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东坡，可能是我们最不陌生的古代人物之一，我们读他的诗，唱他的词，背他的文，看他的字，赏他的画，还吃他的菜和……呵呵……肉……
（一）年少成名
苏轼在宋仁忠景祐三年（1037年）出生在眉州（现在的四川）眉山，家里是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文学史上同样享誉盛名，史称“三苏”，父子三人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这就叫做虎父无犬子）。
父亲给苏轼取名一个“轼”，原意其实是马车前面的一个扶手，为什么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居然给儿子取上这样一个名字呢？原来苏洵觉得，车轼这个东西，平时人们都不注意它，但是当马车真的颠簸起来的时候，坐车的人就会下意识抓紧它。苏洵希望儿子可以平时默默无闻，不露锋芒，但是在关键时刻却可以扶危定倾，稳住局势（论文人改名之风险……）。
出身书香世家的苏轼自然免不了走上科举的道路，苏轼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和十九岁的弟弟苏辙一起跟着老爹苏洵，从四川来到首都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不是日本的那个东京啦）参加科举考试。这次科举考试，主考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则是在诗坛上面同样拥有不小名气的梅尧臣。
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代表，推崇文以载道的理念，喜欢有血有肉的文章，认为文章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而不是为了写华丽的辞藻而堆砌典故却言之无物（不知道看到现在一上来就是三四个排比句的高考作文，他会怎么想……好吧排比句其实也要符合文章核心思想啦……）。
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给欧阳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考试，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文章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然而官居要位的欧阳修并不熟悉苏轼这个人，这个时候，欧阳修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呀，这天下居然还有人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究竟是谁呢？嗯，大概是我的好学生曾巩吧。对！应该就是他，毕竟是我欧阳修的学生嘛，写出好文章也不奇怪了。这么好的文章，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要拿第一名的。但是我又是主考官，我的学生拿了第一名，人家不是会怀疑我假公济私？算了算了还是给那小子一个第二名好了，反正后面还有考试，他有能力自然有机会的，好了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然而拆封试卷之后，欧阳修和梅尧臣才知道原来世间还有苏轼这样有才华的人。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苏轼在文章里面用了一个“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欧阳修想着我这样的大文豪，居然没有听过这个典故？于是问苏轼这个典故出自哪里，苏轼一开始说：“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又不依不饶的问，苏轼就说是出自哪里哪里的。欧阳修回去翻书没发现呀，最后苏轼不得不承认，这个典故其实就是自己瞎编的……
自此，出于对苏轼的欣赏（可能也带有把苏轼弄成第二名的内疚），欧阳修对苏轼是推崇备至，他评价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所以说欧阳修是真心爱才，换了别人用一个瞎编的典故忽悠自己，估计就算不发作也得生点闷气，然而欧阳修却是大加赞赏。一时之间，苏轼的名字在京城传遍了，每当有新作出现，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京城，这放在今天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畅销书作家。
与此同时，父亲苏洵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也受到了欧阳修的欣赏，弟弟苏辙则和苏轼一样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很好的名次。父子三人同时名声大噪，眼看前途就要一片光明。不幸的是，这个时候，三人突然接到了苏轼苏辙母亲病故的噩耗。父子三人自然要回家奔丧，直到守丧期满之后才回到京城继续自己的事业。
幸运的是，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影响到苏轼。嘉祐六年，朝廷举办了一场制科考试，这是一场比普通科举考试难度还高的考试，主要就是皇帝用来选拔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在整个宋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制科考试也不过举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只有41人。就是在这样一场难度极大的考试里面，苏轼一举中的，拿下第三等。而事实上，这个考试从来没有过第一等和第二等，苏轼这样一个成绩已经是宋朝百年历史上的第一名。
