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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为什么成为了细思恐极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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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三月初二,早春的北京有些寒意。

按常理来说,街面上应该相当冷清,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京城百官突然接到消息,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所谓无午朝呢,早先不过是简单的御前会议,只有张居正等少数高官才能参加,而且荒废也有多年了。
 

眼见着日上三竿,却接到这样的旨意,大家都有点猝不及防。来不及整理袍服的官员们,一路奔向皇城,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到了皇城外,守卫的禁军却完全没有听说这回事。城内的端门、午门气氛也十分平静,丝毫没有朝会迹象。官员们面面相觑,这么大的阵仗,难道只是一场无头无尾的闹剧?
 
了解一点明史的人多半知道万历皇帝是天启、崇祯这对难兄难弟的爷爷,他坐享太平四十余年,在位时间,明朝第一。

不过呢,万历皇帝也是另一项记录的保持者,他二十多年没有朝见群臣,死后为自己儿孙留下了天下第一的烂摊子,最终搞得天崩地裂。

 

四百多年后,当我们打开《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开篇就是这次午朝大典乌龙事件。作者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一年,大明王朝有点不灵了。万历十五年就是大明宝船触礁前的最后记录。
 
作者黄仁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先从事明代财政制度的研究,参与过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编纂。数十年的海外经历又使他跳出功过是非的道德观念,换个角度看大明王朝的历史。

为此呢,黄仁宇挑选了六个关键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还有思想家李贽,分析他们的言行、心理和人格,做成了传记,在传记里交代了这些人悲剧收场的命运。
 
说了这么久啊,也许大家很困惑,为什么偏偏是万历十五年呢

 
由黄仁宇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年是公元一五八七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出征在即,而这一年的大明在史学家看来平淡无奇。不过黄仁宇并不同意,他觉得那些被忽略的小事,表面上看似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关联着明朝未来命运机缘。
 
那么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小事?黄仁宇所说的症结是什么呢?这些又如何预演着明朝未来的命运?下面咱们就通过一组人物的分析,来看看万历十五年前后大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一组人物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万历皇帝与大臣申时行。

 

开国皇帝朱元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明太祖朱元璋的万历十五年,这个说法看起来非常古怪。明朝一三六八年建立,到万历十五年的一五八七年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这本书里也很少提及。但为什么他会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在黄仁宇看来,明代制度有着许多弊病,而这些弊病基本上又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搞出来的。

所以明代制度有这位专制帝王的影子,而明代政府的稳定,与朱元璋本人的性格和经历有着很大的关联。
 
朱元璋年轻时出身低微,所以对社会的中上阶层有着天然的不信任。为此,他举全国之力修建南京的城池,消耗社会上层阶级的财力,强令他们迁往凤阳等地,让他们在流动中失去地位。

对于跟他发迹的那些官僚和军人,他也不能放心。他先后两次掀起大案,诛杀了宰相胡惟庸。不仅废除了宰相制度,还把功臣集团彻底剿灭。

在政府的建制上,他为了避免环节过多造成的贪污,他让南京的纳税人直接把粮米送到五千个卫所士兵家里,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收支体系,由中央政府进行全国的划拨。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的这些行为创造了红五星社会,这也就是万历十五年中反复出现的本朝体制。这是个社会扁平,政府规模极小而且缺乏应变能力的社会。除了维持小农经济的基本安全,任何复杂抽象,环节极多的事情都不可行。

 
朱元璋关于小农社会的这些思想,一再经过儒学的包装,成为全国提倡的道德标准,读书人想要谋得官位,必须认同这种道德。于是最后大明就只有朱元璋一个人是道德偶像、权力还有制度的设计师,其他任何人不得染指。
 
他还强行规定他的这一理想必须得到尊重。后世有敢于倡议制度变革的大臣必须处以极刑,但是很多制度只有朱元璋自己才能坚持下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拿每天的早朝来说,废除宰相之后呢,朱元璋每天都要在早朝上处理大量公务。

