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朝建国以前，随着女真社会血缘与地缘的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的世婚集团。世为婚姻的诸部长之家，形成女真社会的特权阶层，构成了女真贵种的主要来源。随着按出虎水完颜部地缘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完颜姓族内部渐次分化，与之存有世婚关系的姓族，也因与完颜部亲疏不一，其内部出现了层级差异。女真贵种内部的分化与差异，成为金朝女真族政治等级形成的基础。金朝建国后，金熙宗为了巩固直系完颜的权势，维护以女真贵种为代表的女真民族的统治地位，采用“等威有别”的方式，将世婚集团内部差异进行制度化、定型化调整，不仅明确了完颜姓族的三个等级，而且女真后族群体最终也以两大集团、三个等级的形式呈现于世。这种颇具特色的政治等级结构，随着金朝中后期贵种家族的泛化和民族融合的深化，逐渐走向松动失序，但讫至金末，其对金王朝维护女真民族的统治地位，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女真贵种 政治等级 姓族 宗室 后族
作者王善军，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西安7101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P181—P203
责任编辑：张云华
作为明确血缘关系与继嗣关系的文化标识，姓、氏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与家族势力的发展密不可分。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氏族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观念的形成，部分氏族成员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促使氏族内部的个体家庭不断分化，权力与财富成为衡量家庭与家族层次的标准，这类文化标识也随之具有了区别贵贱的作用。“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随着后世姓氏合一，姓族群体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演变。从夏商周的世臣，到两汉的豪族，再到魏晋的士族等，作为姓族中权势家族的不同形态，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一脉相承。传统典籍对北方民族早期历史的记载多语焉不详，但事实上血缘因素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同样十分重要。不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北族王朝，少数大族依凭家族势力攫取政治权力，左右王朝国运的例子并不鲜见。金源一代，以女真贵种为代表的女真姓族群体，在传续演进过程中，始终与皇权交织相伴，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治文明发展路径。鉴于学术界对该问题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对此试作分析，以期深化对金代社会的等级结构和政治生态的认识。
文献有关金代女真“贵种”一词的记载，主要出自碑志资料。如：“国朝立后，非贵种不预选择”；“夫人尼厐窟氏……其先本女真贵种”；“初，近侍官例用北方贵种”。但何为女真贵种？其范围是什么？有何特点？史无明确记载。此外，碑志资料中还有“国初，迁种人屯戍中州”“（红袄军）雠拨地之酷，睚眦种人”等语，称女真人为“种人”。历史文献中，“贵种”“种人”曾屡次与北方民族相关联。那么，金代女真“贵种”与“种人”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为厘清此类疑问，有必要先对“贵种”一词的涵义进行溯源。
“贵种”最早出自《史记·匈奴列传》：“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该条记载不仅明确说明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为匈奴贵种，还交待了此三族为累世官宦的姓族。《后汉书》进一步指明：“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范晔将四氏称为“四姓”，并将匈奴贵种同姓氏范围、家族等级、婚姻集团等诸要素结合起来。这一认知是在“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秦汉时期史书记载的“种”（种姓、宗种），“是指汉人和匈奴单于、贵姓以及乌桓人宗族、家族男性血统的后裔”。时人对“种”的理解，属于血缘关系的概念，相当于后世的“姓”“氏”。这一时期“种”和“种号”、“姓”与“姓氏”，都没有完全抛弃贵族血统这一本义。也就是匈奴单于家族、呼衍氏家族等贵族之男性后裔，属于“种”的范畴，匈奴贵种实指称世代掌权的王族与后族。
北魏史书中称“贵种”者，只有崔浩称汉人王慧龙“真贵种矣”。崔浩为北魏前期重臣，与鲜卑人交往密切，他所说的“贵种”，极可能源自北方民族的习称。北魏太武帝对崔浩称汉人为“贵种”的行为，甚至还加以斥责。北方民族的部族组织，常以首领名号为部族名称。部族所统领的民众，则可称为“种人”或“种众”。鲜卑族建国前，就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种人”部族，并出现了与拓跋部世代通婚的部族。这类部族与拓跋部关系特殊，而拓跋后妃“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北魏建国后，拓跋氏成为皇族，世婚部族的首领家族多转变为王朝政治下的勋贵家族。
