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哥哥今年回得晚，过了小年，他才动身回家。“腊七腊八，冻死寒鸦”，他在北京裹上羽绒服直哆嗦，回到湛江，又热得流汗，赶紧把外套脱了。街头路边，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烟花的、卖历书的都忙碌起来，空荡荡的路边支起很多摊子。
夏秋在外省打拼的青年，如今已纷纷回家，海滨小城，这时热闹起来。阿爸阿妈也买了许多年画、对联、橘子、喜糖，到年三十，他们要回农村搞卫生、贴对联，串一串老家人的门。这时候，老家人会在院子里砍柴、抽井水，穿拖鞋的汉子们在荒地上打鸡煲。火在土里滚，香气入鼻中，到了晚上，星汉灿烂，田户归家，新鲜出土的打鸡煲就呈上来了。
阿爸阿妈今年少去亲戚家，因为去了要破费。我不解地问，去了不是有红包吗，不去就没钱拿了。去年春节，我拿了两千多块的红包。阿爸苦笑，他说，如果不是有我和哥哥还可以领红包，走亲戚可就亏大了。
说到这件事，阿爸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对哥哥说，你去亲戚家，千万别说你有工作，也别说你发文章得了奖，你说了，人家就不舍得把红包给你了。哥哥在用笔记本电脑敲字，他点点头。阿爸又说，你跟妈也说一声吧，免得她说来说去。哥哥说，你说行了。阿爸有些不情愿，你说。哥哥不愿意。还是阿爸说。
哥哥失业了，全家人只有我知道。哥哥在踢球后喝酒时告诉我的，那天晚上我就吃烧烤，看他一杯一杯苦酒下肚，他喜欢的姐姐就在我旁边，这些话其实是他倾诉给姐姐的，我只是碰巧在场。
哥哥是在年底失业的，实习结束，出版社因为学历问题没要他，他就失业了。夏天回家的时候，他对阿爸阿妈说自己能转正，阿爸阿妈听到后很欣慰，要他好好报答领导，做出好的表现。现在，实习结束，他不能说自己还在实习了，天底下哪有超过一年的实习。他更不能说自己失业，失业，爸妈会愁眉苦脸，当初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失业了？阿爸阿妈想要儿子有份安稳工作，失业在他们眼里是失败，即便是“失业”的自由撰稿人，也是失败。所以，哥哥虽然靠写稿挣钱，却不能对爸妈说自己是自由撰稿人，更不能提失业。他要让爸妈觉得自己一直有工作。
阿爸阿妈去湛江西站接哥哥的那天，不停说起工作的事。阿爸问哥哥，下学期转正了吗。哥哥说，转正了，不过等毕业后再签合同，拿正式工资。阿爸不解。哥哥说，出版社不能签没毕业的学生，要等毕业证书。
阿妈问，那你下学期还要领2000块的实习补助？怎么够租房？哥哥让她放心，说自己还有写作收入。
哥哥说，他可能不会在那工作太久，想考研。阿爸说，先好好工作，别想那么多。阿妈诧异地问，你刚确定转正，怎么就想辞职了？哥哥试探性地说，出版社基层工资太低。单纯写作的收入都比在出版社高。阿爸阿妈同时摇头，阿爸说，不管怎样都要有工作。哥哥问他们，写作不是工作吗？阿爸说不是。
或许是因为我是小孩，除了少儿不宜的东西，无论是阿爸阿妈还是哥哥姐姐，讲话从不避讳我在场。其实，阿爸并不太相信哥哥的话，他回家后还问我，觉不觉得哥哥转正了。大人们总以为小孩不会撒谎，说的话就是实话，但我偏要说谎话，我说哥哥不是说他转正了吗，那就转了呗。阿爸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答，又问阿妈，阿妈不晓得，她没在大城市工作，不知道那里的情况。
