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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项羽 也做不成刘邦
宋江:梁山创业的天花板

文|十年砍柴
 
 

  无论是一个武装集团,或一个政权,乃至一家企业,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如果把《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比拟成一个小国,在梁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宋江成为领导人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当时的情势,以及梁山团队自身的局限,决定着梁山国很难超越第二个阶段,突破瓶颈,“梁山国”只有被招安一条路。

  宋江,《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曾任郓城县押司,在体制内浸染多年,他的“及时雨”之诨名,亦是靠他利用官家的权力送人情以及会使银子得来的

  

王伦和陈胜的角色庶几相近

  中国数千年来,一次次江山鼎革,朝代更替。最终在群雄逐鹿中胜出的,一定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做对了的,这种正确的行为,质言之就是迎合了时势,所谓“时势造英雄”也。罗隐在叹息诸葛亮北伐失败的诗《筹笔驿》中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任何一个“创业者”,顺时势之潮流则成,逆时势之潮流必败。而在创业的不同时期,则需要创业者有不同谋略、管理模式和行动方案。一个创业者能根据时势升级,则不会被淘汰;如果还囿于昨日的经验,很可能昨日之妙药成今日之砒霜。事后人们评论在混沌中一步步走向成功并获得政权的人,古代曰他得了“天命”,置换成现代语言这是“历史的选择”。

  以梁山和秦末汉初群雄并起来比较,可能看得更清楚。

  在旧的格局没有完全被打破,也就是说某个新兴产业创业潮最开始的阶段,需要创业者的胆量,再加上在旧秩序中的地位。秦末因暴政而民不聊生,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谁能不怕死,勇敢地站出来振臂一呼,他就是英雄,一定是应者云集。在秦末这个角色是陈胜和吴广。历史把他偶然推到了前台。如《史记·陈涉世家》所载: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陈胜、吴广因大雨困在大泽乡,如果没有“失期,法皆斩”残酷刑罚,他们未必愿意揭竿而起,拼死一搏。这种首义者往往是逼出来的,因一个偶然事件引发。陈胜、吴广也并非全无计谋之人,他们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戍卒的头,在旧秩序中地位低微,无以号令天下,于是借用旧秩序中两个大人物的名号:一是帝国层面的,即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二是地方层面的,大泽乡在今安徽宿州,秦灭六国之前是楚地,所以借楚国大将项燕之名。

  在梁山泊中,王伦和陈胜的角色庶几相近。小旋风柴进建议走投无路的林冲上梁山落草时,如此说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啰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

  这落第秀才王伦是犯事了,不得不上山为寇。但他嫉贤妒能,没有将梁山事业做大做强的志向,仅仅想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先刁难前来投奔的林冲,打小算盘:“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着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后又拒绝晁盖一伙,他被火拼——即被残酷的历史潮流淘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陈胜也差不多是这个下场。当年他耕田时对同伴说过“苟富贵勿相忘”的话,可当他富贵后,这些当年的伙伴来找他,结果是什么呢?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

  这比王伦还过分,王伦至少不敢把前来投奔的林冲杀掉。陈胜后来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杀掉,脑袋成了降秦的礼物,一点也不奇怪。因此太史公如此评价他:“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赏罚全由个人好恶,没有建立一种相对公平的激励机制,当反秦大业风起云涌之时,各路英雄纷纷入场,陈胜的败亡是必然的。

  《水浒传》第十九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林冲杀了王伦后,向众人推荐有着相当人格魅力和江湖威望的晁盖做头领,将其扶至正中第一位交椅上

  

宋江上梁山的时机恰到火候

  如果说王伦可比之陈胜,那么晁盖就是项羽。晁盖在旧秩序中的地位比王伦高,有着相当的人格魅力和江湖威望。《水浒传》说他: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

  所以在智取生辰纲的小团体中,他是当之无愧的首领,吴用、公孙胜这种自己不可能出头只能依人成事的“军师”,愿意辅佐他。而且他抢得了梁中书送蔡太师的金银珠宝,解决了上梁山初期的经费问题,他代替王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晁天王和力能扛鼎的楚霸王项羽一样,有英雄的豪气,却长期搞粗放型经营,走到哪算哪,对人才培养、军事路线、后勤保障以及内部管理,一直没有上轨道。如果不是宋江的及时入伙,通过合纵连横,扩大梁山的规模,并让梁山诸种制度上轨道,晁天王领导的梁山不过比王伦的梁山规模稍微大一些而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宋江毕竟在体制内浸染多年,虽然只是郓城县押司,但由于朝廷命官是流官,大多数是外地人,能干的胥吏是本地人,熟悉当地社会情况,能够形成一股外来流官也无可奈何的势力。宋江就是这样一位“地方势力”的代表,虽身份为小吏,能量不小。他心细,有权谋,善文墨,懂相关的法律政策,交际广。金圣叹说宋江的长处只是会“使钱”,无论庙堂或江湖,会“使钱”那可是最大的长处,江湖英雄落魄,几两银子的雪中送炭就能让人感恩戴德,他几两银子买定了李逵,即是得意之笔。他的“及时雨”之诨名,亦是靠他利用官家的权力送人情以及会使银子得来的。无疑,他在整合资源方面,比晁盖更具优势。