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朝廷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不久之后，朝廷就授予了苏轼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的官职，这相当于凤翔市的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在凤翔府差不多是个二三把手的职务了，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很高的起点。而在签书凤翔府判官的任上，苏轼和上司陈光弼之间有着一点小矛盾，苏轼一直觉得陈光弼有意刁难自己。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上司为了打磨自己所以有意为之。多年以后，中年的苏轼想起这段时间，不由心生感激。在陈光弼去世之后，苏轼甚至亲自为他做传，聊表敬意。
（二）乌台诗案
在签书凤翔府判官的任上的苏轼，在上司陈光弼的指导下，慢慢地成为了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官员。四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度过了第一个任期的他回到首都朝廷，在登闻鼓院担任职务，开始在京师的圈子里面打拼。
可惜在这个时候，父亲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护灵柩出都还乡，遵循父亲的遗嘱，将其与母亲合葬，两人也准备为父亲守孝三年，再回到仕途。
而这一路上，苏轼不仅要承担丧父之痛，原来苏轼年仅27岁的发妻王弗也在同期病逝，此次还乡，王弗的灵柩也随之而行。
苏轼和王弗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成婚，一起走过了十余个甜蜜的年头，可惜这位苏轼的精神伴侣和得力助手并没能和丈夫白头偕老，只留下了年仅6岁的长子苏迈就离开了人事。多年以后，在密州任上的苏轼在一个寒夜里面突然梦见爱妻，一梦醒来，写下了流传了近千年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第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曾经触动过多少人心底最柔软之处。往后的岁月里面，纵然有体贴温柔的王闰之、千里相随的王朝云陪伴在左右，但是苏轼对王弗的思念，却从未磨灭。
三年以后，苏轼回到京师的朝廷上，这个时候，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希望能够通过社会改革，发展生产，充实政府财政，提高国防力量，从而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但是变法不但会损害到很多人的利益，在执行上面也是困难重重。一时之间，朝野震动，大臣们分成拥护新法和反对新法的两个派别。而王安石是当朝的宰相，又得到了皇帝宋神宗的支持，新党当然掌握了改革的权柄。而苏轼的许多朋友，包括当时让他载誉京城的恩师欧阳修，都因为反对改革而被迫离开京城。而立之年的苏轼渐渐发现，这个时候的朝堂之上，旧人渐去，党争不断，风云暗涌，波云诡谲，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春风和煦的朝堂了。
王安石变法有先进之处，但是也有不少缺点在执行的过程之中慢慢显露出来。熙宁四年，苏轼上书皇上，谈论新法的弊病。宰相王安石本来就因为新旧党争而焦头烂额了，这个时候自然是满腔愤怒，就让御史谢景在皇帝面前，不时说说苏轼的坏话，久而久之，皇帝也对苏轼渐渐失去了好感。作为一个聪明人，苏轼自然也能感觉到这种变化，于是他主动请求离开京师，去外地任职。
苏轼先是到了杭州担任通判，然后到了先后到密州、徐州担任知州，在这近九年的时间里面，苏轼推动各种革新，在地方上面取得了不小的政绩，自己的政治声望也渐渐的提升起来。
元丰二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这时候的他有着过去九年的地方官经验，估计也是想着好好为百姓做点实事，安安稳稳度过三年任期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人生的转折点，即将在这个时候出现。
来到湖州的苏轼，循例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大致就是告诉皇帝我现在已经到任上了，然后介绍一下湖州的情况，表明一下自己会好好干的决心，最后叩谢一下皇恩就好了。这本来是一封很正常的官方书信，但是错就错在最后苏轼说了几句带有个人感情的牢骚话，他在谢表里面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个时候，苏轼在政坛上面的名声日益渐长，大有返回京师朝廷任职的趋势，新党自然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于是，新党就抓住这个把柄，借机从苏轼写过的大量诗文里面，挑选出他们认为有讥讽含义的句子，并给苏轼罗织了四条大罪：不学无术；无视朝廷；蛊惑人心；诋毁圣上声誉。就这样，朝廷上充满了打倒苏轼的声音（跟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不出意外，刚在湖州任职三个月的苏轼，可能连湖州长啥样都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师。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的就是逮捕并审理苏轼案件的御史台，因为御史台的官署里面种了很多的柏树，吸引来很多乌鸦在上面栖息筑巢，所以又被人称为“乌台”；然后苏轼又是因为诗文获罪，所以这个事件被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牵扯到的人员众多，仅有记录的就有数十位，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其中驸马王诜、好友王巩和弟弟苏辙处罚较重，尤其是王巩更是被发配西北。说乌台诗案引发的是北宋朝廷的一场地震，一点都不为过。
