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第132—142页
韩昭庆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
张修桂先生是中国历史地貌学的开创者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现代地貌学理论为指导，综合利用多源数据，辅以实地考察，深入解读有关环境变迁的历史文献，为历史地貌学创建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他对长江中下游河床地貌演变的研究，自成一体，兼具中国特色，其成果堪称中国历史地貌学的扛鼎之作。有关海河形成、黄河下游变迁、长江中下游湖泊演变及上海成陆的研究在谭其骧先生的基础上，又提出诸多见解。这些研究贯穿古今，促进并深化了我国历史地貌学的发展，是现代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有机结合的典范，也是历史地理学科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他还参与我国现存最早最精美汉代地图的复原和研究，为古地图的拼复提供了关键论证，确保了对该图最大限度的正确复原。他关于古地图的研究和应用亦为地图内史与外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作者简介
韩昭庆，女，1970年生，贵州大方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地图史和环境史研究。
张修桂先生（1935—2021）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地貌学开创者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历史地貌学和古地图的教学研究工作。先生为福建惠安人，195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同年进入复旦大学工作，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及《历史地理》集刊主编。2021年9月12日，张修桂先生因病逝世于上海。作为张先生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我尤感悲痛，值老师去世周年之际，谨以这篇一鳞半爪的研读心得，回顾老师的学术贡献，以表景仰和缅怀之情。
张先生个人著述不多，但多属开创之作，他发表的绝大多数论文收录于《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1]和《龚江集》[2]两部专著。其中，他系统论述了历史地貌学研究方法，并通过系列翔实的研究案例展示了他利用现代地理学相关理论，综合其他学科成果，解读历史文献，从事历史地貌变迁的深邃思考。一些研究结果可以直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是历史地理学科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他的研究贯穿古今，是现代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有机结合的范式，更是后辈学者可资借鉴、至今却难以企及的样板。张修桂先生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构建历史地貌学研究体系
中国历史地理学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禹贡学会，该学会由顾颉刚和谭其骧等前辈学者发起。中国多数学者认为，按照研究主题可将历史地理学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门类，再按照具体研究对象分出若干分支学科[3]，而历史地貌学是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959年夏，张修桂先生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在谭其骧先生安排下，他从抄录《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总志中的水道资料入手，开始接触历史地理专业知识。次年，因创建历史地理专业需要，历史地理研究室成立地理教学小组，由张修桂先生负责，具体安排地理学各门课程的教学工作。1963年夏，受谭其骧先生委派，张修桂先生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河北地理所地貌室联合组织的考察，历时5个月。基于此次考察，他撰写了《从永定河故道的研究谈谈历史河流地貌研究方法的一些体会》的考察报告，报告得到了谭其骧与侯仁之两位先生的鼓励和肯定，经谭先生推荐，以打印本形式分送全国有关单位和个人。这是张先生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第一篇习作，20多年后发表于《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4]
