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父叔鄭世家考訂補徵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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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见解

毛父叔鄭世家考訂補徵

文/毛天哲

司马迁撰史记《管蔡世家》言：“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又云：“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文王第十子冉季之后果无见乎，非也，毛公、芮伯、南公皆季载之后，唯司马迁公陋闻失记尔。

周文王拥有众多子女，有嫡有庶。太姒来嫁，为文王继妃，立为后，育有五子一女。五子分别为：长子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康叔封，老儿子季载（或谓爯季）。其它庶出的有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成叔武、霍叔处。文王、王姒至少有一女名“豙姑”，有《王姒鼎》铭可徵，铭曰：“王姒作豙姑宝尊彝”。

季载为文王幼子，深得父爱，类之古公亶父因昌而爱季历。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卒，子季历立，是为王季。武乙二十三年，王季伐毕程，克之。武乙三十四年，赐王季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十匹。文丁五年，周王季作程邑。

程邑，又名毕郢，亦即京邑。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周王季来献捷，文丁执季历，困诸塞库而死。（见《古本纪年》）故周人认为“王杀季历”。而季历子昌立，是为文王。

文丁十二年，文王替位，居程（文王继位在公元前1112年）。文王立国十年，商王帝乙命昌为周侯。在位十二年娶莘国女太姒为妃（见《诗经大雅》）。次年生伯邑考，在位十五年生武王发。《大戴礼记》说“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皆是说文王纪年，而非文王岁数。后人理解为文王十三岁生伯邑考，十五岁而生武王，大误。

初，季载年少，与母王姒居毕郢。后因王季、文王、武王均葬于毕地，故又称毕郢之地为京郑（奠）。毕郢即程邑，懿邰。邰，原作斄，夏封稷司农教稼之领地。后稷率先教民在邰地种植小麦。

渭河平原是典型的台阶式平原。在上下两道平原过度处，形成“厂”型土涯，故“厂”字本意山石之厓巖。“斄”上为“未”（亦作牟，牛也），下面为“來”，麦穗象形。“未”+“攴”即是周人在上下原赶牛耕作的象形。斄字金文上部或亦写作“敕”。敕，由上对下告诫嘱咐。字意为站高讲台教导庄稼农事，实为教稼台三字的复合字。

文王曾作邑于丰，未成而崩，太姒继之。诗大雅“文王有声”篇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诗言铿锵，伊淢湟湟，王后之绩。而季载奉母太姒居邰之丰邑，依斄字造氂字，别称丰邑为氂城，为季载封邑。

周武王灭商后，定邰城为宗周。武王四年，季载陪伴武王上嵩山祭天，为大祭司，被赐爵为鄭伯（见天亡簋）。是谓成王小叔父，故宗人称季载为氂叔鄭，简为毛叔鄭。《史记周本纪》引《逸周书克殷解》言：“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毛叔郑即冉季载是也。

或谓《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无毕、毛。刘向《母仪篇》太姒十子，亦无毕、毛。王肃据此，遂以毕、毛皆文王庶子。而杜预解谓毛叔聃与叔鄭非一人。此乃自忖度而乱改矣。

《元和姓纂》谓，“文王第九子毛伯，俗本《周书》作毛伯郑。据《史记》，叔度、叔鲜、叔振铎之例，当云叔郑，知作伯郑者，误也。”哲按，文王子向无称伯者。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史官记言文王诸子皆称叔，《元和姓纂》考定甚凿。

而《淮南子道应训》“武王之佐五人”，注谓：周公、召公、太公、毛公也。《群辅录》“周十乱臣”词条下记有五大重臣，谓“周公旦、邵公奭、太公望、毕公、毛公是也。”既然前有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奈何先儒们不思“武王之佐、周十乱臣”中岂能独缺季载哉。呜呼，岁月弥久，积误愈深。冉季载与毛叔鄭实异名而一人也。

经周王季开疆拓土，及文王苦心经营，至于武王承位时，周人疆土已西至宝鸡，东至礼泉，南跨渭河，北至于岐、梁。基本上拥有了整个关中大部地区。于是，文王嫡庶子不断被分封于各个重要的地域。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而管、蔡、曹、成、霍等也皆有采邑于周邦，各以地为氏。

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是也。鄁，以封纣子武庚禄父；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汉书地理志》）周武王崩后，三监叛，成王、周公旦平之三年。周公诛三监，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言：“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于是成王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秦，命氏为秦氏。后转封于鲁国(今山东曲阜)，自子鲁考公始为鲁宗。周公次子君陈奉周公旦就食于畿内封地，勤劳王室。召公追击北奔之录子聖（武庚侄子）于北地燕，克之。成王封召公元子克于燕，铭文称郾侯，史籍称燕侯。召公就食于畿内燕地，留佐成王。