身陷囹圄的苏轼万念俱灰，新党里面的李定、舒亶、王珪都想斩草除根，将苏轼置于死地。与此同时，朝中的救援活动也同时展开，无论是在旧党之后和苏轼政见相同的元老大臣，还是新党里面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劝谏宋神宗，不要将苏轼处以死刑。而这个时候，曾经对苏轼满怀愤怒，现在已经退休的前任宰相王安石给神宗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一时记起宋太祖赵匡胤的立国之训，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就这样，因为王安石的一封奏折，在牢狱中度过了一百多天的苏轼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也因此被贬到黄州（现在的湖北黄冈，对，就是出了很多高考资料的那个黄冈）担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估计苏轼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条命，居然是当年的冤家对头救下来的。但无论如何，一代才子苏轼，总算是活了下来。
（三）黄州时光
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苏轼，终于等到了出狱的一天，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被贬黄州的命运。
如果仅仅按照黄州这个地方来说，可要比后来苏轼去的儋州环境要好得多，毕竟也是个有历史底蕴的城市，而且处在长江边上，山清水秀，风景秀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苏轼现在的官职叫做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这个官位相当于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而且还没有签署公文的实际行政权，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和社会地位。如果是一个从来没有担任过官职的人来说，总算是个头衔，但是对于曾经站在朝堂上的苏轼来说，这不过就是比罪犯好听一点点的身份——罪官。
这也许算不上从天堂到地狱，但是怎么说也已经到了地面上了。加上罪官的身份，苏轼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被时刻监察着的，这对于生性豪放自由的苏轼来说，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折磨，这不禁让他心生抑郁。
失去了头衔和权利，也许还只是身外之物，可是来到黄州，苏轼最急需解决的，就是经济问题。
因为苏轼罪官的身份，朝廷没有给他一点俸禄的，地方上也没有为其安排住所。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只能借住在附近的一所旧寺院里面，在全家到了黄州之后，小小的定惠院已经住不下这么多人了。所幸当时的黄州太守陈君式一直都很喜欢苏轼的文章，既然偶像到了自己的地盘，肯定也要帮一帮忙，于是给他们一家在长江边上的一个水驿临皋亭找了一个住所安置下来。
住的地方解决了，但是毕竟一大家子人，吃饭也是要花钱的。苏轼本身生性豪放，加上之前官途一直还算顺利，所以没有养成存钱的习惯，这个时候手头基本没有什么钱了，就这样，苏轼一家突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这样的窘境，苏轼想到的办法不是去寻求别人的施舍和相赠，而是从自己身上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首先，他把自己身上仅剩的钱，连同夫人变卖家产换来的一点点资产全部换成了铜钱。然后按照每月四千五百文的标准，一份分成三十份，每天拿一份作为生活费，要是当天的钱有剩的，就存起来，万一有朋友来了就可以稍微招待一下，或者作为备用资金以防不时之需。苏轼算了一下，这样子的话身上的钱足够自己家里生活一段时间了。
有人说，那这样来看，这生活也没有多窘迫啊。其实主要是当时黄州的物价比较低，所以苏轼才能这样过上平头百姓的生活，但是和苏轼之前的锦衣华服相比，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了。
眼下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点基础的保障了，但是毕竟不知道罪臣的刑期还有多久，一直只有节流而没有开源，总是会坐吃山空的。苏轼于是和地方上的官员反复商量，看能不能给一块无主地给他种种东西。经过好长时间的交涉，交涉到连黄州太守都换人了，继任的太守终于答应苏轼，把黄州城东缓坡上面的一块以前作为营地的荒地给他耕种。