在这篇报告中，张修桂先生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否将现代科学理论和工作方法运用于历史地貌学研究，是这门学科能否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建设的关键。此外，还应该进行野外考察，因为今天的地貌形态往往烙印着历史地貌的痕迹。他强调历史地貌研究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历史文献的系统分析，并和野外实地考察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只要科学地、慎重地把文献记载，特别是史籍记载和存在于今天地貌形态上的历史痕迹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是有可能把历史时期的地貌形态复原出来的”。他还结合永定河考察的经历，介绍了历史地貌野外考察的工作程序、内容，总结了历史河流地貌研究的基本方法。其中，首先是各种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其次包括现代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地图和航测照片的收集与研究、钻孔资料的分析与研究、座谈访问、沉积物的分析，以及地貌观察等。这篇报告首次全面细致地阐述了历史地貌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至今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在此后的教学研究实践中，他继续完善历史地貌学的基本问题和调查研究方法。[5]明确历史地貌学的研究任务是复原历史时期的地貌环境，目的是为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他指出，中国历史地貌学既属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也应当是现代地貌学的分支学科，因为二者研究对象大体一致；正如中国历史地理学是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一样。关于历史地貌学研究中“历史时期”上限问题，在讨论曾昭璇先生提出的广义和狭义地貌学之后[6]，他建议尽可能覆盖距今一万年来的整个全新世。因为自全新世始，随着第四纪末次冰期结束，气温升高，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对自然环境改变的程度较之前的更新世大为加强，地理环境的发展变迁不再是单纯的地貌演化。研究者应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态势。鉴于历史文献分析是主要研究手段，他指出历史地理学界应更加注重近2000年来地貌演变过程的研究。至于“历史时期”的下限，张修桂先生认为，从实际应用而言，应当断在“昨天”为恰当。先生对历史地貌研究上下限的界定既充分考虑研究手段的特点，也照顾到历史地理分属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事实上，今天就是未来的过去，地理就是历史地理，或者是潜在的历史地理[7]，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就历史地貌研究内容而言，张先生认为，鉴于历史地貌学的研究时段主要在历史时期，与当代地貌学研究对象应略有不同，包括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风沙地貌、黄土地貌以及人为地貌等。历史地貌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可分为前后两个相衔接的阶段：首先，是对地貌过程进行断代研究；其次是将断代结果按历史发展顺序系统分析，阐明地貌形态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当今地貌形态的形成原因，找出演变的基本规律，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笔者看来，这其实也是历史地理学重建过去地理的任务和方法，即把地理发展的历史按照时间轴分成多个时间连续的横剖面，对每个时间剖面的地理现象进行充分研究，然后将这一系列剖面连缀起来，即可达到重建地理的目的。西方最有名的例子是达比主编的《英格兰历史地理新论》，按时间先后顺序分成12个横剖面。[8]因此，张先生系国内较早把历史地理学方法应用于历史地貌学研究中的学者，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从而预判未来发展趋势。在研究方法层面，除了前述研究方法，张修桂先生进一步补充资料收集与分析应遵循以古论古、资料断代，以及去伪存真等基本原则。张修桂先生就中国历史地貌学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提出系统论述，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
开创现代地貌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
分析的历史地貌学研究范式