  宋江驾驭群雄、审时度势,远非晁盖可比。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在法场上被众兄弟劫了,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上梁山,他无非是林冲那样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一路收罗的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他这话首先表明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

  在一个武装集团创业的时期,绩效决定着民意。谁能带领大家打胜仗,得好处,广大将士就拥护他,这就是民意。如果做不到这点,哪怕口含天宪,由更高的权威为之背书,一线将士也不认账,也就没有民意。

  《水浒传》第五十九回“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取代晁盖只是时间问题,晁盖如果不中箭而亡,也难保没有火拼一幕,如在梁山内部来一次“刘邦项羽争天下”

  

估值最高的时候让大公司收购

  当晁盖没死之前,事实上已经退到第二线,成为“董事长”,宋江则成了带领众弟兄开疆拓土的“总经理”,每次下山筹集粮草,宋江亲率人马下山,让晁盖留在山上守寨。而且他利用“一线总指挥”的身份,不断从官府挖人,他的同盟者越来越多,梁山的后勤保障、经营模式、人员使用都在他掌控之下。他取代晁盖只是时间问题,晁盖如果不中箭而亡,也难保没有火拼一幕,如在梁山内部来一次“刘邦项羽争天下”。

  刘邦的出身和宋江差不多,当过亭长,也算秦王朝基层小吏。刘邦的计谋和格局也和宋江相近。但刘邦比宋江更具当大哥的胆气,他身上兼具陈胜之不怕死的劲头和宋江的精细与多谋。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时,刘邦率先在沛县造反,《史记·高祖本纪》载:

  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

  刘邦这是担着被灭族的风险进行“创业”,他当带头大哥是理所当然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和宋江一样,善于“将将”,如他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在建立大汉王朝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发挥各种人才的特长,另一方面则是纠错能力极强,当顺风顺水时,极力扩大战果;一旦时运不济,能够及时止损,改变方略。秦朝那只鹿,最后让不事产业的刘季捉刀,岂是偶然?

  可宋江面临的情势与刘邦在秦末的情势不一样。秦朝搞得天怒人怨,短命而亡是必然的,天下英雄所比拼的是谁能接盘。但《水浒传》所描写的北宋末年,王朝主要压力是辽、金等外部势力,虽然“花石纲”等苛政害人匪浅,总体说来官府与百姓的矛盾在整个帝制时代,算是比较缓和的。宋代大规模的起义并不多,宋朝的军队对外战争不行,而平定王朝内部的造反,却效率不低,效果很好。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期的广西南部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造反,以及南宋洞庭湖流域的杨幺起义,都只波及一隅,没能产生大范围的影响,而且很快被官军扑灭。康王南渡后,还能在杭州建都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秦末、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历史上的宋江等人的起义就是小规模的。南宋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说:

  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书侍郎侯蒙传》有疏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

  宋江的活动区域是宋、辽以及宋与西夏对峙的前线,官军主要的精力用在防范北部的劲敌。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说明是一支流动的武装集团,可能连《水浒传》中梁山水泊那样的根据地也没有。这种漂移不定的小团伙武装,剿灭起来不容易,但也掀不起大浪。《水浒传》中描写的也是这样。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断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取而代之?如李逵所说那样“打进东京城,夺下皇帝的鸟位”。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树的忠义大旗,只是一个logo,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宋江在“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后,又打了几场胜仗,才开始重点推进“招安”大策,图为招安后的宋江

  宋江在“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后,又打了几场胜仗,才开始重点推进“招安”大策,先施美男计,派“第一间谍”燕青去亲近李师师,然后宋江在元宵节时亲自上东京拜见李师师,寻找受招安的门路,无非是想短时间把本公司的业绩做大,在被原来的竞争对手收购时,提高议价能力。

  在《水浒传》里诸多人物中,虽然吴用最有智谋,林冲武艺高强,柴进出身高贵,晁盖的“革命资格”老,但论整合资源能力,没谁超过宋江,宋江做梁山的老大,也是“历史的选择”,就如刘邦可以统帅萧何、张良、韩信诸人一样。但赵宋没有像秦朝那样“失其鹿”,梁山无法继续做大,直至吞并赵宋,垄断市场。梁山很快遇到了创业的天花板,继续撑下去,很快就会走下坡路了,会被赵宋灭掉。那么,不如在小公司估值最高的时候,让大公司收购。揆理度势,宋江不能不那么做。

  不是宋江不想做刘邦,是时与势决定他做不了刘邦。可见,创业看准风口是多么的重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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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宜境木森  > 《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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