中古时期的汉人，由姓族居住地所形成的地望，逐渐演变成官方认可的用以衡量家族等级的血缘性符号。诚如郑樵所云：“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北方民族的姓族，亦与部族或居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严格的等级秩序。北魏孝文帝为推进贵种世族化，颁行“制定代人姓族诏”，促使脱胎于北方民族的“贵种”“种人”开始向政治意蕴更浓、文化属性更加突出的“贵族”“世族”转化。“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孝文帝在赋予鲜卑族勋臣“八姓”与汉人“四姓”同等世族地位的同时，也限定了鲜卑“贵族”的姓氏范围。这一做法，可说是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表现。降至唐朝，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唐高宗时为重定姓氏等级又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继而唐玄宗又命柳冲等人编修《姓系录》等，无不是依据前世仕籍、姓氏名望以及官职阶品对当时世家大族的排次之举。
这种以姓族区分身份贵贱的方式，虽然已表现为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共同文化现象，但在周边民族中无疑更为突出。宋人沈括甚至说：“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沈括所举天竺事例稍嫌辽邈，然而，唐时有突厥王族阿史那斛瑟罗为“阴山贵种”，回鹘衰落之后“名王贵种”相继降唐，匈奴单于家族在唐代被称为“击（挛）鞮贵种”，后唐李氏皇族“以沙陀为贵种”，沙陀李氏后裔至元代仍被称“其先沙陀贵种”等，说明北方民族莫不如此。综合来看，“贵种”主要是北方民族用来指代“王族”“后族”的词汇。
肇兴于白山黑水的女真族，在部落联盟时期就出现了世代掌权的部长家族。当时女真人的部落和氏族的名称，应该是文献记载中的“部族”“宗族”“族”等。史籍所谓“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说明女真族以血缘、地缘为网络的姓族关系初具规模。从氏族外婚制到部落外婚制，女真不同部落间产生婚姻关系，从而形成“部长之家，世为婚姻”的局面。“金昭祖娶徒单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见。”随着“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皆相继来附”，“裴满部……附于世祖”，女真族形成了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完颜部首领家族成为维系世婚集团的关键力量。
金朝政权建立之后，完颜氏与诸部长家族构成女真贵种的主体，部落联盟时期的世婚习惯演变成“国朝立后，非贵种不预选择”的制度。可见，“女真贵种”称谓，是在相互通婚的女真权贵家族群体形成后出现的，符合北方民族发展的普遍规律。“种人”称谓传至金代，其内涵亦无明显变化。女真猛安谋克曾在金熙宗、海陵王时大批南迁中原，蒲察元衡神道碑中记载其家族“世为某路贵族。国初，迁种人屯戍中州，遂为真定人”。在金代能够世袭猛安谋克的，一般为部长家族成员，“女真贵种”家族只是这些“种人”首领家族中的一部分。
《金史》中明确记载后族范围的史料有两处。一云：“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又云：“金之徒单、拏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综合两处的记载，后族包括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裴满共九姓。后族九姓加上皇族完颜姓，总共十姓，皆为女真贵种。由于女真氏族、部落名称在金朝建国前已逐渐向姓氏转化，并具有了区别贵贱的作用，所以贵种姓族基本就是各部落首领家族。建国以后，“使用一个显赫家族的姓氏，由此也可以得到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女真族由部落联盟过渡到国家时期形成的基本状况。
完颜贵种是女真贵种群体中的核心部分，而宗室又是完颜贵种群体中的核心部分。辽朝时期，随着景祖乌古廼获封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之职，完颜姓族已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政权之后，完颜姓族逐渐分成3个等级。至金熙宗天会十四年（1136）追谥祖宗“十帝”，这一等级秩序更为明确。据史书记载：“金人初起，完颜十二部，其后皆以部为氏，史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颜，盖疎族，若石土门、迪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部人，若欢都是也。”也就是说，始祖函普直系后裔作为宗室，成为完颜贵种中的一等家族；函普旁系后裔成为疏族完颜，为二等家族；部族人成为异姓完颜，列三等家族。可见，由于阿骨打家族势力的壮大，建立在数代首领艰苦积累的基础上，因而其得势后完颜姓族认同的范围也就相对较广。
一等家族因具有函普直系后裔身份，政治地位自然稳定。在该等级的成员中，不乏为金朝开国建基立下功勋者。衍庆宫开国功臣有21位，其中出自金太祖兄弟子侄等亲近族属就有13位，占比达六成以上。《金史》纂修者归纳金初军事成功的原因时说：“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清人赵翼更进一步发挥说：“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数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完颜氏父子兄弟具有将帅之才，固然是他们能够建功立业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天生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得以身居高位以施展才华。据宋人的说法，金王朝“事无大小”，必以宗室“总之”，而按照金军的军法，“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伯长战死，什长皆斩”。尽管高级将帅未必均适用斩首处罚，但严格的军事等级秩序，无疑是宗室将领争相冲锋陷阵的前提条件；而社会各领域类似的等级制度，则是保障他们身份地位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三等级的完颜贵种家族，在争取政治资源的过程中，因代际更迭使政治地位发生相应的变动，走上了与直系完颜不同的发展道路。出自疏族完颜和异姓完颜的开国功臣共有完颜忠、完颜习室、完颜银术可、完颜斡鲁古、完颜娄室和完颜希尹等6人。因忠、习室直系后裔情况缺乏记载，斡鲁古家族的世系不详，故而在此具体分析银术可家族、娄室家族和希尹家族，以探析完颜贵种内部的代际层次问题。
