最南边的永定门，到最北边的钟鼓楼，中轴线沿线既有御路、街道、河流、桥梁，也有城门、城楼、宫殿，还有以轴线对称的方式组合分布的建筑，如太庙与社稷坛、天坛与先农坛等。在这条轴线上的建筑，依据建筑的功能、性质和重要性，有差别、有秩序地安排它们的位置，形成错落有致、抑扬顿挫又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不同建筑形态不一、结构各异，给庄严的北京城增添了几分意趣。这些象征着国家权力、国家祭祀和国家礼仪的建筑，是中轴线的构成，更是组成了一条内容完备的国家政治、祭祀和礼仪的轴线。
纵向来看，明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由三段构成。最北端是钟楼和鼓楼。钟鼓楼在元代就有，明永乐时重建，主要功能是报时，也兼具报警和礼仪功能。钟鼓楼往南，地安门是皇城的北门，与天安门遥相呼应。接下来则进入到了中轴线的中心，自北而南分别是景山、紫禁城、棋盘街以及正阳门等，这也是中轴线最为突出且最精彩的部分。继续往南，经过正阳门外大街，最后以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完美收尾。这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将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串联起来，规格严整、设计精密、气魄宏大。
除了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建筑外，还有不少建筑是通过中轴线左右对称，以此增强城市布局的规整性。从永定门进入北京内城，所能看到的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可谓比比皆是——祭祀坛庙有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日坛与月坛；宫殿有文华殿与武英殿，东六宫与西六宫；城门有崇文门与宣武门，东华门与西华门等。这些对称分布的建筑，与轴线上的建筑一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
权力秩序：明北京中轴线文化的四重内涵
北京中轴线是传统权力秩序的完整表达：紫禁城位于全城的中心，也是在南北中轴线的中心地带，体现出皇权的核心地位；围绕紫禁城布局的左祖右社与前朝后市等建筑布局，是皇权控制的有效延伸。明代北京中轴线包容了北京地区多层次的文化特征和人文活动，涵盖了皇家政治、礼制、商业、园林等各个方面。这些丰富多彩、层次递进的传统文化经由中轴线而延展，又进一步充实了原有的文化内涵。
政令所出的政治文化。明代北京城垣结构的核心为紫禁城，而严格按照中轴左右对称布局的紫禁城的核心应为前朝三大殿，这里是皇帝颁布政令、召集群臣以及举行最高级别的考试及礼制活动的场所。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曾指出：“故宫三大殿有行政作用，更具有神殿作用。”三大殿是皇帝与众多臣子议政，并下达政令的地方。在三大殿内，皇帝“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古文观止》亲政篇）同时，将象征着国家最高统治机构的户部、礼部、工部、刑部等设置在紫禁城之南，这里是皇权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昭示着皇帝位居中央、控摄四方的威严。此外，三大殿是明朝最高的礼制活动场所。史书记载：“国朝圣节、正旦、冬至，大朝会则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古文观止》亲政篇）也就是说，平时遇到重大的庆典节日，都是在奉天殿举行。此外，紫禁城南面的城门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涵义，如每当有重大的军事活动时，明清帝王们会在午门或天安门前举行命将出征和回师献俘的隆重仪式。
敬天法祖的礼制文化。祭祀活动是北京城内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各类规格的祭祀建筑和场所分布在中轴线两侧，既让这些祭坛显得整齐与庄严，也给中轴线增添了浓厚的礼制文化色彩。据《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商周以来，君王们便把祭祀作为重要国事之一。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学说。待官方正式采纳这一学说之后，君权与神权、君主的现实政治与灾异天象就结合起来了，祭祀活动也相应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多神信仰的传统社会，不仅民间祭祀的神灵数不胜数、祭祀活动丰富多彩，皇家的祭祀礼仪也是形式多样，祭祀建筑更是相互呼应、设计巧妙。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内，有着许许多多的祭坛，大多数重要的祭坛都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并以对称的形式整齐地排列着。其中皇家祭祀建筑和礼仪建筑主要包括：天坛、先农坛、太庙和社稷坛等。天坛和先农坛是国家祭祀场所，皇帝通过每年的祭祀来宣告“天人合一”及君权神授的正统身份；太庙和社稷坛遵从“左祖右社”之制而设，是皇帝祭祀祖先和社稷之神的地方，以此展现政权、祖先与疆域的统一性。
前朝后市的商业文化。明北京中轴线上布置着非常规整的商业区域。在紫禁城南侧，分布着明代最为重要的商业街——棋盘街。沿着中轴线向南，正阳门外大街亦十分兴盛，其中正阳门外廊房胡同，从北向南，依次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和西河沿街，商品贸易非常兴盛。紫禁城东西两侧有灯市和庙市。其中明代北京灯市原设于五凤楼前，后迁至东华门外。灯市开市日期为每月的初五、初十及二十日。灯市原为元宵观灯而设，后来逐渐变为定期交易货物的集市。每逢开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城市）城西有城隍庙市，“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止，亘三里许。其市肆大略与灯市同，第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日开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地安门北有内市，这里是专门为宫廷交易开辟的集市。内市交易物品“珍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房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日下旧闻考》卷四十，皇城二）
移天缩地的园囿文化。明代北京城内分布着众多的皇家园林，既是重要的皇家建筑，也是明北京中轴线的重要内容。皇家园林的设置，除了满足帝后日常休闲娱乐之用，其结构布局亦体现着皇权至尊的观念，着重以移天缩地之技艺，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寓意。景山作为明代帝后日常休闲生活的场所，其规制和建筑均可谓明代皇家休闲文化的典型代表。明朝营建紫禁城时，更加注重靠山的建设，为了给皇城营造背山面水的布局，在紫禁城北堆积出一座土山，并在宫城前开挖出金水河，遂造成宫城“依山面水”之势。而且此山地处宫城中轴线上，“其高数十仞，众木森然”，景致十分优美。西苑位于西华门外，是明清时期皇城内最大的园林。明代在元代禁苑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明初对广寒殿、清暑殿和琼华岛上的一些建筑进行了修葺。天顺年间开辟了南海，并在琼华岛和太液池沿岸增添了许多新建筑，从而形成了北海、中海和南海的三海布局。园林艺术方面，西苑继承了中国的传统造园技艺并有所发展和创新，采用了园中有园，园内外借景等布局手法，体现了中国园林的艺术水平。西苑相对又有东苑，皇帝经常到此郊游踏青，击球射柳，是皇家郊游的重要场所。
今天来看，明北京城是我国都城建设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中轴线则又是明北京都城建设之精髓。这条波澜壮阔的北京中轴线，是城市功能和布局的基准线；其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是古代都城建设理念的完美呈现，构成了北京所独有的壮美画卷。
（作者：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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