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简称221厂，位于青海湖北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是一个绝对机密的地方。
1957年5月，为选定原子弹研制基地，李觉和吴际霖、郭英会、何广乾以及外籍专家10余人，在飞机盘旋了甘肃、四川等地许多高山丛林之后，几经周折，终于选定位于青海高原的金银滩为厂址。理由为：四面环山，中间平地，宜于建厂；人口稀少，地域宽阔，便于疏散；边远闭塞，利于保密。
经过1960年一整年的艰难探索，从事原子弹研制的科研人员摸索到不少理论问题和关键技术，同时也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进一步认识到研制原子弹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组织力量初步探索、掌握必要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设计试制。1961年，科研工作逐步由探索阶段进入掌握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阶段，到1962年下半年，基本掌握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同时在聚合爆轰实验、自动控制系统、中子物理、放射化学、中子源、金属物理工艺、弹体弹道等方面都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为设计原子弹做好了必要的技术准备。
1962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全面领导。中央专委会批准了二机部提出的以两年爆炸原子弹为目标的“两年计划”，并逐项研究解决了二机部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主要包括：从全国各方面抽调197名高、中级科技干部加强研制力量；从全国调1.5万人加速青海核武器基地的建设进度；组织全国力量协同解决二机部各核工厂和北京九所需的材料、设备，九院开展大型模拟实验和研制原子弹所需的特殊材料、特殊加工件、专用元器件、测试仪器、仪表等大小共计1000多项内容，在周总理的统一组织下迅速安排到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工厂和科研单位，组织全国的力量协同解决。
1963年春，青海221厂出现了蔚然壮观的抢建场面。随着基建工作的快速推进，在221厂基本具备了科研、生产、生活的条件之后，集中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便陆续迁往大西北。与此同时，经中央专委批准增调的126名技术骨干也直奔青海报到。各路人马汇集，迅速全面展开工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221厂形成总攻的态势。
221厂位于青海高原，平均海拔3200多米，年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得知单位要搬迁到那样一个条件艰苦的地方，有些同志开始犹豫，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刚刚从3年困难时期走出来的人们才感受到北京逐渐丰富的物质生活，如果去青海，不仅户口要迁离北京，而且生活上将再次陷入艰难的境地。为鼓舞军心，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专门为北京九所的同志们作动员，发出了“草原大会战”的战斗动员令。
经福谦亲耳聆听了张爱萍满怀豪情的讲话：大西北当然不比首都北京，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地方，那里确实很艰苦，也像唐朝诗人王维的诗中所讲“西出阳关无故人”，但是那里已经有许多人在开辟基地、建设基地，他们在等着欢迎你们。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诗中“春风不度玉门关”已成为历史了，现在“春风早度玉门关”了；你们的前往，会把和煦的春风带到玉门关。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可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将亲手放飞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祖国各地将处处是春风······
动员会后，北京九所的科研人员为了实现“亲手放飞原子弹”的梦想，纷纷踏上西去的征程。根据组织安排，生产部和实验部的人员先期离京。1963年4月，经福谦跟随第一批搬迁队伍到达青海。
科研人员在221厂先后建立了实验部、设计部、第一生产部、第二生产部、第三生产部。1964年2月25日，二机部党组决定，九局、九所机构撤销，总院名称定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