先看疏族完颜银术可家族。该家族核心人物银术可，封蜀王，正隆例赠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庙廷，又改配享太祖庙廷。银术可弟麻吉，领猛安，战死；拔离速，官至元帅左监军。银术可子彀英，官至平章政事，西京留守；麻吉子沃侧，官至西北路招讨使，契丹撒八反，被杀。银术可孙辈，仅知彀英侄阿鲁瓦，在世宗即位时曾持诏任命彀英为左副元帅。从家族的政治地位看，该家族呈代际递降趋势。
次看异姓完颜娄室家族。该家族核心人物娄室，封金源郡王，追封莘王，正隆例改赠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庙廷。其先祖合笃，居阿注浒水之源，为完颜部人；祖洽鲁直“以财雄乡里”，赠金吾卫上将军；父白荅，为七水诸部长。娄室子7人，可考者4人：活女，封广平郡王，以正隆例，改封代国公，进封隋国公；斡鲁，迭剌部节度使；谋衍，官至东京留守，封荣国公；仲，官至北京留守。娄室族子海里，官至广宁尹。娄室孙，解鲁，授镇国上将军，世袭猛安；度剌，世袭谋克；甯古，符宝祗候；撒葛祝，太子内直郎；辞烈，宿卫士；斜哥，官职不详，曾暴横军中，被勒归本贯。娄室家族的政治地位，也比较明显地呈代际递降趋势。
再看异姓完颜希尹家族。该家族核心人物希尹，初封陈王，为熙宗赐死，追封邢国公，又追封豫王，正隆例降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庙廷。希尹曾祖石鲁，赠邢国公；祖劾孙，赠戴国公；父欢都，赠仪同三司、代国公。希尹弟谋演，千户，赠太子少傅。希尹八子：把荅、彦亨、挞挞、彦深、卧鲁、南撒、虚哥、铁哥，长子把荅，授昭武大将军，除挞挞早逝外，皆被熙宗所杀。希尹孙，守道，官至平章政事，左丞相；守贞，官至参知政事，萧国公；守能，任商州刺史时为宋俘获，返金后因贪腐多次受责罚；守宁，猛安千户，授昭毅大将军；蒲带，点检司判官。希尹曾孙，珪，袭谋克，符宝祗候；璋，赐进士第；
完颜银术可、完颜娄室、完颜希尹家族同为开国功臣之家，在灭辽破宋的战争中立有不世功勋。不过，他们虽同为功臣，但级别有差。银术可、希尹的封爵名号，同为大国之号。希尹初封陈王，后追封豫王，且“豫”国号位于银术可“蜀”国号之前。娄室为异姓完颜，封爵名号为小国之号中的末等国号“莘”。疏族银术可爵位在异姓娄室之上可以理解，但希尹与娄室同为异姓完颜，是完颜贵种中的第三等级，为何希尹能够突破阶层限制，排在第二等级的银术可之前？希尹家族自其曾祖石鲁时便与完颜阿骨打家族有着密切交往，至其祖父劾孙时，更是举部归附，逐渐成为异姓完颜中的显贵家族。其起家方式，并非单纯依凭军功，而是文武兼具。希尹之父欢都，“出入四十年，征伐之际遇敌则先战，广延大议多用其谋”。希尹本人不仅立有开国军功，还制定女真字，拥立熙宗即位，参与熙宗朝的政治建设，凡“有大政皆身先执咎”。世代对阿骨打家族的忠心辅佐和累积的卓著功业，应该是其家族能够突破阶层限制的重要保障，也是经过毁灭性打压后家族得以重新崛起的关键因素。
尽管“阿骨打初起兵，皆以宗族近亲为将相”，但随着金朝统治日趋稳定，部分开国功臣渐次退出政治舞台，功臣家族式微之态逐渐显现。完颜银术可家族的衰落，一方面因家族成员多战死，另一方面因重要成员不擅政事。其子彀英虽有将才，却“恃功，在南京颇渎货，不恤军民……在相位多自专”，世宗不得不对他表明，任其为相主要是“念卿父有大功于国”，同时提醒他“若复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完颜娄室家族从娄室至其子活女，封号先由金源郡王降为广平郡王，再被海陵王降为代国公。娄室另一子谋衍“虽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然因平叛移剌窝斡不力，被世宗任为同判大宗正事，“虽非宗室，而授此职”，实为夺其兵权后以示恩宠而已。作为疏族完颜和异姓完颜的代表，他们的家族因子孙不善政事而难以获得君主的提携，导致难以维持家族现有的政治地位，演变成普通官僚家族也是势所使然。惟有完颜希尹家族，经过熙宗的残酷打压后仍能保持政治上的影响力。希尹之孙守道、守贞，均官至宰辅。守道在平移剌窝斡之乱及解决归附的契丹余党问题时，建功甚多。守贞在章宗朝任尚书左丞时，参与制定过国家法典，“其仪式条约，多守贞裁订”。希尹曾聘请宋人洪皓对子孙进行儒学教育，使儒学逐渐成为家族成员传承家学的主要内容，及至守道、守贞一代，已经基本转变为文臣家族。父祖的惨痛经历，使后人深知家族延续来之不易，唯有尽心为国效力，才能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
有金一代，疏族完颜和异姓完颜的政治空间明显受到直系宗室的挤压，甚至疏族完颜的皇族身份也容易为人忽视。世宗朝中侍局都监蒲察查剌，不知入殿小底完颜讹出、侍读完颜撒速与世宗“同族”。宣宗朝平章政事完颜赛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脱遗”，宣宗又“命睦亲府附于属籍矣”。不仅朝臣不清楚疏族的世系情况，连掌管皇族属籍的大睦亲府也漏载某些疏族成员，可见疏族完颜相对势弱之状。然而，直系宗室政治特权与政治势力的维护，却并非一帆顺风，其发展过程中的波折起伏，亦不时为疏族完颜和异姓完颜提供政治际遇。金朝皇室内部残酷的权力斗争，势必对核心支系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熙宗、海陵清除宗室勋旧政治势力的行动，使“太宗后遂绝”“宗翰之后遂绝”，同时为后世帝王埋下了不信任直系宗室的种子。尽管世宗曾“保全宗室，无所不至”，但也无法扭转这一局面。章宗之后，永蹈一族被诛，镐厉王、卫绍王子孙相继遭到禁锢。禁锢直至金末才得以解除，致使“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严重削弱了直系宗室的力量。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防患于未然，对宗室成员的日常活动有着诸多限制。世宗下诏：“宗室、宗女有属籍者及官职三品者，除占问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筭相命，违者徒二年，重者从重。”章宗“定皇族收养异姓男为子者徒三年，姓同者减二等，立嫡违法者徒一年”。金朝中后期，不仅太祖、太宗系人才凋零的情况日益凸显，而且皇帝对直系宗室仍存猜忌，这就给完颜贵种第二等级的家族提供了再次发迹的机会。所谓“金朝防近族而用疏属”，当指此而言。在此背景下，疏族完颜不少成员陆续进入中央决策层。完颜赛不、完颜素兰等人出任宰执大臣，即为明证。对于异姓完颜来说，政治势力则无太多变化。世宗令完颜守道修《熙宗实录》，明显寓示对异姓完颜集团的敲打之意。书成之后，世宗意味深长地对守道说：“卿祖谷神（希尹），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基于完颜希尹的教训，“保全”意识成为异姓完颜的生存守则。异姓完颜集团时刻与权力核心保持距离，谨守完颜贵种内部等级次序，再也没有出现过能够突破层级限制的家族。