苏轼这下很高兴呀，想着虽然我是农民，但是也算半个地主了，结果去到一看，荒地就算了，还全是一堆垃圾。但是有了地，终归是比没有好。于是苏轼就带着一家上下，清理垃圾，开荒种田，硬生生是开发出了几十亩田地。苏轼一边查阅农书，一边又请教当地的农民，“百年第一”的书生才子，耕起田来居然也不弱，“春食苗，夏食叶，秋食果，冬食根”，慢慢的，苏轼终于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这段日子里面，苏轼渐渐平复了自己的心情，慢慢适应了这种艰难贫寒的生活，对于这块养活了自己一家人的城东土地，苏轼戏称它为“东坡”，然后称呼自己为“东坡居士”。苏轼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号——“苏东坡”，而实际上，在民间很多人只知道苏东坡，而不知道苏轼。（你有没有试过，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小学同学，只记得他的外号，而想不起他究竟叫什么了……）
虽然日子很艰苦，但是苏轼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名著名的吃货，肯定不会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相传就是在黄州任职的时候，苏轼写了一首《猪肉赋》，里面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净洗铛，少着水，柴火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后来苏轼在杭州知州的任上，又将这道黄州烧肉改良创新，然后把这种做法推广开去，渐渐地这道“东坡肉”居然成了一道出名的江浙名菜……
那些吃个饭就拍照发朋友圈的人，有没有觉得自己弱爆了……顺便告诉你，苏轼不止写过《猪肉赋》、还写过《菜羹赋》和著名的《老饕赋》，甚至连给弟弟的书信和自己的日记里面，都不断提及最近我又发现原来某种奇怪的东西也能吃、我又发现了原来某种东西可以很好吃、我又发现了新的烹调方法……
当然，只解决了生活上的贫瘠，对于苏轼这样的一代文豪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精神上的贫瘠，对于文人来说一样可怕。于是，苏轼经常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实际上是赤鼻矶，而非赤壁之战真正的发生地）游览，先后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这段时间里面，苏轼的人生态度渐渐发生了改变，从刚到黄州时候的闷闷不乐，变得慢慢释怀，文风上不仅延续此前的豪迈奔放，还渐渐开始变得越来越阔达，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苏轼文学创作的新高峰。而在黄州时期所书的《黄州寒食帖》，更是被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之一。
（四）岁月沉浮
在黄州待了四年多的时间之后，苏轼被朝廷授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的职务。这个官职看起来和苏轼在黄州的待遇差不多，但是毕竟时间会冲淡一切，事实上，汝州和首都开封的距离已经很近了，这也暗示着，朝廷有重新任用苏轼的想法。
将近五年的时间里，苏轼虽然一直没有什么实际的行政权力，但是他这几年在地方上做的许多小事情也感动了很多父老乡亲。在知道苏轼即将离任之后，乡亲们居然带着自己春秋季节祭拜社神的酒菜来和苏轼一起吃喝，还真心实意地和苏轼说，以后退休了就来黄州养老吧，我们这里的小日子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就算在遭遇困境的时候，只要默默把事情做好，总会有一些在你预料之外的收获会不期而至。
开春之后，苏轼就往汝州方向前进，因为长时间的舟车劳顿，妾侍王朝云为苏轼产下不满周岁的幼子苏遁不幸夭折。这件突如其来的恶事极大影响了苏轼的心情，也拖慢了他前进的脚步。在路过江宁的时候，得知曾经的宰相王安石此时就退休赋闲在这里，于是苏轼就顺道拜访故人。
苏轼和王安石之间，可以说是恩怨情仇交错不清。王安石推行变法初期，苏轼就反对这种暴风骤雨一般的改革方案，为此两人之间就积累下了矛盾，苏轼也因此自请出京。而在苏轼身陷囹圄，被乌台诗案推向生死悬崖边上的时候，又是王安石一封奏折，救了苏轼一命。而在苏轼贬谪黄州的时候，王安石一直都很关心他的状况，每当有人从黄州过来的时候，就向人打听苏轼最近又说了什么的俏皮话，写了什么文章。
可以说，曾经政治上面的恩怨情仇，对于这两个经历了宦海沉浮的人来说，在此时此刻都已经是过往云烟。
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就穿着便衣野服，骑着一头小毛驴去渡头见苏轼了（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按照宋朝的规矩，官员之间相见是可以穿朝服的，这样会显得庄重正式一点。没想到等王安石到了渡头，苏轼也是一身野服就来了。苏轼见到老宰相这么热情，就开玩笑说，我今天穿着野服就来见你了，真是不合规矩啊。王安石居然笑着和苏轼说，礼仪这东西，难道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设的吗？两人哈哈大笑，过去的不快仿佛从未发生。
两个都经历了仕途磨难和丧子之痛的大文豪，在三十多天的相处里面，两人不时讨论诗文，和酒而歌，渐渐发现了对方当年未被看到的一面。曾经政见上的不和，并没有蒙蔽他们的眼睛，文人腹中的才华让他们知道，对方都是难得的名士。王安石甚至邀请苏轼在江宁买田置地，和自己比邻而居。送走苏轼之后，王安石更是对别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会不会想象，如果当年他们没有冲突，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