由河流、湖泊承载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是陆地水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生存和繁衍必不可少的物质来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收集到三百多个有关洪水与文明起源的神话故事，便是水之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也不例外，很早就有治水和水系分布的记载。大禹通过疏导成功治水，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和圣人，现存最早的地理著作、战国成书的《尚书·禹贡》记载了此事，并有导水篇，概述黄河、长江及淮河等干支流自源头入海的路径。汉代成书的《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皆以不同方式记录了局部水系的分布及变迁，尤其以黄河的记载为最。三国时期成书的《水经》，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水道的专著，记录了137条大中型河流的源头、经流及入海口，但较为简略。公元6世纪初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更加详细地记述了1252条干支流的源头、流路、流经地地理情况及历史典故等。此后，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各种为治理水患遗留下来的水利文书，以及记载各地山川形势的数千种地方志，这些为历史地貌学的研究提供了长时段可资参考的历史文献。不过由于这些文献重在水道记载，故而以往研究人员以水道复原及考证为主，尤以黄河变迁史最为显著。这除了与史料本身有关，也与这些研究人员出身史学，缺乏自然地理学，尤其地貌学的理论知识有关，所以复原工作并未脱传统窠臼。
相较中国悠久的水道之学，具有科学意义的地貌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研究地表地貌形态特征、成因、分布和发展规律，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河流侵蚀理论也是这一时期提出。河流地貌学是研究水流的侵蚀和沉积作用，及其所造成的河流以及各种类型地貌的形成、演变与分布规律的科学。[9]
张修桂先生之前，鲜有将河流地貌学理论与文献记载结合的历史地貌学研究。事实上，对历史文献的记载，首先需要选择具有空间信息的内容，并将其复原到今天相应的地理位置上；其次，这些记载反映了古人的观察和记录，需要利用今天的地学语言进行解读和描述，然后进行分析。以往对水道的研究往往只能做到第一步，即地名的今地复原。与此前绝大多数学者不同，张修桂先生毕业于地理系，接受过地学的系统训练，到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之后，又受谭其骧先生引领，这为他对史学与地学融合创新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是经过他的努力，历史地貌学被推向了专业化方向，进而增添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内涵和特色。
张修桂先生关于历史地貌的研究主要涉及长江中下游河湖地貌演变、上海地区地貌演变及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这些研究皆展现了他复原地貌变迁的方法和思路：以地貌变迁理论为指导，综合利用多源数据，辅以实地考察，对历史文献深入解读等。同时，这些研究也为后人创立了一套独特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尤其是他对长江中下游河床地貌演变的研究，更是如此。
这项研究始于谭其骧先生交待的任务。197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先生邀请谭其骧先生担任《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委员，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承担《历史自然地理》分册中部分水系的编撰任务，分析它们在历史时期的变迁，谭其骧先生便分派给张修桂先生部分工作。[10]从1976年开始，因撰写书中“长江”一节的需要，张、谭二人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以及考古、水文方面的调查资料，首次全面论述了长江中下游河湖地貌的演变，就古代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诸多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这些成果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得到体现。其中张先生撰《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三峡工程背景研究之一》[11]一文荣获1985—1994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一等奖。
这篇文章研究在自然河流状态下地处三峡库区下游的宜昌至城陵矶长江河床的历史演变，以便为三峡工程兴建后，继续观察库区下游的演变提供背景材料。该文最早发表在《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后收入《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一书，系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可见先生对此文的重视。原文先分析了荆江分流的地貌结果，即左岸分流与云梦泽、右岸分流与洞庭湖的演变关系，然后分段讨论了宜昌至城陵矶荆江河床演变的历史过程。后来收入书中论文顺序则做了调整，先分段分析长江出三峡后南津关至枝城、枝城至城陵矶即荆江河床的发育及历史演变过程，再是荆江分流的地貌后果，还增绘了相应地图。修改后的论文更便于读者阅读理解。