季载曾随周公东征，有勋劳于王室。事在《载方鼎》（亦称“周公东征方鼎”）铭文，器主即为季载。铭曰：“隹周公于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哉，公归荐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载贝百朋，用乍尊彝。”武王时封季载于爯地（古陈仓），故始名爯季载。东周后又被人误为“冉季，叔聃，聃季”，以至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把“叔鄭”与“爯季载”判为两人。

季载次子中旄父，初封于盩厔，为盩伯毛（见《召（盩）伯毛鬲》铭文，盩被误读为召。）季载长子被封于芮地，称芮伯。盩厔位于南周原，是周人故土。也是周先祖葬地、宗庙所在。《诗传》：“盩为古公父名”，即“诸盩”是周大王古公的父辈，故这里立有“盩先王宗庙”，也是周人自称的南奠（鄭）所在。

按周制，次子承继大祖氏姓。如召伯奭（召穆公）、周公旦（周文公）、毕公高等。如周公次子君陈为周平公，父旦以周公名，不以鲁父称。召伯亦不因长子克封于北地燕而称燕公，与次子同氏。季载次子盩伯毛（中旄父）受土受氏就封畿内，更称毛伯。

西周的这种元子就封于畿外、次子食采于畿内以相王室的做法，可能是一种惯例、制度，而大祖一般与次子留于原京畿采邑地。直到现在，大家常见的大家族分家时长子、次子等另立门户，而父母亲一般与小儿子住在一块，依稀还有着西周分封制度的影子。

康叔、冉季就封情形有些特殊。初没被授封于东土，是因二人皆为武王亲母弟，与五叔有亲庶之别，且因年少而不外封。如《左传定公四年》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耼季（爯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可见除了爯季、康叔、周公是武王同母弟外，其余五叔皆文王庶子，所以就封于东土，如《管蔡世家》言：“馀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

三监之乱后，周公虑及殷墟治理的重要性，始封亲少弟康叔于卫地，并举康叔为周司寇，举冉季为周司徒，以佐成王治。又虑及西土周人故地的安全，而命亲幼弟季载胙土于其子毛伯、芮伯、南公（冉季幼子，南宫氏祖），令父子各守京鄭、南鄭、北鄭此三处京畿重地。季载率其子毛氏、芮氏、南宫氏家族拱卫京师，卫康叔则举家镇抚东土，这类举措与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有着类似的意义。

《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言及分封康叔、冉季之事，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杜预注为：“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哲以为，杜预注误。据周礼，地官长即“大司徒”，司徒即司土，也即管理土地。从子鱼的话看，爯季应该是大司徒卿，而陶叔(曹叔振)是小司徒中大夫。故司马迁《管蔡世家》称“周公举冉季为周司空”或有遗缺。冉季既作过司徒，亦作过司空。周成王时，司空一职为季载次子毛公继任，这也是后人将毛公和聃季混淆的原因之一。

季载既殁，司徒职由长子芮伯接任。如《尚书.顾命》中，成王交代后事时，到场的顾命六卿有“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以公侯子伯男的顺序排位，似乎“芮伯、彤伯”皆不该列为于“毕公、卫侯、毛公”之前。这样的排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太保奭、芮伯、彤伯”即太保、司徒、太史。

文中“卫侯”非卫康叔封，显然是文献记载的康叔子“卫康伯”。“卫侯”名居“毛公”前，则表明，卫侯、毛公必为平辈，且卫侯齿长于毛公也。故可推知世俗所称毛公为文王第八子者，实误也。检《班簋》铭可徵，毛公确实是文王、王姒嫡孙。与康叔子同辈，则毛公为季载之子亦显然矣。

周公殁后，东夷大反。成王十三年，王師会齐侯、魯侯伐戎。成王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见《今本竹书纪年》）是年八月，在宗周，甲戌这天，成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亟，秉緐、蜀、巢令，赐铃勒。”由是季载子毛伯接替了虢城公的职位，担任了周六师统帅，为王前驱，扫平东夷猾戎。

不久，周成王命令毛公和族邦大首领（毛父季载），制造战车、征召战士以准备攻打东边的反叛蛮夷族。又不久，成王命令吴伯说：“率领你的军队作为左师辅助毛叔父”；周王又命令吕伯说：“率领你的军队作为右师辅助毛叔父”；虢城公遣也命令毛公说：“率领你的本族将士跟随宗长出征，一定要竭诚保护好宗长的安全。”周王命吕伯、吕伯以左右师佐助，以及前统帅虢公出征前的谆告，皆因成王之叔父、毛公父亲季载亦随军出征的缘故。

周人一般称宗周畿内之地为西土，而称以成周洛邑为中心周边的东西南北四方大大小小的邦国为东国。毛公此次率王师所伐的是东国的所有残余叛乱分子，所费时日自然不会少。客观上来说，也是为成王巡狩侯、甸、方岳开道。所谓成王靖四方和毛公靖东国所指为一事尔。应该说毛公挟天子之威，横扫了东国境内所有反叛武装。从班簋铭所记东国之人“亡不眣天畏（威）”，也表露了成王紧随毛公所伐而巡视天下方国的意味在内。