虽然经历了一段轻松的时光，但是幼子夭折的痛在苏轼的心中却久久不能散去，加上身上的路费已经不多了，苏轼就上书朝廷，请求先到常州居住。皇帝这个时候对苏轼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很多，也能理解苏轼此刻的心情，就答应了他这个请求。
苏轼来到常州，是有很深层次的道理的。常州一带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关键是，这里距离首都还有一段距离，能够远离各种政治纷争，和家人朋友安安静静的相处度日。苏轼非常喜欢常州这个不愁吃喝的又让人心旷神怡地方，于是将身上仅剩的一点资金在这边购置了一套房子，打算上书朝廷，请求让自己守在常州，一直到终老之日。
然而，一个消息让苏轼安静终老的美梦破灭。原来就在苏轼到常州的路上，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而因为当时哲宗皇帝还很年幼，她的母亲高太后就因此临朝听政。高太后一直都很反对变法，这次掌握权力之后更是将变法成果一举否定，她任用了已经赋闲在家十五年的老臣司马光，奠定了朝堂上旧党的基础，而曾经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则被打压。
司马光上台之后，开始任用很多曾经反对新法的官员，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不可避免的，苏轼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被朝廷宣召回京，只能匆匆的处置了常州的产业，再赴京师。
作为一个有能力有经验且态度明确的官员，苏轼居然在十七个月的时间里面，就从罪官的身份，到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最后升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这样一个三品大员的身份，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是苏轼一生的仕途生涯之中，最光辉的时刻。
旧党掌握了朝中的局势之后，推翻了新法的一切贡献，甚至慢慢废除了所有的新法，更是用尽一切手段去打压新党。而在和王安石相处之后的苏轼看来，新法虽然在设置和执行上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不一定要全部废除。而旧党这样的报复和打压行为，又和当初陷害自己的新党一派有什么区别呢？于是他就向皇帝进谏，对朝廷上的一些乱象以及腐败进行了抨击。这样一来，他作为旧党一派，因为这段时间锋芒毕露，却得罪了许多旧党的人物。
这个时候，年事已高的司马光在做了不到一年的宰相之后就离开了人世。因为在司马光葬礼上面的一些口角之争，引起了苏轼和程颐之间的矛盾。这个事情成了一个导火索，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也拉开了序幕。朝堂上的权力斗争日渐尖锐，旧党为了阻止苏轼成为下一任的宰相，对苏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苏轼这样的一个身份，既不能让新党的人接受，又不能让旧党的人见谅，不得不说是十分尴尬。
而这个时候的苏轼，有过贬官的经历，政治嗅觉已经十分敏锐，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会十分危险。已经对许多的事情看淡了的苏轼，不愿再卷入这些斗争，于是他连上四道州奏章，请求外调出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五）随遇而安
元祐四年，苏轼离开京师，带着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到了杭州任知州，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市长，是个不错的工作。
苏轼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杭州，看着西湖的美景，写出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丽诗句。然而这次再来到西湖，苏轼看到的却不是当年的景象。
由于长时间都没有疏浚，西湖的淤塞现象已经非常严重，湖水里面也长了很多水草，导致水中的生态严重失衡，不时都能见到死鱼浮出水面。因为水道的堵塞，没有活水流向西湖，导致湖水也逐渐干涸，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面对这样的现象，对风景之美有严格要求的苏轼自然是看不过眼了，于是在上任的第二年，苏轼就带领群众来疏浚西湖，他动用了二十多万名的民工，把湖底的淤泥和水草清理了一番。
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员，这次疏浚工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水道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水中的自然环境也改善了很多，对于农业生产也产生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时候，又产生了一个难题，从湖底捞起来的淤泥和水草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哪怕水草稍微腐烂了一点，但是剩下的部分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这个时候，苏轼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人把这些淤泥全部集中起来，在西湖的一侧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并且在中间修建了六条桥将每一段堤坝链接起来。作为一个文人，苏轼还给这六条桥取了六个很文艺的名字：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苏堤的修筑，不但解决了淤泥葑草无处安置的问题，还让西湖的南岸和北岸连同，从此百姓们要从西湖的南岸走到北岸，再也不用绕湖一周才能到达了。后人为了几年苏轼的这一民生工程，就将这条堤岸改名叫做“苏公堤”，简称“苏堤”，西湖十景中“苏堤春晓”，指的就是这里的景色。