经福谦由于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到达青海后不到半年，于1963年9月被任命为二室副主任，主任是任益民。尽管一些曾经在十七号工地工作过的年轻人都已经成长为科研骨干，但是面对新成员的加入、“两年计划”时间上的万分紧迫，对科研行为加以规范也是少走弯路的必要选择。在十七号工地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福谦和任益民一起首先对科研管理和工作方法进行了规范，进一步完善和修订了科研“三步曲”，丰富了如何编写设想方案、编制实验大纲和实验结束后如何编写实验报告的内容，细化了具体做法，使之成为所有科研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制度，为科研工作早日步入正轨奠定了基础。
当上二室副主任之后，经福谦除了从事科研工作，在管理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经福谦在研究室内实行课题分级把关制，从调研报告、立项报告、设想方案、实验方案、数据采集、分析处理到总结报告，建立了一套“三查三测”制度。“三查”就是方案组自查、科研组复查、科研室抽查；“三测”即对实验数据方案组复测、科研组抽测、科研室核测。每一个课题报告最后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进行检查签字，这样一来，全室的整体工作状况他都了如指掌。“对人严格要求，对课题严格把关，对实验数据严格审查。”是人们对经福谦工作态度的总体评价。时任二室学术秘书的朱立昌回忆说：
老经审查科研文件，大到文章结构、章节设置，小到措辞用语、标点符号都一一推敲。他在科研文件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大概”“可能”等不确定用语。记得有一次方案组处理实验数据时，发现有一个点偏离很大，方案组认为是“奇点”，提了3个理由：样品厚度测量可能有错；样品靶板可能沾胶较厚，结合不紧；探针端部可能绝缘漆较厚，闭合滞后。老经看后非常不满，他说实验中得到的每个数据都是平等的，怎么能随便舍掉呢?如果不要它，应该像法院对人审判一样证据确凿。你们分析的三条能叫证据吗?要么补充令人信服的分析数据，要么补充重复实验数据。报告退回方案组，要求重新补充实验。
还有一次，一份简报中写道：“在铜中测得冲击波速度为4.89毫米/微秒”。老经发现此速度不对，要我查证！我一查记录上是4.98毫米/微秒，我把简报改正确之后没当回事。第二天，我向老经汇报工作后，老经问我：“昨天简报你怎么看?”我一下子蒙了。他见我想不起来，就提醒说冲击波数据错误，我这才想起来。他见我漫不经心的样子，就说：“你不像搞科研的态度，你要知道绝大部分的科研成果最后都体现在数据上，数据错一切都错。还好，你这是简报，给上级领导看的，如果是科研报告，人家采用你的数据设计，那是要出大问题的。”这件事大大触动了我，教育了我。
经福谦特别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身体力行地传帮带，室里很多同志要求经福谦讲课，他都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从工作习惯、工作态度到治学精神，他就像一个标杆，年轻人从他的身上领悟到做一名合格的科研人员应有的品质。
工作再忙，文件再多，他都从不拖延、不积压，经常晚上加班加点批阅文件。特别对我们上交的科研计划、科技报告等文件中出现的问题，经常和我们及有关人员商讨，及时解决。
他对交给他的每一份科研报告、方案、计划都会逐字逐句地研读，认真细致地推敲物理概念、数据分析、结论和存在的问题。甚至报告中的错别字、标点符号、不规范的简化字，他都要一一指出。当发现有人常把爆轰波的“爆”字写成“卜”时，他就很认真地给人家指出来：“没有这样的简化字”。许多科研人员收到被经院士批注、修改过的方案或报告时，都不禁从内心深处发出敬佩和赞叹。
除了科研人员，单位里还有中专生和技术工人从事科研辅助工作，对于这部分人员，经福谦不管多忙，都会抽出时间给他们上课辅导，讲解关于爆轰实验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他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大家打气。
我中学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校址迁了好几次；大学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上的，当时教也无心教，学也无心学，所以我的基础并不好。我也不比别人聪明，不过是我把别人闲聊、扯皮的时间用来学习罢了！只要能苦学、苦思、苦练，久而久之总会有成就的。例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一有空就谈吃、谈喝，美其名曰“精神会餐”。而我用这些时间来看书，补基础、想问题，既分散了对食物的欲望，又增长了知识。有些人老是强调客观，业务不对口、基础差、工作忙等。我认为这不是根本！最根本的是没有勇气过“苦”这道关。为什么总是说苦学、苦思、苦练，因为学习、想问题、练功夫都是苦的。对一个问题三番五次搞不通，那个乏味、那个苦呀！但是你再坚持一下，弄通了问题，心里那个甜就不用提了，那是任何美味都比不上的，正所谓苦尽甘来呀！问题是要自己找苦吃，还要坚持到底，那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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