过完年三十，我和哥哥、姐姐陪爸妈走亲戚。我坐在哥哥车的后座位，走完第一家后，看他和姐姐聊天。
“二十张。”姐姐点完了钞票。
哥哥：“这家人还挺阔绰。”
姐姐：“你是没赶上王叔来，你上一年赌气不回来，剩我一个人和爸妈，王叔一出手就是四千块钱。他还念叨着想见你呢。”
哥哥：“一个人就四十张，他家得多有钱？”
姐姐：“他是做房地产的，大儿子现在在花旗银行，二儿子在美国念书，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在老家，有很多人看起来不显山不漏水，三五年的功夫，就靠着房子或养殖发家致富，他们一年的积蓄，就比哥哥这样的写作者干好几年要多。
哥哥对走亲戚倦怠极了，才去了一家，他就打起哈欠。
哥哥问：“还要去几家？”
姐姐说：“三四家，再忍忍。”
哥哥望着车玻璃外横穿马路的孩子，叹了一口气，然后将手头的书本放下，合上眼睛。车轰轰地响了起来，不久后我们来到舅舅家。
舅舅问哥哥：“志明，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自由撰稿人。”哥哥本想这么说，没待说出口，姐姐就先他一步说：“他现在是青年作家，刚出版了一本杂文集，平时给中青报、亚洲周刊、文汇报等刊物供稿，也是位记者。”她一边说，一边给舅舅倒茶。
“都是很有名的报刊杂志啊，有出息！”舅舅满意地点头。
哥哥面有愧色说：“舅舅过奖了。”
又是姐姐接话：“他这人谦虚惯了，不过他有今天，既有他自己的努力，也多亏舅舅的帮助。”说罢，姐姐从袋中掏出两封圆鼓鼓的红包，塞到舅舅手上，舅舅推说不用，姐姐款声相奉，两人来回了约莫三个回合，舅舅也就收下了。
礼尚往来，舅舅也顺势递给了姐姐和哥哥各一封圆鼓鼓的红包，当然最大的还是给我。哥哥光顾着吃他的龙眼，被舅舅一招呼，下意识露出难为情的脸色，但他一想，反正也是想收的，无谓做推脱，就收下了红包。
“你给他们的红包都塞了多少钱？”在车上，哥哥再度睁开眼，随口问姐姐道。
“一封五百，总不能显得我们家太小气。”姐姐转过头笑着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你要来吗？你不来他们就给少一封红包，我们还要照数给，舅舅家阔绰倒还好说，有些亲戚家里一群人，你哥和你爸妈就三个，多点对三点，一进一出，大亏的还是我们。”
“你可以少去几家嘛。”哥哥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姐姐很在乎地说：“这可不行，一年还是要去一次的，要不就生疏了。更何况很多时候亲戚是最可以依仗的，你不去，人家彻底忘了你，你再托人家帮忙，就不合适。”
哥哥说：“巧了，你爸刚刚在路上也这么对我说。”
姐姐说：“这是道理。”
哥哥面色疲倦，他下午不想继续应酬。
姐姐说：“这样不合适。”
哥哥不解，都是些一年只见一面的人，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有什么区别？
姐姐说：“你上次参加小说比赛，为了把你的票拉上去，阿爸阿妈找了很多个亲戚帮忙，我们至少得谢一下人家。”
“别提那次比赛！”哥哥想到就窝火，“早知道他们都在刷票，我就不欠这份人情了。”
姐姐安慰道：“别介意了，我也觉得他们写的不如你，但没办法，大不了以后不参加了。但是，既然人情已经欠了，该还我们还是要还的，要不怎么心安理得？你就将就下吧，改天带你去一家新开的甜品店。”
2.