后族贵种共有九姓，可说是女真贵种群体中的多数姓族。由于女真姓族“等而别者甚严”，因而国姓完颜氏与后族九姓在女真民族中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后族九姓之间，也明显存在等级。对比《金史》之《后妃传》和《世戚传》对后族姓族的排次，可发现徒单、唐括、蒲察、拏懒四姓始终排在前列。若以成员的地位来看，徒单、唐括、蒲察可说是后族九姓中的上三姓。
这9个在部落联盟时期就与完颜氏建立婚姻关系的姓族，在女真社会由血缘向地缘过渡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新的血缘关系网，进而形成了政治意识和身份认同有所不同的两大地缘政治集团。而这两大集团的形成，与完颜部政治势力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完颜部自献祖绥可定居按出虎水后，历经8位首领，至太祖阿骨打时形成了以按出虎水为中心的同盟圈。早期归附且位于按出虎水同盟范围内的部族，成为完颜氏开国建基的主要依靠力量，得到特别的信赖，其中的后族姓族，形成按出虎水后族集团；后期被征服或叛服不定的且不属于按出虎水同盟的部族，虽在建国后也得到一定的政治优待，但最高统治者对其信任感要逊于前者，其中的后族姓族，形成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
两大地缘政治集团的区隔，在《金史·世戚传》所收人物中已有所反映。《世戚传》为《金史》所独创的类传，在二十四史中亦为他史所无。该类传的入传人物共20人，其中徒单氏6人、蒲察氏3人、唐括氏2人、乌古论氏4人、裴满氏2人、乌林荅氏3人。据其家族居地情况，可分为两类：一是史籍明确记载居地为按出虎水及其周围的家族，为按出虎水后族集团（11人）；二是其居地离按出虎水地区较远或无法判定居地归属的家族，为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9人）。同一姓族的不同家族，因分处不同的部族而各有居地，则可能分属两个集团。《世戚传》中两大集团近乎对半的传主结构，无疑显示了后族贵种内部存在地缘性特点的事实。《金史》是根据保存尚好的金朝实录、国史等资料编纂而成，主体内容仍为金朝史官所记。他们所纂修的世戚人物传记，分属两大集团的人物分别为11人和8人，已经反映了其内部的地域差异。元史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论赞》与《徒单四喜传》。因徒单四喜出自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从而使入传人物的地缘分属特征更加鲜明。
先看《世戚传》中出自按出虎水后族集团的入传人物及其家族。入传的11个人物分属于8个家族，按其与完颜氏皇族的地缘关系，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出自按出虎水：（1）蒲察石家奴，尚太祖女，灭辽伐宋皆有功，熙宗时官至东京留守，封兰陵郡王，加赠郧王，正隆夺王爵封鲁国公。祖斛鲁短，为世祖外孙，有战功。（2）徒单绎，尚熙宗女，世宗时官至临海军节度使，以政迹闻。家世贵宠，自曾祖照以来四世尚公主。祖撒合懑，金初有功，授猛安。二是出自完颜氏按出虎水同盟范围：（3）唐括德温，与子贡皆入《世戚传》。德温官至兵部尚书，世宗时封为道国公。曾祖石古，从太祖平腊醅、麻产，领谋克。祖脱孛鲁，从太祖伐辽，有战功。父挞懒，伐辽有功，授行军猛安。自其父始，皆尚公主。子鼎，尚世宗女，世袭猛安；贡，尚世宗女，官至枢密使，章宗时封莘国公，又改封萧。（4）乌古论粘没曷，尚睿宗女，官至广宁尹，从政多有失职，曾嗜酒不视事，世宗多次告诫。祖唤端，从太祖伐辽有功，授世袭谋克。父欢
这些家族，在金朝建立过程中多立有突出战功。入金之后，家族传承平稳有序，政治地位稳固，很少受到外部势力的冲击。尽管如此，这些家族的发展却并非没有差别，成员也并非全都任职高位。例如乌古论粘没曷为政多有缺失，官职仅为广宁尹；乌林荅晖家族至天锡后情况不详；乌古论元忠家族自其子谊谋逆被杀后衰落，家族离散；徒单思忠家族则因思忠去世过早，人口单薄，政治权势不显。从发展轨迹看，这些家族后期发展虽然渐趋式微，但起家年代早且存续时间长，代际传承平顺。
再看《世戚传》中出自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的入传人物及其家族。入传的9个人物分属于8个家族：（1）徒单恭，海陵皇后父，性贪鄙，仕至领三省事兼劝农使，熙宗时封谭国公，海陵时封梁晋国王。海陵被杀，政治失势，世宗时追降巩国公。兄定哥，尚太祖女。子吾里补，官至谏议大夫。（2）徒单公弼，尚世宗女，拜平章政事，封定国公，进拜右丞相。父府君奴，尚熙宗女，终武定军节度使。（3）徒单铭，章宗母孝懿皇后侄，宣宗朝仕至尚书右丞。先祖抄、曾祖婆卢火，有功于国。祖贞，尚海陵妹，为海陵逆党，被世宗赐死，家族中衰。父某，封泾国公。兄南平，驸马都尉，官至知大兴府。南平子没烈，驸马都尉，官至刑部侍郎。（4）徒单四喜，哀宗皇后弟，金末奉旨迎两宫未成，为哀宗所斩。父顽僧，官至镇南军节度使。（5）裴满达，熙宗悼平皇后父，与子忽
出自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的8个家族，在家族持续传承能力方面明显较弱。徒单恭、徒单铭、裴满达的家族失势皆与海陵有关；徒单公弼、徒单四喜的家族因金朝灭亡而无发展余地；乌古论蒲鲁虎、乌林荅复、乌林荅琳的家族仕宦平庸，缺乏政治竞争力，在世戚家族中是相对默默无闻的3个家族。
