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一个武装集团，或一个政权，乃至一家企业，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如果把《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比拟成一个小国，在梁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宋江成为领导人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当时的情势，以及梁山团队自身的局限，决定着梁山国很难超越第二个阶段，突破瓶颈，“梁山国”只有被招安一条路。
宋江，《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曾任郓城县押司，在体制内浸染多年，他的“及时雨”之诨名，亦是靠他利用官家的权力送人情以及会使银子得来的
中国数千年来，一次次江山鼎革，朝代更替。最终在群雄逐鹿中胜出的，一定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做对了的，这种正确的行为，质言之就是迎合了时势，所谓“时势造英雄”也。罗隐在叹息诸葛亮北伐失败的诗《筹笔驿》中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任何一个“创业者”，顺时势之潮流则成，逆时势之潮流必败。而在创业的不同时期，则需要创业者有不同谋略、管理模式和行动方案。一个创业者能根据时势升级，则不会被淘汰；如果还囿于昨日的经验，很可能昨日之妙药成今日之砒霜。事后人们评论在混沌中一步步走向成功并获得政权的人，古代曰他得了“天命”，置换成现代语言这是“历史的选择”。
以梁山和秦末汉初群雄并起来比较，可能看得更清楚。
在旧的格局没有完全被打破，也就是说某个新兴产业创业潮最开始的阶段，需要创业者的胆量，再加上在旧秩序中的地位。秦末因暴政而民不聊生，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谁能不怕死，勇敢地站出来振臂一呼，他就是英雄，一定是应者云集。在秦末这个角色是陈胜和吴广。历史把他偶然推到了前台。如《史记·陈涉世家》所载：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陈胜、吴广因大雨困在大泽乡，如果没有“失期，法皆斩”残酷刑罚，他们未必愿意揭竿而起，拼死一搏。这种首义者往往是逼出来的，因一个偶然事件引发。陈胜、吴广也并非全无计谋之人，他们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戍卒的头，在旧秩序中地位低微，无以号令天下，于是借用旧秩序中两个大人物的名号：一是帝国层面的，即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二是地方层面的，大泽乡在今安徽宿州，秦灭六国之前是楚地，所以借楚国大将项燕之名。
在梁山泊中，王伦和陈胜的角色庶几相近。小旋风柴进建议走投无路的林冲上梁山落草时，如此说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啰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
这落第秀才王伦是犯事了，不得不上山为寇。但他嫉贤妒能，没有将梁山事业做大做强的志向，仅仅想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先刁难前来投奔的林冲，打小算盘：“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着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后又拒绝晁盖一伙，他被火拼——即被残酷的历史潮流淘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陈胜也差不多是这个下场。当年他耕田时对同伴说过“苟富贵勿相忘”的话，可当他富贵后，这些当年的伙伴来找他，结果是什么呢？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
这比王伦还过分，王伦至少不敢把前来投奔的林冲杀掉。陈胜后来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杀掉，脑袋成了降秦的礼物，一点也不奇怪。因此太史公如此评价他：“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赏罚全由个人好恶，没有建立一种相对公平的激励机制，当反秦大业风起云涌之时，各路英雄纷纷入场，陈胜的败亡是必然的。
《水浒传》第十九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林冲杀了王伦后，向众人推荐有着相当人格魅力和江湖威望的晁盖做头领，将其扶至正中第一位交椅上
如果说王伦可比之陈胜，那么晁盖就是项羽。晁盖在旧秩序中的地位比王伦高，有着相当的人格魅力和江湖威望。《水浒传》说他：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
所以在智取生辰纲的小团体中，他是当之无愧的首领，吴用、公孙胜这种自己不可能出头只能依人成事的“军师”，愿意辅佐他。而且他抢得了梁中书送蔡太师的金银珠宝，解决了上梁山初期的经费问题，他代替王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晁天王和力能扛鼎的楚霸王项羽一样，有英雄的豪气，却长期搞粗放型经营，走到哪算哪，对人才培养、军事路线、后勤保障以及内部管理，一直没有上轨道。如果不是宋江的及时入伙，通过合纵连横，扩大梁山的规模，并让梁山诸种制度上轨道，晁天王领导的梁山不过比王伦的梁山规模稍微大一些而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宋江毕竟在体制内浸染多年，虽然只是郓城县押司，但由于朝廷命官是流官，大多数是外地人，能干的胥吏是本地人，熟悉当地社会情况，能够形成一股外来流官也无可奈何的势力。宋江就是这样一位“地方势力”的代表，虽身份为小吏，能量不小。他心细，有权谋，善文墨，懂相关的法律政策，交际广。金圣叹说宋江的长处只是会“使钱”，无论庙堂或江湖，会“使钱”那可是最大的长处，江湖英雄落魄，几两银子的雪中送炭就能让人感恩戴德，他几两银子买定了李逵，即是得意之笔。他的“及时雨”之诨名，亦是靠他利用官家的权力送人情以及会使银子得来的。无疑，他在整合资源方面，比晁盖更具优势。