按照现代地貌学理论，河床按形态和弯曲度分类，可分为顺直河床、弯曲河床、汊河型河床以及游荡型河床，河床侵蚀地貌分为岩槛、壶穴、深槽，河床堆积地貌分为边滩、心滩和沙洲等。这些河床类型和河床地貌可在同一条河流中出现，形成宽窄不同形态的河段，不同类型河段连结处为节点。节点上下河床相对稳定，一旦节点破坏，会引起节点以下一个或多个河床段冲淤平衡发生变化。而河流主流线摆动、洪水流量大小与沿岸岩性、地貌，以及人为活动皆会对河床地貌产生影响。[12]
在此理论指导下，张修桂先生在分析长江从宜昌到城陵矶的河床变迁过程中，依现在的江岸地貌形态将其分成不同河段，结合考古资料与地层分析，充分解读古代文献记载，以独特的话语体系辅以内在的逻辑和推理，逐一复原它们的变迁过程，并阐释了变迁的原因。例如，南津关至枝城河段地处丘陵地带，他认为出三峡之后，随着地势急剧下降，长江水势能减弱，泥沙会在一些开阔河段沉积，形成江心洲和分汊河道，但在狭窄的河段，水流湍急，泥沙不易沉积，则形成单一河道。又因该河段两岸多为低山、丘陵，是制约河床的天然堤防，故该段河势在历史时期稳定少动。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实地考察当代地貌和解读历史文献得出。根据北魏成书的《水经·江水注》的记载，他分析得出今葛洲坝即书中记载的郭洲，今西坝洲即当时的故城洲，今西坝与宜昌市之间三江分汊的河床形态当时已经形成，并稳定了2000多年，只是葛洲坝和西坝的形态受长江主泓道侧蚀作用，由宽阔变得狭长。先生还根据《水经·江水注》对地处上荆江河段的涴市至沙市段沙洲及其典故，以及长江北岸一系列景观的记载，推演出该河段曾经存在复式分汊、普通分汊及单一顺直河床形态。其中《水经注》记载，江水过马牧口后，“江水断洲通会”，指的是长江经过燕尾洲到此，南、北江终于合流，普通分汊河床遂演变为顺直单一河床形态。若无先生分析，很难理解“断洲通会”之意，类似的解读在先生的文章中比比皆是。
枝城至城陵矶河段虽统称为荆江河段，但因其流经不同地貌单元，即沙市以西的山前冲积扇平原和沙市以东的江汉云梦湖沼区，发育演变过程也存在极大差异。张修桂先生利用早期的《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荆州记》、《荆南地志》、地理总志、明清方志以及古地图，结合沉积相分析，复原了该河段分汊分流河道、顺直分汊分流河道、弯曲河道、今日荆江“九曲回肠”蜿蜒型河道之形成及演变过程，及其与早期江汉云梦泽和洞庭湖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云梦地区受荆江左岸众多穴口分水分沙影响，由史前湖沼景观至唐宋解体成陆；同时，洞庭地区由早期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受荆江分流来水灌注演变为湖沼景观，荆江两岸的地形演变为北高南低的状态，至清中期洞庭湖面扩至最大。但它也受来沙淤淀影响，湖面高程增加，湖面容积逐渐缩小；而江汉地区常年得不到荆江来水来沙补给，加之受现代下沉构造运动影响，水位又有所上升，致使河网交错的平原转向湖沼洼地发展。张先生推测，基于对荆江两岸分流分水及影响的历史演变规律，如果没有荆江大堤的制约，将再次出现史前南陆北湖的景观，从而提出本区“北湖南陆—南湖北陆”“跷跷板”的演变模式。张修桂先生的研究厘清了河湖变迁的相关问题，为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长江中游河湖整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是两湖地区水利部门工作的学术基础。之后，他还系统复原了城陵矶到镇扬河段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的过程。这些研究皆极大丰富了我国河床历史演变的内容和理论。
除了河流地貌，张先生在海岸地貌的演变方面亦有创新，主要体现在对杭州湾北岸及上海成陆过程的研究中。波浪是沿岸泥沙运动和海滩剖面塑造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此外，还有来自潮汐和沿岸水流的作用，在这些动力因素的作用下，沿岸泥沙发生纵向和横向的运动，成为海岸侵蚀和堆积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岸线的曲折变化又会引起不同海岸岸段的侵蚀或堆积，从而引起新的变化。上海南郊金山卫一带海岸线是杭州湾北岸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经历了王盘山、大小金山先后沦海，海岸后退的过程。1972年，上海市筹备在金山卫海滩建设石油化工总厂，需要搞清海滩的坍涨趋势，邀请谭其骧先生实地了解滩地状况，为建厂问题提出意见。张修桂先生应谭先生之约，一起实地考察了滩地状况，并撰写了《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13]一文，这也是先生又一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79—1984年度）的论文。
张先生通过对金山卫附近考古遗址的调查及对历史文献中关于杭州湾附近记载的分析，结合对大小金山附近潮流及岸流在历史时期动力条件下的变化的推演，阐释了金山深槽的形成过程及原因。金山深槽的形成是在南宋绍熙年间大小金山沦海之后，随着连接大小金山之间的陆地，即文献记载的“鹦鹉洲”被波浪冲蚀之后，大小金山之间形成一道海峡，史称“金山门”。元初，金山门的形成改变了附近潮流前进的方向，使得原来要绕过“鹦鹉洲”的潮流直接冲向大小金山和二者之间的金山门通道，大小金山及金山门的顶托作用使潮位陡然上升，所以当西向潮流通过金山门时，就会出现剧烈的向下淘蚀作用。金山门以西由于不断受到淘蚀作用，逐渐形成一道深水槽，因地处金山滩地前沿，故称“金山深槽”。据1972年测量资料可知，金山深槽深达50米，宽度与金山门大体相仿，长度为宽度的6倍。通过金山门的潮流由来自舟山群岛一带的东南海流和来自东北方向的岸流组成，由于东北方向的岸流受南汇嘴挑流顶冲点西移的影响不断加强，金山门潮流合力与方向在历史上有一定变化。随着明清顶冲点的西移，金山门以东的东北岸流不断获得加强，因此金山深槽继续向西伸展。但是清末以来，顶冲点已越过金山嘴，到达金山门以西的金山卫滩地，这样金山门以东的潮流已趋稳定。