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按出虎水后族集团在代际传承上与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前者通过长期的政治经验积累，政治意识上以维护国朝统治为己任，多有政绩。在宗室斗争中，几乎不见他们的踪影。唯一的特例，是卫绍王时期乌古论谊谋逆事件。后者则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发展路径：一是热衷权力斗争，如徒单恭、徒单铭、裴满达、徒单四喜的家族；二是仕宦不显，几无政声，如乌林荅复、乌林荅琳的家族。两大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异，无疑与归属两大集团的姓族身份、家世身份密切相关。前者作为完颜氏皇族最早依靠的政治力量，瓜分了较多的政治资源，属于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自然对皇族的政治认同感更强，并且，只要皇族成员掌权，不管具体是谁，都不会轻易影响其政治利益。后者作为后族贵种中归附稍晚的家族，尽管也受到一定的政治优待，但若想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要么积极参与宗室内部争斗，火中取栗，要么仅仅因缘政治际遇，坐享其成。
如此说来，未进入《世戚传》的后族家族，也应与入传家族有着同样的政治意识。事实也是如此。先看按出虎水后族集团。上京速苏海水人徒单合喜，在海陵末期为西蜀道兵马都统，世宗即位之时，对这位“国家旧臣”的归顺具有相当的把握，并以手诏告之曰：“卿之子弟，皆自军中来归。”可见，合喜家族成员的政治意识是一致的。金源县人徒单克宁，在世宗立储问题上“与永中有亲，而建议立太孙”，只知“绝搆祸之萌，则宗庙获安”，故世宗对其有“真社稷臣”的赞誉。
再看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徒单阿里出虎家族，本出自按出虎水后族集团，但出身较低，阿里出虎父拔改曾领谋克，在担任曷苏馆军帅时就已脱离原籍，阿里出虎又迁徙至北京路懿州，因而在政治意识与身份认同上更趋近于非按出虎水集团。海陵为了拉拢阿里出虎助弑熙宗，曾“许以女妻阿里出虎子”。海陵即位确实履行了诺言，将荣国公主嫁与其子术斯剌，阿里出虎也加官升职，风光一时。然而靠政治投机换来的家族荣誉并不牢靠，阿里出虎终被海陵所杀，家族也受到牵连。蒲察通家族为中都路显赫家族，通“以门阀”受重用，曾领精锐之师随海陵伐宋。世宗时通平移剌窝斡和奚人之乱有功，因而其子蒲速烈得尚卫国公主，然世宗对他并不信任。通出为肇州防御使时，世宗喻之曰：“卿虽有才，然用心多诈，朕左右须忠实人，故命卿补外。”可见，这一集团的政治责任、政治意识远逊于按出虎水后族集团，多执着于私利和权力的争夺。
女真姓族等级的制度化，是女真民族走向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完颜贵种内部层级分明，保证了直系完颜的绝对权力。后族贵种内部各家族之间的等级差异，则随着金王朝的建立与发展而逐渐显现。在金王朝统治政权基本稳固之际，金熙宗为了适应帝制王朝阶段的发展需要，突出皇权的威严，在即位后的前三年，对祖宗旧制做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即天会十三年“追、尊皇后”，十四年和十五年又追谥祖宗“十帝”和“十后”。金熙宗确认并调整女真贵种等级秩序，是女真族在政治、文化上与中原王朝逐渐并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经过金熙宗的规范化调整，对祖宗“十帝”的追谥确定了直系完颜的祖先谱系，以别昭穆亲疏；而“追、尊皇后”和对“十后”的追谥则标志着后族贵种两大政治集团由以地缘为主要特征转变为以政治身份为主要特征。即金熙宗调整旧制之前就已存在的按出虎水后族集团与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在经过调整之后分别以传统后族集团和新兴后族集团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女真族在王朝政治体制下的特权阶层。与此同时，传统后族身份虽尊却很难再产生新的皇后，而新兴后族则从此成为皇后之渊薮。熙宗诸诏书“追谥太祖后唐括氏曰圣穆皇后，裴满氏曰光懿皇后”；“追册太祖妃仆散氏曰德妃，乌古论氏曰贤妃”；“追尊……皇妣蒲察氏为惠昭皇后”；“尊太祖后纥石烈氏、太宗后唐括氏皆为太皇太后”。由女真族世婚习惯形成的传统后妃家族，至此得到官方正式确认。这种确认，其目的尽管表现为“诚意正心，基周王之风化；制礼作乐，焕尧帝之文章”，但更深层的用意，则是金朝统治阶层的权力置换。即金熙宗通过承认并赋予传统后族贵种一定的荣誉和地位，置换选择皇后的自主权，从而达到调整旧制、加强皇权的目的。只是限于“后不取庶族”的传统，这一选择范围仍然难以突破九大姓族。由此，女真后族贵种两大集团、三个等级的隐性秩序愈加鲜明。
根据后族成员与完颜氏的联姻特别是宗室女子的出嫁情况，可发现后族贵种内部大体可分成3个等级。即：皇后本家或尚公主家族为一等；尚亲王之女家族为二等；金建国后未与帝王、亲王联姻的家族为三等。不同等级的家族，在政治身份、社会声望以及子弟入仕与仕途升迁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如出自第三等级的徒单合喜，金太祖时从金源郡王完颜娄室为扎也，即担任郡王侍卫；而出自第二等级的徒单克宁，金熙宗时任职符宝祗候，即掌帝王御宝及金银等牌。两人的等级差异，在仕途起点上就已见分晓。金建国后与完颜氏无联姻的后族家族，其地位虽明显较一、二等级的家族低，但大多数的家族，仍然有成员或曾入选配享功臣，或曾出任宰执，或曾获得封爵。
后族贵种日渐鲜明的等级秩序，无疑是在女真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如果我们以成员众多的徒单姓族为例，便不难发现，同一姓族，不但会产生分属不同集团的家族，也会产生分属不同等级的家族。金昭祖娶徒单氏为正室（威顺皇后）之时，正值女真氏族组织内部不断分化的时期，降至肃宗时徒单部已经分化出14部。各部族在迁徙和独立发展的过程中，首领家族的身份认同与政治意识显示出明显差别。从徒单姓族与完颜阿骨打家族的联姻来看，威顺皇后之后，除了世祖次室为徒单氏以外，直至海陵时徒单姓族才有后妃出现，时间间隔甚久。但是，这一时期众多徒单氏家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如徒单贞、徒单恭、徒单阿里出虎等人的家族。由于史载有阙，这些活跃于海陵时期的徒单氏家族，在世系上很难与威顺皇后家族进行联系，更像是徒单姓族内部后起之不同等级的“新贵”之家。