宋江驾驭群雄、审时度势，远非晁盖可比。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在法场上被众兄弟劫了，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上梁山，他无非是林冲那样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一路收罗的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他这话首先表明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
在一个武装集团创业的时期，绩效决定着民意。谁能带领大家打胜仗，得好处，广大将士就拥护他，这就是民意。如果做不到这点，哪怕口含天宪，由更高的权威为之背书，一线将士也不认账，也就没有民意。
《水浒传》第五十九回“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取代晁盖只是时间问题，晁盖如果不中箭而亡，也难保没有火拼一幕，如在梁山内部来一次“刘邦项羽争天下”
当晁盖没死之前，事实上已经退到第二线，成为“董事长”，宋江则成了带领众弟兄开疆拓土的“总经理”，每次下山筹集粮草，宋江亲率人马下山，让晁盖留在山上守寨。而且他利用“一线总指挥”的身份，不断从官府挖人，他的同盟者越来越多，梁山的后勤保障、经营模式、人员使用都在他掌控之下。他取代晁盖只是时间问题，晁盖如果不中箭而亡，也难保没有火拼一幕，如在梁山内部来一次“刘邦项羽争天下”。
刘邦的出身和宋江差不多，当过亭长，也算秦王朝基层小吏。刘邦的计谋和格局也和宋江相近。但刘邦比宋江更具当大哥的胆气，他身上兼具陈胜之不怕死的劲头和宋江的精细与多谋。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时，刘邦率先在沛县造反，《史记·高祖本纪》载：
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
刘邦这是担着被灭族的风险进行“创业”，他当带头大哥是理所当然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和宋江一样，善于“将将”，如他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在建立大汉王朝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发挥各种人才的特长，另一方面则是纠错能力极强，当顺风顺水时，极力扩大战果；一旦时运不济，能够及时止损，改变方略。秦朝那只鹿，最后让不事产业的刘季捉刀，岂是偶然？
可宋江面临的情势与刘邦在秦末的情势不一样。秦朝搞得天怒人怨，短命而亡是必然的，天下英雄所比拼的是谁能接盘。但《水浒传》所描写的北宋末年，王朝主要压力是辽、金等外部势力，虽然“花石纲”等苛政害人匪浅，总体说来官府与百姓的矛盾在整个帝制时代，算是比较缓和的。宋代大规模的起义并不多，宋朝的军队对外战争不行，而平定王朝内部的造反，却效率不低，效果很好。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期的广西南部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造反，以及南宋洞庭湖流域的杨幺起义，都只波及一隅，没能产生大范围的影响，而且很快被官军扑灭。康王南渡后，还能在杭州建都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秦末、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历史上的宋江等人的起义就是小规模的。南宋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说：
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书侍郎侯蒙传》有疏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
宋江的活动区域是宋、辽以及宋与西夏对峙的前线，官军主要的精力用在防范北部的劲敌。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说明是一支流动的武装集团，可能连《水浒传》中梁山水泊那样的根据地也没有。这种漂移不定的小团伙武装，剿灭起来不容易，但也掀不起大浪。《水浒传》中描写的也是这样。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断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取而代之？如李逵所说那样“打进东京城，夺下皇帝的鸟位”。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树的忠义大旗，只是一个logo，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宋江在“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后，又打了几场胜仗，才开始重点推进“招安”大策，图为招安后的宋江
宋江在“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后，又打了几场胜仗，才开始重点推进“招安”大策，先施美男计，派“第一间谍”燕青去亲近李师师，然后宋江在元宵节时亲自上东京拜见李师师，寻找受招安的门路，无非是想短时间把本公司的业绩做大，在被原来的竞争对手收购时，提高议价能力。
在《水浒传》里诸多人物中，虽然吴用最有智谋，林冲武艺高强，柴进出身高贵，晁盖的“革命资格”老，但论整合资源能力，没谁超过宋江，宋江做梁山的老大，也是“历史的选择”，就如刘邦可以统帅萧何、张良、韩信诸人一样。但赵宋没有像秦朝那样“失其鹿”，梁山无法继续做大，直至吞并赵宋，垄断市场。梁山很快遇到了创业的天花板，继续撑下去，很快就会走下坡路了，会被赵宋灭掉。那么，不如在小公司估值最高的时候，让大公司收购。揆理度势，宋江不能不那么做。
不是宋江不想做刘邦，是时与势决定他做不了刘邦。可见，创业看准风口是多么的重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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