这篇文章运用文献分析复原了金山卫附近海岸线的变迁，并通过对海岸西迁引起的海岸动力方向和强度的变化以及动力的位移，论证深槽目前处于稳定阶段，这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地基的稳定性提供了依据。此文成为金山附近建设石油化工总厂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是历史地貌学研究直接服务于生产建设的又一经典案例。
1959年1月和12月，青浦县淀山湖和马桥镇俞塘村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青铜器时代遗址，由此引起学术界对上海地区成陆年代问题的讨论。1960—1982年，谭其骧先生就此问题先后发表了4篇论文，把上海市大陆部分依成陆过程分成冈身地带、冈身以内、冈身以外里护塘以内，以及里护塘以外四个地区。同时也指出旧捍海塘、下砂捍海塘以及里护塘的位置和建筑年代的确定还存有异议。[14]为此，张先生在谭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遗址、遗物、历史文献与古地图的分析，就下沙沙带、下沙捍海塘、里护塘以及旧捍海塘等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论证了谭先生此前提出的冈身以东20千米处自然形成的下沙沙带的存在，并把其形成年代定为南朝时代；同时修正了前人关于下沙捍海塘或旧捍海塘故址的说法；将下沙捍海塘定在下沙沙带以东的今里护塘故址，即明代成化年间王崇之重修的上海县海塘，认为里护塘创建于北宋初年的华亭县令吴及，这也是上海地区的第一条统塘，并在此基础上把上海地区成陆过程分成五个阶段。[15]这些发现，是对谭先生关于上海成陆问题研究的继承和创新，也为上海成陆过程的研究构筑了新平台，开创了新局面。
2000年后，张修桂先生开始关注崇明岛的历史演变。以往由于沙洲众多、坍涨无常、方位难定，导致对于崇明岛历史演变过程的研究存在较大难度。先生通过对关键性沙洲进行准确定位，很好地复原了崇明岛从唐初长江口的东、西二沙，历经1000多年来复杂的坍涨合并，最后发育成长江河口巨型沙洲的过程，并在总结长江口沙洲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指出崇明岛向苏北的靠岸是历史必然。还针对当时在建的上海长江大桥崇明岛陈家镇引桥工程，提出该桥位处唐武德年间（618—626）成洲的东沙之上，基础坚实可靠，但崇明岛历史上潮灾严重，曾迫使崇明城五次迁徙，故今后仍应防范潮灾的威胁。[16]这一研究很好地融合了历史文献记载、古地图、地貌调查、河口动力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对长江河口沙洲的发育模式进行了探索，并对未来崇明岛的地貌发育趋势进行了预测。此外，他对早期黄河下游的“九河”分流河道体系[17]，以及海河水系形成发展[18]的研究皆独树一帜，亦给人启迪。
总之，张先生对于历史地貌学的研究，并不止于对过去地理的复原。他利用地貌学理论和术语，分析并解释了这些地理变迁的机制与过程，这样的分析往往鞭辟向里，探骊得珠，让人信服。
三、
破解《马王堆地形图》拼复难点
张修桂先生对古地图的研究同样源于谭其骧先生交待的任务。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同时发现的还有两幅绘在帛上的地图。依据墓葬年代，可判断两幅地图的绘制年代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前。其中一幅绘有山、水、居民点和道路，被研究人员称为《马王堆地形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精美的古地图。原图被折叠成多层长方形，收藏于三号墓椁室的漆奁里，因长期浸泡在棺液里，出土时如一块烂豆腐一样，后由故宫修裱师傅精心揭裱成32张帛片。每片帛片都不同程度破损，有的甚至破损成多片，无法恢复原貌。又因此图原是绘在轻薄的丝织品上，经长期叠压和浸泡，各层帛片间墨迹彼此渗染，印痕甚至可达十七八层，给复原工作带来了干扰，却也为地图拼复提供了线索。鉴于原图出土状况，对该图的研究始于地图拼复。
1974年8月文物出版社将这32张断帛错位照片寄给谭先生，请求进行拼接。笔者曾向张修桂先生了解到，谭先生先后把这些照片交给所里另两位同事拼复，但均以失败告终，当时张师母病危，张先生日夜在医院陪护，谭先生不得已才将此任务交给了张先生。之后张先生独自完成了此图的拼复，并亲至北京提供拼复草图，告知拼复过程。这一结果得到学界认可，并被收入曹婉如先生等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中。[19]谭先生在此复原图基础上，结合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撰写了两篇关于马王堆地图的重要文章，于1975年在《文物》发表。[20]