这类“新贵”徒单氏家族，连同所属之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作为新兴后族，与之对应的按出虎水后族集团作为传统后族，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又形成了众多等级不同的家族。尽管家族等级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动，但集团分属下的等级差异仍然是后族贵种群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为便于观察，我们结合上节中对两大地缘集团的分析，制成下表1，大体上可勾勒出经过金熙宗调整后的后族贵种等级秩序。
那么，为什么说金熙宗“追、尊皇后”是后族贵种两大集团由地缘特征向政治身份特征转变的标志呢？一方面，通过分析诏书中的后族姓族，可以发现，不仅追、尊为后的唐括氏、纥石烈氏的姓族成员再无人问鼎后位，追册为妃的仆散氏、乌古论氏的姓族也无人成为皇后，而裴满氏和蒲察氏尽管追、尊之后又各自产生了1位皇后，但仅是特例而已。另一方面，根据《金史·百官志》姓氏谱的姓氏排次与各郡系后族姓氏的分布情况，可发现白号金源郡和广平郡两系的姓族，在金熙宗时，已经合力把白号陇西郡系、黑号彭城郡系的姓族从后位的争夺中排挤出局，后位也逐渐转移至新兴后族。
首先，陇西郡系的后族姓族已整体上退出了对后位的争夺。陇西郡系中仅有乌古论一姓与完颜氏通婚，代表人物为穆宗贞惠皇后和太祖贤妃。作为传统的贵种姓族，她们所代表的两支乌古论家族，在金熙宗时就相互倾轧，使得乌古论姓族整体实力逐渐衰落。此后，乌古论元忠家族作为姓族中较为显赫的一支，从讹论尚太祖女，到元忠尚世宗女，再到谊尚海陵女、显宗女，家族的发展道路尚属相对成功。不过，元忠尚世宗女时世宗尚未即位，其子谊尚海陵女时海陵已废、尚显宗女而显宗并未即位。尽管随着世宗、章宗的即位，亲王女又升为帝王女，联姻对象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从本质上说，元忠家族的地位大致上在由一等家族向二等家族转变，而基本不可能再出现女为皇后的现象。
其次，彭城郡系的后族姓族唐括氏、蒲察氏也在金熙宗时退出了对后位的争夺。唐括氏自景祖昭肃皇后时起势力日盛，康宗敬僖皇后、太祖圣穆皇后、太宗钦仁皇后皆出自唐括姓族。但如此强大的姓族，在熙宗以后再无一人为后，这应该是统治者的有意调整，使唐括姓族丧失了后位资格。同样，蒲察氏也自金熙宗时退出了后位争夺。虽然金章宗钦怀皇后为传统后族蒲察鼎寿之女，但这一婚姻关系的建立，主要是金世宗引入传统后族的势力，对新兴后族加以抑制的结果，而不是要破坏金熙宗确立的后族等级秩序。金世宗本人是在传统后族乌林荅氏的支持下即位的，对传统后族集团更为信任，但此时的传统后族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动。仆散氏、纥石烈氏、乌古论氏的综合实力无法达到世宗抑制新兴后族的目的，而蒲察氏在金前期几乎没有卷入完颜宗室的权力斗争，较大程度地保存了姓族的政治实力。作为世宗嫡母族，蒲察氏也更受信任。上述各种因素，才促成了钦怀皇后的出现。不过，由于她在金章宗即位前就已去世，且无子嗣，传统后族蒲察氏的政治发展空间有限，金世宗此举对后族等级秩序的运转并未产生明显影响。同为传统后族成员的徒单克宁，积极拥立金章宗即位，或许与其同蒲察氏处于同一阵营有关。
最后，新兴后族集团各家族大都在金熙宗时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广平郡系的后族姓族裴满氏、徒单氏，支持对象分别是金熙宗和海陵王。至此，四大郡系后族姓族之间的竞争演变成广平郡系中后族姓族的内部竞争。娶徒单恭之女的海陵王上位，也昭示着新兴后族之广平郡系徒单姓族的最终胜利。徒单恭家族、徒单贞家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郡系间的竞争随之演化成新兴后族徒单氏的内部竞争。金世宗依靠传统后族乌林荅氏和渤海人的势力成功夺位，但深知乌林荅氏的整体力量不及徒单氏，出于利用目的，即位之后并没有处置海陵党徒单贞，而是纳其女为显宗妃（孝懿皇后）。世宗对徒单贞可谓是极尽拉拢安抚，曾言：“卿虽废主腹心臣，然未尝助彼为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为朕子妃。”这种拉拢或为一时之计，后来“世宗虑久远，终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诏诛贞及其妻与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诸孙”。
如果说金熙宗“追、尊皇后”是对两大后族集团等级秩序的最终确认与定型，那么，完颜勗撰定的《女直郡望姓氏谱》，就是运用这一确认后的结果编制女真社会姓族等级秩序的官方文本。该谱是完颜勗根据女真族人的口述信息，结合女真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综合考量而成。今本《金史·百官志》姓氏谱按金源郡、广平郡、陇西郡、彭城郡四个郡望逐次排列的框架设置，主要基于完颜勗《女直郡望姓氏谱》。无形的历史记忆，是影响历史书写的重要因素，姓氏谱能够顺利颁行，说明当时女真社会对谱中的姓族定位是认可的。这一文本有利于金熙宗调整后族措施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女真姓族贵贱有别的政治秩序。当然，在确认女真贵种秩序的过程中，金熙宗也力图对其加以适当调整，而这种调整所产生的政治效能，在女真后族贵种集团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同一个后族姓族中逐渐分化出传统后族和新兴后族两大集团阵营。如将上述后族贵种诸家族的种种表现，置于《金史·百官志》姓氏谱的书写框架中，可进一步发现女真后族贵种等级秩序的形成有着严密的政治逻辑。现以部分后族家族为例，对这种逻辑关系进行勾勒，制成下表2，以便观察。