哥哥虽不喜应酬，却也不想让姐姐太为难。下午，我们去到一个不认识的亲戚家，亲戚劈头盖脸问：“志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哥哥假惺惺应道：“记得，这么多年了，您还是没变！”
亲戚高兴地给他塞了一个红包，他收下后轻声问母亲：“这个人是谁？”
母亲说：“她是你秀芬小姨！”
秀芬小姨体态丰满，像个葫芦，烫着一头金色大波浪，平素浓妆艳抹大红唇，四十岁的人三十岁风味，本地人称她霞山小梦露。在秀芬小姨眼里，哥哥就是个“小鲜肉”，她见到哥哥，就有无穷的话要说，一出口就像机关枪扫射停不下来，哥哥勉力回复，口干舌燥，秀芬小姨看不出他的倦怠，反觉得他可爱，心花怒放，又赏了他一个红包。
她也是个爱文学的人，只是欠缺发表的机会，她拉着哥哥说：“志明，你之前发在那个叫什么《野草》的杂志的小说我看了，写得很好！”
哥哥难为情地谢谢，他父母满意地点头附和，秀芬小姨拿出一本诗集，继续问：“志明，你写诗吗？”
哥哥说：“写过一些。”
“那就好！”秀芬小姨喜出望外，“你帮我看看我写的诗吧，我都打印在里面了！”说罢，她把自己的诗集递给哥哥，诗集的封面是典型的九十年代小镇画报风，哥哥打开第一页作者简介道：“秀芬，青年女诗人，用感性的文字，写出丰饶的意境，现为湛江作协诗人，开发区文联主席。”哥哥又打开一页纸，看到一首叫《霞山》的诗开头道：“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霞山爱得深沉！”
秀芬阿姨满怀期待地问：“志明，你觉得写得可以吗？”
恰在同时，姐姐对他使眼色，哥哥竭力保持微笑说：“很有风格！”
秀芬阿姨笑了：“我也就随便写写，小爱好而已。”
姐姐在一旁说：“您写得真好。”
爸爸妈妈点头附和，秀芬阿姨爱好写诗，被这么一通夸赞，自是心花荡漾。她操着一口湛江味儿的普通话说：“志明，改天来我们诗会逛逛，我认识很多诗人，还有些作家。”
说话间，伯伯和秀芬阿姨家的大儿子智强也出来会客厅了，伯伯一头银发，气色很好，他穿一件深色马甲，棉长裤，走路像个官员，智强在他身后，穿一双商务进口牛津鞋。哥哥平常不穿牛津鞋，他一般穿运动鞋，是姐姐建议他换的，他今天一身的着装——一件灰色圆领长袖针织衫、一条黑色棉麻商务长裤，还有那双棕黄色牛津鞋，都是姐姐挑的。
伯伯和颜悦色地和哥哥握手，脱口就是一句：“志明，你又长高了！”姐姐把早准备好的红包递给伯伯，伯伯不收，劝了三次，伯伯收了，他继续问：“怎么样，现在在北京好吗？”
“好，挺好的。”而后又是套路般的回答。
伯伯是个好说教的人，他一边抽着水烟，一边教育哥哥：“你们笔杆子，本质上也是打一份工，给别人打工，就要好好想想领导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哥哥面露尴尬之色，姐姐堆着笑意说：“谢谢叔叔的关心，志明他有分寸的，会去学习这些经验。”
伯伯继续侃侃而谈：“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写写宣传文章、帮别人撰稿，领导就爱看他写的，他很聪明，明白怎么符合领导的口味。人家现在已经是某刊物的主编啦。志明，你也要这么做！”
那一刻，哥哥想起了几年以前，当他初入大学时，父亲对他说的话：“大学四年，一定要考教师资格证，能考研就考研，然后争取当公务员或老师。”
“放心，我不会的。”哥哥心里暗暗想，但它只是回应“好、好，我争取，我努力”。他的语气透着股敷衍劲儿，这股敷衍会让别人觉得他傲慢，当他走进社会，要参加更多应酬，他有时仍不能很自然地藏住那种敷衍，这让他在事业里处处碰壁。姐姐喜欢看他写的东西，但常常要为他的言谈举止捏把汗。
有时哥哥面露不悦了，姐姐就会安慰他，同时尽量说些走亲戚的必要性之类的话，哥哥这时就会觉得姐姐像我母亲，因为我俩小时候都听惯了这番道理。
哥哥说：“我爸妈也觉得理所当然啊，不过我爸这人，不去他觉得不好，去了，他又嫌奔波来奔波去，别人忘了给红包，他就暗道别人不懂规矩。总之这事，我随意，就是累罢了。”
“累的事情多了，也不缺这一件。”姐姐说，“你回家也没什么事，权当做出去散散心。”
“散着散着心都堵了。”
告别伯伯，哥哥还要随爸妈启程前往下一家。他还没吃饭，但爸爸已经开车去了，他总不能一直停在路边打个盹再走。不过，哥哥这一天也不是全无收获的，至少他听到了不少可供自己创作的素材，而从姐姐整理的那一封封红包中，他也发自内心地惊叹于那些亲戚们的收入。在他的故乡里，他们才是真正富贵的人，而哥哥自觉自己的收入反倒相形见绌了。
但也并不是哪一位亲戚都出手大方，当一个小时后哥哥随爸妈从鲁叔叔的住宅走出时，他们一个红包都没有收到。
妈妈说，鲁叔叔不好这规矩，他特立独行惯了，但他对我们家有恩，所以每年还是要看他。
和哥哥不同，爸爸妈妈走亲戚很积极。春节那阵子，他们频繁走亲戚，穿行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哥哥看他们这样太累了，就劝他们放假了就多点休息，不是每一个亲戚都要走。但他们坚持要探一探那些亲戚，哪怕为此要走很长一段路，赔上许多红包。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来呢？”他们说：“要来的，这是过年应该的。赔钱也要来。”
我和哥哥对宗族网络依赖不深，所以对他们的执着不甚理解，我以为他们只是恪守宗族习惯，所以每年都坚持走多家亲戚，但许多年后当我上到大学，我知道了更具体的原因。
原来，那些我不熟悉的亲戚，他们曾经在母亲很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在我两岁那年，父亲患结肠癌住院。我们家当时已经没多少积蓄了，母亲不得不四处借钱，为此背负了十几万债务。整个治疗过程超过一年，化疗六次。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母亲没有把父亲的病情告诉我和哥哥，是亲戚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助母亲渡过难关。
3.