张修桂先生认为，帛片破碎不堪，虽然无法恢复原片面貌，但如果对较大的关键性碎片充分讨论研究，可大大提高碎片复位率。整理小组未充分考虑多方面意见就根据他们的理解进行了剪贴，制成照片拼接图和复原图，并据此对帛图原件进行了裱糊，将拼接图和帛图原件于1975年在《文物》和《人民画报》上公布。张先生总体上肯定了整理小组的复原图，但对局部，尤其是破碎严重的地方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他以照片反映的地图内容及照片中出现的帛片印痕为依据，分析判断出最大问题在于折叠顺序的3号位和6号位帛片图上。根据折叠顺序分析，发现应处于3号位的帛片上只有印痕而无任何实际内容，只是一块与帛图一起入棺时紧邻帛书的断裂片，与原图无关。这意味着帛图实际留存和裱糊的只有31片，而照相顺序比折叠顺序少一号，那张残破至无法裱糊的帛片，才应当裱贴在3号位。所以他认为3号位应该空着，不宜随便用印有32号位等印痕的残片来填充，有损原图真实性。由于原3号位残片未被计入照相图，导致照相顺序号比折叠顺序号少一号。按照印痕，张先生还发现原提供给他的6号位片是反面照，公布的帛图原件也是如此，好在整理小组公布的拼接图已改正。此外，张先生还依照原图河道交汇处的绘制特点，指出9、12、13、16号以及4、5号位南海地区存在的拼接问题。[21]这为古地图的拼复提供了关键论证，确保了对该图最大限度的正确复原。
此外，他在谭其骧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马王堆地形图》上岭南水系的今释、泠道和舂陵故址的再探讨，以及该图的绘制特点都深入探讨，对同批出土的另一幅《驻军图》的测绘精度及绘制特点等也认真分析，论证地形图和驻军图皆为古人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在古地图研究中，他与谭先生的研究共同为后人提供了一套关于古地图本身的地图内史研究范式。[22]
在张先生第一篇有关永定河历史地貌考察方法的习作中就已提出，地图和航测照片是历史地貌野外考察必不可少的资料。在金山卫一文中，他利用乾隆《金山县志》卷首的海塘图及图说分析金山深槽的延伸位置和成因。在上海成陆过程研究中，利用东晋时期成图的《吴郡康城地域图》将下沙沙带的形成年代断在两晋时期。他还专门撰文论述同治年间马徵麟著《长江图说》的编绘缘由、特点及意义，认为它是研究长江河床演变详尽而直观的资料。基于在研究中运用古地图的经验，他强调在历史地貌研究中，应该特别重视古旧地图的作用，并明确指出，“应用古地图和当代地图作比较，是研究地貌历史演变过程最有效、最简捷的方法。只要通过简单的比较，即可以发现某些地貌变迁现象。而经过精密测量地图的对比，则是计算各种数据时常用的方法”[23]。张先生进一步将古地图内史研究拓展到将古地图作为史料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外史研究，这为我们日后在相关研究中对古旧地图的应用指明了方向，亦奠定了基础。
四、
提倡使用新方法和新手段研究
《水经注》
郦道元著《水经注》成书于北魏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系统记载主要河流源流的奇书，该书以水道为纲，附记流经地的历史典故、地理概况及奇闻轶事。除去其中人物和事迹的描述，《水经注》保留了1500年前古人对于我国部分河流及其分布格局的认知，这为今天从事河流变迁研究提供了可供参比的宝贵材料。张修桂先生很早就关注到《水经注》对河流地貌变迁研究的意义，并于20世纪70年代开展长江变迁史研究时就已把它当作重要史料。不过《水经注》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多种版本，到宋代时已散佚五卷，此后经辗转传抄，逐渐出现经注混淆、错漏或文字错置等现象。因此对该书需要校勘后方可加以利用。明清时期至民国初年有许多学者从事《水经注》校勘工作，成就卓著，其中清末民国初年杨守敬和熊会贞师徒的《水经注疏》是集大成之作，除校勘和史源学上的贡献外，他们还关注河流记载的地理学方面考证，但仅集中在河流流路复原上。
张修桂先生对《水经注》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传统文献学方法，而是将历史地貌学的理论知识系统运用于《水经注》的校注之中，属于地理学范畴的复原研究。他不仅关注河流流路的记载，还关注其中反映的河床形态内容，将传统仅限于对“线”型水道的复原拓展到“面”状河床形态的复原，从而使对《水经注》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沿袭明清以来学者对某一地物、某一河段的饾饤考据之学，而是深入挖掘出《水经注》对于长江河床地貌研究的价值，也由此把传统《水经注》的研究带入科学研究领域。
张修桂先生晚年基于他对《水经注》的利用，致力于《水经注》校注，并结合文献解读，复原公元6世纪长江中游的河湖地貌形态，他希望通过这一工作，“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较为公允的比较平台，同时也可为今后重新整理《水经注》和新编《水经注图》作些前期准备工作”。他建议今后的研究方向，“第一，利用当前最好的《水经注》版本，转入具体内容的研究上，并以此为基础，对《水经注》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订正后，编辑出版新的《水经注》；第二，在具体内容研究的基础上，以今天测绘的地形图为底图，编绘出版新的《水经注图》”[24]。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他利用陈桥驿的《水经注校证》，参校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从2010年起，陆续发表长江中游河段、汉江流域、洞庭湖水系等6篇《水经注》校注成果。[25]在校注复原的基础上，他以国家测绘局编制的二十五万分之一地图为底图，采用古今对照的方式绘制了长江中游部分复原图。