接下来，我们再对未列入《世戚传》中的仆散姓族、纥石烈姓族进行分析，也同样可发现这种政治逻辑的存在。仆散氏与完颜氏同为白号金源郡系，出于维护统治权威的目的，完颜氏不扶持同郡系姓族，仆散姓族在金代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仆散氏后妃中有世祖次室、康宗次室和太祖宣献皇后。仆散氏在金熙宗之后无人为后，太祖宣献皇后（睿宗母）的谥号得益于金世宗的追谥，其本家是仆散姓族中最显贵的一支。宣献皇后侄、上京拔卢古河部仆散忠义多政绩，死后得以“图像衍庆宫，配享世宗庙廷”。忠义子揆尚公主，官至平章政事。揆子安贞，尚邢国长公主，官左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时仆散氏“凡三世大将”，然“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宣宗“因其方握兵权，得以谋危庙祏”，对安贞父子加以处死，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杀害传统后族贵种之勋贵成员的行为，更符合限制与完颜氏同郡系姓族的统治思维。
宣宗防范后族贵种势力的心理，在其赐汉人王氏姓温敦，并立之为后的事件中亦能看出。既然与完颜氏同郡系的姓族不能选择，广平郡系裴满氏衰弱，徒单氏势力又太强，为了打破后族九姓对后位的垄断状态，排在广平郡系第三位的温敦氏成为宣宗赐姓王氏的最好选择。其实，金熙宗“追、尊皇后”也有限制女真世婚旧制的意义，只是当时女真传统势力强大，而只能通过拆分后族以弱其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皇权。尽管金熙宗选择的皇后仍是女真人，但分化后族势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此之后，海陵尊生母渤海大氏为皇太后并广充后宫，世宗追生母渤海李氏为皇太后并意欲立其侄女李氏为后，章宗试图立汉人李氏为后，直至宣宗追生母刘氏为皇太后并成功立汉人王氏为后，终于“变古甚矣”。这些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金熙宗削弱后族势力的政策效能，在后世帝王身上的陆续显现。
仆散安贞之后，非按出虎水后族集团的仆散端家族得到了宣宗重用。仆散端为中都路猛安人，官至尚书左丞相兼枢密使，死后“配享宣宗庙廷”。但不久金朝灭亡，家族后续已属异代。仆散姓族自熙宗之后，已无入选后妃之人，仆散端家族是依靠政治地位起家的典型。作为后族贵种的三等家族，到了端之子纳坦出时，其家族与完颜氏（出身不详）建立了婚姻关系，似再次尝试突破现有等级。该家族应处于第三等级向第二等级过渡的过程中，属于仆散姓族中的“新贵”家族。其实，海陵时期的仆散师恭已经尝试过突破阶层限制。史载师恭“本微贱”，协助海陵弑熙宗后，“拜太子少师、工部尚书，封王。……贞元三年，为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复为枢密使”，权势显赫一时。然因平乱不力落得灭族的下场。忠义、师恭家族衰败后，仆散姓族人才稀少，总体实力较弱。仆散端能够成功突破等级秩序，与其他仆散氏家族的没落有着一定关系。
纥石烈姓族虽得列女真贵种，但在部落联盟时期多与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敌。曷懒路星显水“纥石烈部阿疎、毛睹禄阻兵为难”，穆宗亲自率兵加以讨伐；蒲与路陶温水、胡里改路徒笼古水纥石烈部“阿
要之，后族贵种内部等级秩序，自金熙宗加以确认和调整后，成为女真社会的重要政治制度。女真姓氏别贵贱功能则以“郡望姓氏谱”的形式呈现出来，进而保障该秩序的有效运转。
部落联盟时期，女真贵种政治共同体之形成，对女真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金朝建国后，统治者为保证这一集团的既得利益，在贵种身份上附加了诸多政治特权，如世袭或荫补官爵（多为世袭猛安谋克）、官职升迁、接受官学教育、减免刑罚等。女真贵种依凭严格的等级制度，形成了具有排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几乎垄断了重要高层官位。“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属、外戚与国人有战伐之功、预腹心之谋者为多。”除了这些重要高层官位，皇帝身边的侍从官员，尽管品级较低，但职位重要，因而也多以出身为标准进行选拔。如近侍局官员，“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多以贵戚、世家、恩悻者居其职”。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女真贵种集团也不可能完全阻止其他女真姓族乃至非女真族群体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元人笔下的“近侍官例用北方贵种”，正反映了对金代“贵种”意涵泛化的认知。显然，随着越来越多的集团以外的成员不断进阶，获得与贵种成员同样的政治待遇特别是身份认同，就会使贵种家族发生泛化，使这种等级制度发生松动。久而久之，女真贵种等级秩序必然被破坏。
那么，集团之外的成员究竟是以何种方式顺利进阶并获得身份认同的？李庭为尼厐窟氏撰写的墓志铭云：“夫人尼厐窟氏，故金吾卫上将军、定国军节度使仆散公讳某之妻也。家世盖州路人。其先本女真贵种……父讳丑的，世宗朝护卫出身，累迁宿直将军。娶本路世袭牙剌哥千户完颜公女。……妹福引，适东京留守唐括公次男福受。次妹福聚，适咸平路宣抚使蒲鲜公长男帖哥。”按照李庭的说法，尼厐窟氏为女真贵种，但在金代，尼厐窟氏只是陇西郡系中的普通姓族，几乎不可能与上文的女真贵种姓族联系在一起。显然，这与尼厐窟丑的家族两代与女真贵种集团的联姻有关。女真诸姓受“昏因有恒族……而贵贱等威有别”的限制，很少出现女真贵种与其他姓族联姻的情况。出自陇西郡系的尼厐窟丑的，在金世宗时便与金源郡系完颜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其3个女儿又分别嫁入金源郡系仆散氏、广平郡系蒲鲜氏、彭城郡系唐括氏3个家族，可见丑的在其女婚姻问题上做了多方面考量，丑的家族是典型的通过与女真贵种家族联姻的方式，成功获得“贵种”身份的家族。值得注意的是，金朝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即女真贵种集团的政治特权逐渐引起多方势力的不满，他们纷纷对修正传统等级制度提出了强烈诉求，客观上也为丑的家族的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