眼看就到今天的最后一家，也是最远的一家。
这家亲戚住在城区边简陋的房屋里，周边俨然乡村之景。房屋前有一条窄窄的公路，两边不是密林溪流就是灰墙红砖，在那里，一栋摩天大楼都罕见。
亲戚说雷语，父亲母亲会说，但哥哥已经生疏了，他到了后就是楞楞地跟着父亲，亲戚用勉强的普通话问他为何不会雷语，他只能用微笑掩饰尴尬。这时候母亲会替他回答，说他在北方住久了，一时间转换不过来。
亲戚住的楼旁有一间疏于修缮的庙，门关着，门前的石狮子旁是破裂的砖瓦和丢满杂物的一口缸，我们走向拐角处，才知道庙的深处还有一栋楼，放眼望去，一间屋子里都是人——大厅，和里侧三间小卧室、一间厨房，缓缓走动的老人、追逐打闹的孩童，还有妇女青壮，少说也有五十人，加上后来陆续到达的亲戚，吃饭时摆了七桌，每桌十二人。
据母亲说，他们是一家人，平时有的住在这栋五层楼里，有的住在附近的楼，想聚在一起吃饭很方便，晚上，他们还要一起吃。在我眼前的一位姑娘，看面相不过二十余岁，原来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坐在一张凉席上时，她的孩子们就围在她身旁。
他们待人很热情，哥哥来到时，不少人开心地去问候他、关心他，鼓励他继续努力，顺手塞一个红包。吃饭的时候，一位亲戚还热情地给他夹菜，让他多吃点。
这样热闹的气氛会持续到吃饭。餐桌上有东风螺、米粉、鸡肉、青菜、青瓜、鸡汤和米饭，还有各色海鲜。此时，外面已经下起微微细雨。凉风拂面，空气中有烟花爆竹燃放后的味道。土地是湿润的。
孩童们继续嬉笑，哥哥在屋檐下听雨声，直到母亲吃完饭、拉完家常，父亲忍不住拿出一根烟，烟雾升腾。父亲母亲要一直待到深夜，他们让哥哥和姐姐先回去，我也跟着哥哥走。
我们回程的时候已是夜晚。车开到半道上，天下起小雨，经过几个红绿灯后，雨越下越大，把急于归家的乘客堵在路上，拥堵的程度，足够让司机小憩十分钟。雨刷左右摇摆，红色绿色朦胧的光映在玻璃上，道路两边的田垄，有村野少年已放起烟花，烟花在雨幕的冲洗下，呈现出异样的光彩。哥哥坐在副驾驶座上，凝视烟花良久，烟花黯淡时，车里在放张悬的《危险的，是》，哥哥问姐姐：“那件事，真的不跟爸妈说吗？”姐姐问：“什么事。”哥哥说：“裁员的事。”姐姐的手抚摸着玻璃窗，她说：“他们正高兴着，别说了吧。”哥哥问：“要瞒多久？”姐姐说：“就让他们一直知道你有工作，在外地过得很好。你呢，先安心写作，投简历，找到新工作了，再跟他们说你换了单位。”哥哥没有应答，呈现出默许的态度，前方的车流终于挪动了一点，几分钟后，又是一个红绿灯，车内的音乐，已经切换到张悬的《喜欢》，这是他和她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听的歌，他闭上眼，侧身对窗，不让姐姐看到他的表情。
西天的雨继续落下，窗外的烟花持续上升，车内，祝福的声音响起了。
文字 | 宗城
图片 | 《你好，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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