我们说了，苏轼是一个文人，拥有非常高的审美眼光，一条苏堤显然还满足不了他的情趣，于是他又让人在西湖中间修了三座石塔，在石塔周围的水域则禁止种植，这就演变成后来著名的“三潭印月”。除此之外，他还将西湖岸边的湖面租给百姓种植菱角，而种植菱角则需要去除杂草，这样就等于多赢的方案皆大欢喜。这样一系列的举措下来，西湖的整治工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苏轼的日子，也渐渐过得惬意舒适。
有人说“东坡处处筑苏堤”，实际上，苏轼除了在杭州西湖修过苏堤之外，在颍州西湖和惠州西湖也曾经修过长堤，其中惠州西湖更是苏轼将自己的钱拿出来疏浚并修筑长堤。苏东坡之名可以在百姓之间流传那么广，连那些目不识丁的平明百姓都略知一二，和他的这些和平凡人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是离不开的。
然而，折腾仿佛就是苏轼人生中的主旋律。在西湖疏浚工程完成的第二年，他又再次被征召回京。但是此时的朝堂上依然是一片纷扰，回到朝堂上的苏轼因为政见不合，不久之后就又调离出京到地方任职。在颍州、扬州担任知州之后，元祐八年苏轼到了定州知州的任上，苏轼又迎来了人生中的巨大变故。
曾经很赏识苏轼，将苏轼苏辙兄弟推上了政治高峰的高太后逝世，带来的结果是宋哲宗的亲自执政。掌握了实际权力的哲宗开始一改之前高太后的政策，他想要恢复父亲的遗志，于是重新任用了新党人物。重新上台的新党对旧党进行了激烈的报复，这样一来，旧党人物中的箭头人物苏轼就首当其冲，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面，苏轼被连续而来的五道诏书，贬到现在惠州担任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官职。
在惠州的时候，苏轼的经济比起身处黄州的时候更加窘迫。当时惠州的经济不发达，屠夫每天只杀一头羊在市场上面贩卖，但是苏轼就连羊肉都买不起，只能买来骨头架子，然后经过复杂的处理之后，把骨头缝里面的碎肉剔出来吃。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生活，但是在苏轼写给弟弟的书信里面，居然还形容这样的吃法，感觉就像是在吃螃蟹一样，苏轼现在思想之阔达，可见一斑。
在惠州度过三年艰难的生活之后，苏轼迎来了这几年来的第六道诏书，里面的内容是，贬到海南岛的儋州。因为宋代立朝的时候定下不杀知识分子的政策，放逐海南可以说只是比满门抄斩轻一点的罪罚而已。面对从此孤悬海外的未来，六十二岁的苏轼决定只带儿子苏过、妾侍王朝云和两名丫鬟到海南岛，开始艰难的生活。
比起当年被贬黄州，儋州的自然条件自然艰苦得多，苏轼形容这里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年过六旬的苏轼，身体越发虚弱，面对朝野中的现状，自觉仕途已了，想着自己大概是要在这个岛上死去了。
然而就算是这样，苏轼却没有自暴自弃，在儋州的这些时间里面，苏轼为儋州人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推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有许多的学者都认为，苏轼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是他在众人眼中的蛮荒之地，洒下了中原文化的种子。直到现在，在海南还可以看到有许多以“东坡”命名的事物，比如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等等。可以说，苏轼这一生，不单是一代文豪，也是一代好官。
就在苏轼准备终老儋州的时候，年轻的宋哲宗突然驾崩，苏轼的人生又一次迎来了转变，朝廷再次授予他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这代表他终于可以离开海南岛了。过了两年，朝廷再次授予苏轼朝奉郎的职位，这个官职的一点点俸禄，让苏轼的生活有所改善。而就在苏轼北归的途中，他选择了当初很喜欢的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然而到了常州不久，苏轼就在反复的病情之后溘然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多次的大起大落，但是生性阔达的他，却从来没有被人生之中的挫折打败，而是一举开创了“豪放派”的诗歌风格。作为宋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苏轼在书法、绘画方面的成就也是让人难以望其项背。苏东坡的精神，也像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盏不曾熄灭的灯，照亮过许多身处低谷的人们的路途。
当然，苏轼留下的，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还有很多家喻户晓的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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