尼厐窟丑的家族主要通过联姻而获得贵种身份，但并不代表通过联姻就一定能获得贵种身份，而且婚姻并不是惟一的进阶方式。金朝前期，女真贵种集团势力强大，其他女真姓族进阶相当艰难。出自非按出虎水女真族群的乌延氏，即为明显的例证。曷懒路、速频路地区的望族乌延氏，金朝前期产生了著名将领蒲卢浑、胡里改、吾里补、蒲离黑、蒲辖奴等，说明乌延姓族是该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势力。完颜氏统治者自然无法忽视这一望族的政治存在，因此有乌延氏女嫁完颜宗幹之子兗为妻，但这一婚姻关系并没有给乌延姓族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海陵杀兗妻之后，乌延氏家族的晋升通道基本关闭，其提升政治地位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然而，至金朝中期以后，这种状况已有明显改观。与乌延氏家族命运相反，同样不属于按出虎水女真族群的独吉氏、夹谷氏在金世宗时获得了进阶机会，成为女真贵种集团的成员。世宗朝名臣独吉义，先祖在辽朝时为熟女真，世居曷苏馆。尽管完颜氏对熟女真及其后裔一直存有防范与芥蒂之心，但义尝“以质子至上京”，“世宗初起东京”，“义最先至，诸将尚未肯附”，其家族命运就此改写。金世宗即位后，义受到重用，官至平章政事，为独吉姓族的发展打开了局面。继义之后，同姓族之思忠担任世宗、章宗两朝的宰辅大臣，其女嫁宗室撒合辇。独吉思忠家族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婚姻对象，都比尼厐窟丑的家族要高，是上层官僚中获得“贵种”身份的代表姓族。独吉姓族的代表人物是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才干获得了突破等级秩序的机会。
胡里改路夹谷氏则是史籍明确记载的金朝帝王主动提升非贵种姓族等级的事例。夹谷氏与完颜氏同属于金源郡系，但胡里改夹谷氏因首领乌春拒绝与完颜部联姻之故，入金后一直不显。大定元年（1161），夹谷清臣“闻世宗即位，率本部军六千赴中都会之，以功迁昭武大将军”。自此之后，清臣仕途顺畅，一路升迁，官至左丞相，几近位极人臣。不仅如此，金章宗还于明昌二年（1191）封其为芮国公，并赐其“族同国人”。得益于此，胡里改夹谷氏的政治地位最终有了质的提升。清臣为胡里改路夹谷部首领，“袭祖
尼厐窟氏、独吉氏、夹谷氏，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女真贵种身份，女真贵种集团的封闭性政治环境被打破，反映了非贵种出身的女真上层官僚对重新调整旧有等级制度的渴望。当然，这种“渴望”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姓族，在其他姓族的上层官僚家族中，也同样有所体现。术虎筠寿家族自曾祖父布苦德娶完颜氏以来，“尚县主者三人”，至筠寿时再与贵种集团徒单氏建立婚姻关系，正是等级秩序逐渐失效的缩影。甚至在女真中下级官僚中，也有类似情况的出现。金朝中后期宿直将军术虎蒲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等取名形式，应是两个姓族存在联姻行为的直接证明。可见，金朝中期以后，女真贵种等级秩序的松动已经在女真族的各级官僚群体中发生了。降至金末，宣宗“诏宗室皆称完颜，不复识别”，封汉人王氏姊妹为皇后和元妃（哀宗即位后均尊为皇太后）；臣民中也不断出现汉人妇女封金源郡夫人、彭城郡侯夫人等现象，则昭示着女真贵种等级秩序在多方势力的连续冲击下走向失序。
政治等级制度伴随阶级的出现而产生，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权力和地位的必要方式，其核心内涵不因统治阶级民族属性的不同而有所更易。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政治等级结构中明显表现出血缘群体现象。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政治等级结构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从王权时代的宗法制度，到帝制时期的门阀制度，皆不出血缘等级这一范畴。女真贵种群体的形成，源于女真世婚集团的出现。早在建国前，这一群体内部就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层级分化，形成了金朝政治等级结构的雏形。随着国家的建立，金朝统治者将传统的世婚习惯，通过“等威有别”的方式，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女真姓族等级随之成为政治等级结构中的主体内容，这是女真民族走向政治文明的重要标识。史家认为金皇族世婚群体“与周之齐、纪无异”，具体状况就是：“盖古者，异姓世爵公侯，与天子为昏因，他姓不得参焉。女为王后，己尚王姬，而自贵其贵，富厚不加焉，宠荣不与焉。”金朝与周朝在政治结构中表现出的这一相似现象，无疑是与其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金朝建国前女真社会中地缘因素和血缘因素的结合，使得女真人的政治群体意识不断增强，随后逐步形成了金朝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内部层级分明的完颜姓族与两大后族集团。在《金史》之《世戚传》和《百官志》的叙述文本中，已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女真贵种的等级秩序。如果将其与金熙宗“追谥祖宗”“追、尊皇后”相关联，便可进一步发现，这一政治行为的本质功能实为将完颜贵种三个等级与后族贵种两大集团、三个等级的传统隐性政治秩序，调整为王朝国家阶段的政治等级制度。正是在金熙宗推动下，女真贵种的政治等级秩序随之成为统治者集中皇权的重要制度。与此同时，该秩序的松动，也自金熙宗时始，这也同样是最高统治者加强皇权的结果。金朝前期，民族融合趋势下官员选任制度的变迁，为非女真族士人进入中央政府打开了局面，这是历史的必然。皇统八年（1148），左丞相完颜宗贤、左丞完颜禀等奏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熙宗对此并未采纳，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官员征选范围的扩大，可说是冲破封闭政治集团的表现之一。金朝中期以后，在多方势力的冲击下，女真贵种等级秩序渐趋松动。但不可否认，其对金王朝维护女真民族统治地位，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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