五、
其他工作
张修桂先生除了上述几个领域的研究，还参与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历史气候资料汇编》等多个重要集体项目的编撰。退休之后，又参与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政区沿革考订工作，负责福建、广东及广西三省区的县级及以上政区的沿革考订，其中，明清时期福建（大陆地区）县级政区的考订，落实到县界每一年的变化，成为该系统庞大政区数据库中最完整的一个部分。此外，他还与邹逸麟先生合作，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一书，这是另一历史自然地理学的标志性成果，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系统总结，荣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时至今日依然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标杆。
此外，自1981年《历史地理》创刊起，张修桂先生历任常务编辑、常务编委，1995—1999年任常务副主编，2000—2004年任主编等职，总计长达24年，对历史地理学术刊物发展有重大推进。离任之后他依然心系刊物发展。2018年《历史地理》获批期刊号，由集刊改为季刊，更名《历史地理研究》，于2019年正式发刊。他对此也由衷地高兴，并于2021年4月28日寄语编辑部：“史地所对我而言，我最关切的除了自然地理的发展之外，就是编辑部了，毕竟我在其中做了30年的工作，可谓不是一般的感情问题。”先生鼓励师生做好编辑工作，办好刊物。
张修桂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根据中国历史文献的特点，结合现代地貌学的理论和实地考察的方法，独创了一套话语体系进行地理描述和地理解释，贡献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为历史地貌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他始终积极承担与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科研课题，在充分认识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总要反复鉴别、分析相关资料，进行深思熟虑的推演论证，以求还原历史真相。有关中国古代地理记载的历史文献往往简略，但是经过他的解读和分析，晦涩深奥的历史文献的价值立即凸显出来，久远凝重、波澜壮阔的历史地貌的演变过程也在他字斟句酌的叙述中逐一呈现，这些字里行间，尽显张先生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的厚重功底。
然则，也正由于老师论著的这些特点，只有随着他写作时思考的节奏反复阅读，才能参透其研究和著作中讨论的问题。老师平常话不多，我与老师交流的机会亦少，主要通过研读老师文章的方式达到向他学习的目的，也渐渐明白其中一些精妙之处。在我总以为有的是时间向他当面请教时，他却猝然驾鹤西去，只留下深深的遗憾。谨以此篇怀念恩师，或许有一知半解之误，又有表述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修桂先生无论是在《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还是《龚江集》里，都饱含深情地缅怀了谭其骧先生对他学术研究的引领之恩，表达了对谭先生的感激之情，虽然谭先生不是张修桂先生的直接导师，但是他的重要研究发现或来自谭先生安排的任务，或受谭先生启迪，有的则是对谭先生研究的进一步思考。在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及史念海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张先生开拓创新，将现代地理学理论知识和其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分析相结合，系统地提出历史地貌学研究方法并付诸实践，从而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 张修桂：《龚江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 按：对此观点也有不同看法，如台湾学者姜道章认为历史地理学不属于自然地理学，也不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科，历史地理学也没有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之分，历史地理学的性质，类似区域地理学。是一门独立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外的一门地理学分支。参见姜道章：《历史地理学》，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15页。
[4] 张修桂：《从永定河故道的研究谈谈历史河流地貌的研究方法的一些体会》，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240页。
[5]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6] 曾昭璇：《历史地貌学浅论》，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7] 姜道章：《历史地理学》，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71页。