到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时,就做了简化。官员们有事早奏,无事退朝,不必每天汇报。

到了朱元璋孙子辈的人,因为皇帝起不了床了,早朝已经无法定时举行了。再到后来皇帝,直接把事情交给内阁,自己几十年不和大臣见面都是有的。
 
不过,不论这套制度怎样的退化,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它依然是所有人呼吸的空气和头上的那片天,超越这个你就没法生存。

当然,所谓的祖制不能变,你就只能承受它带来的各种弊端。这就成了明朝的一个症结,也是这本书中黄仁宇大历史观的体现。
 

万历皇帝与申时行
我们再来看万历皇帝与申时行,这是两位平庸而值得同情的人。万历十五年时,申时行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和张居正彻底撇清了关系。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正在巅峰。同样是这一年,万历皇帝对文官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开始走向虚无。
 
申时行一生为万历皇帝做了三件事,一是清算张居正,二是取消皇帝原本需要定时出席的课程,三是帮助皇帝减轻来自大臣的压力。

申时行曾经是张居正的手下,办事得力,得到张居正的赏识,在见识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之后,他非常清楚自己不仅不能做张居正第二,而且还要寻求更加四平八稳的办法,说不定还能全身而退。
 

(申时行)

自当上内阁首辅之后,申时行选择了牺牲原则的办法,取得万历皇帝的信任。这确实让申世行获得了一线生机。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之火,最后确实烧到了他的头上,官员们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在张居正当朝期间,他的几个子侄纷纷通过了科举考试,三个成了进士,两个在翰林院,这一定有问题。

申时行按照惯例退避家中等待责罚。当万历皇帝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还派专人请他回内阁办事。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
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中,万历皇帝震惊的不仅仅是张居正的阴阳两面,还有检举官员的鸡零狗碎,无所不用其极。这让皇帝意识到他成了官僚集团手中的皮球,这让他找不到自我。紧随其后的另一件事情,让他彻底放弃了驾驭朝政的理想。

(郑贵妃)

万历十四年,与皇帝情投意合的郑贵妃生下了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被李自成割肉的福王朱常洵。

但不幸的是,这名男婴不是长子,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又没有魄力实现这个想法,而是接二连三的把其他皇子封为亲王。但就是迟迟不宣布太子的人选,他希望把整个事情拖下去,从而找到转机。
这种做法很快遭到了文官的抨击。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一旦确定就要送出深宫外,为未来接班学习。这在万历皇帝看来,就是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送给一群自己不喜欢的人去培养,到时候再来和自己作对。
 
后来,各部的大臣干脆把册封皇太子的典礼策划交给万历,万历当然很不高兴啊,决心把这个事情彻底拖下去。在这个节骨眼上,内阁提交了一份奏疏,旧事重提,希望刺激皇帝尽快给出答复,上边也有申时行的名字。


但当时申时行正好在家休假,他又私自报告皇帝,表示不会反对皇帝的做法。结果呢,这件事被善于和人作对的言官知道,有人立即参奏申时行首鼠两端。
 
在这个问题上,申时行不论是否真的圆滑,都已经伤害到他在皇帝和群臣间的信用,眼见火要烧到自己头上了,识相的申时行干脆上表辞职。万历皇帝也做个顺水人情,顺便平复一下群臣的怒气。

申时行希望促进皇帝和文官之间的和解,但最终里外不是人,他既做不了权臣,也做不了弄臣。而万历皇帝此时也已经厌倦了,没了申时行作为通讯桥梁,他与群臣基本失联,大家各行其是,万历皇帝再没出过紫禁城一步。
 
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人物,全部出自万历十五年前后参与到历史进程的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还有海瑞、戚继光和李贽。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善终。


黄仁宇放宽了历史的视野,把这些人的悲剧命运,与一个有着两百多年历史、刻板粗陋的僵硬制度联系在一起。任何技术性的尝试最终都被道德的评判体系掐灭。

正如黄仁宇在这本书的结尾所说: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
 

书中经典句子分享
 
  • 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的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

  •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 社会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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