[8] H. C. Darby, ed., 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9] 林承坤：《泥沙与河流地貌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0]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4页。
[11] 张修桂：《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三峡工程背景研究之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2）》，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5页。
[12] 曹伯勋主编：《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4页。
[13] 张修桂：《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0页。
[14] 四篇论文分别是《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以及《〈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后记》，参见谭其骧：《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185页。
[15] 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16] 张修桂：《崇明岛形成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7] 张淑萍、张修桂：《〈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地理学报》1989年第1期。
[18] 张修桂：《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110页。
[19]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0] 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第2期；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
[21] 张修桂：《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拼接复原中的若干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2] 张修桂：《马王堆地形图绘制特点、岭南水系和若干县址研究》，《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45页；张修桂：《马王堆〈驻军图〉测绘精度及绘制特点研究》，《地理科学》1986年第4期。
[23]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4] 张修桂：《〈水经·江水注〉枝城—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下篇）》，《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25] 张修桂：《〈水经·江水注〉枝江—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上篇）》，《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张修桂：《〈水经·江水注〉枝城—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下篇）》，《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张修桂：《〈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附：〈夏水注〉校注与复原（上篇）》，《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张修桂：《〈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附：〈夏水注〉校注与复原（下篇）》，《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张修桂：《〈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上篇）》，《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张修桂：《〈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下篇）》，《历史地理》第2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编 辑：于文心
初 审：张金贞
终 审：杨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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