毛公所伐指向是东国，范围更广，包含了淮水、汉水流域的淮夷、南淮夷、虎方、徐方能在内的东方各方国内的“猾戎”。“猾戎”，通俗点讲，就是一些叛降反复的残存武装反叛分子。这场战事类似主席在建国后开展的大规模剿匪。但它的实际意义来说，可以媲美主席亲自指挥的抗美援朝立国之战。经此一战，天下安定，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奠定了成康之治。

康王初年，毛公将当年跟随毛父叔鄭（爯季）征伐东国的这些事迹告诉了幼小的孙子班，并告诫说，那些猾戎是因为缺乏竭诚之心在彝器，违背了天命，所以招致了灭亡。所以要敬德爱民，不要有一丁点的违背。

毛班当时就跪拜磕头道：呜呼，超凡伟大的太太公（爯季载）啊，被周王封为宗懿内亲诸侯国的国君，养育出了英明神武的文王圣孙（毛公），接掌了周六师统帅的职位，建立了征伐东夷的丰功伟绩。文王的子孙们无不感念在心，无不敬佩毛公的威猛。毛班我不敢昂首据先祖功勋以自傲，唯有做了这个宝尊彝来颂扬先祖的辉煌事迹，铭记先父爽曾被周王任命为“大正”之职这个荣耀。后世毛氏族子子孙孙，一定要世世代代永远地珍藏。

毛班名见于《穆天子传》，称为毛斑，是穆王时代的一位军事统帅。据《今本竹书纪年》载，穆王十二年，毛公斑、共公利和逄公周率师伐大戎。《穆天子传》一书，前人多视为小说家言，哲以为不然。近百年来出土文物和一些相关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可以确信此书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书中所记穆王周游天下时的行程皆记有日月,属于编年性质,其体例大致与后世的起居注相似，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史书。

毛公班父名爽。《尚书冏命》称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即班父也。“伯囧”在司马迁《史记》中又被记为“伯臩”，清华简《摄命》中记作伯摄父。这都是古代文献转抄习录过程中产生了歧名的缘故。正确的名称当以《班簋》铭为准，不过名既已歧见，我们也不得不照录下去。就如上古所传太昊，号伏羲氏。又一云宓牺氏，一云包羲氏，一云庖牺氏，皆同人而异名也。

《尚书.顾命》中有太保奭“命仲桓、南宫...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

但是否就叫毛俾，尚且可疑。典籍中文字衍错常有，没有别的佐证能证明尚书的记载是正确的。哲以铭文、典籍文献资料加以综合研究，以为“毛俾”者实毛班父爽也。或文献初始衍误为“毛臩”，后人未识，误改为“毛俾”。而后世之人又不复辨识，断句读为“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汲，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至今在典籍里照误不坠。

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观”的那个著名论断，且被疑古派奉为圭皋。但哲认为此论并不科学，至少有一定的偏颇。经周敬王时发生了周王室典籍丢失大案，及秦始皇、项羽焚书后，中国先秦古史的发现恰恰是层累地完成的，历史的真实在前人那里模糊，越到后世越是渐渐清晰，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U型反转。——考古学功不可没。

王国维先生认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这种以“二重证据法”用以考证古史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哲亦常常用它。

毛班的祖父毛公殁于康王十二年秋，《今本竹书纪年》有载，记为毛懿公。毛懿公之子，名爽，即毛伯囧（臩）。在《尚书、顾命》里，毛公尚在，故不称爵，太保奭直呼为毛臩。毛懿公薨后，毛臩继位为伯，称伯摄父。

文献里称毛伯囧（臩）被穆王命为“太仆正”，那大概是汉人的说法。真实的应该是依照班簋铭文所记，为“大正”。《左传昭公十五年》：“昔尔高祖伯魇，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故哲以为，“大政”也即“大正”，实为司典也，周官之一。

《左传》所记载的这件事挺有意思的，大意是晋国的荀跞、籍谈来参加穆后葬礼却未带有贡物。周景王于是责问荀跞，荀跞无言可对，忙向籍谈作揖请他回答。籍谈答曰，晋国从未接受过周王室赏赐，故没有贡物可献。周景王指出，从晋国始祖唐叔开始，就受王室赏赐甚丰。又问其姓氏来源，籍谈答不上来，遂告诉他，其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诘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无言以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逸周书尝麦解》说“命大正正刑书”发生在成王初年。然哲以为，此事当在康王四年，以《尝麦解》为篇名可能是战国人所自拟，以文中有“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句而目为成王亲政后的纪录文献。然通篇解读，奈何成王时的大宰周公、大保召公等皆无在篇中，是一疑也。《书周官》：“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成王“歸于宗周，遂正百官”事在成王十九年，若《尝麦解》发生于成王四年事，则难解是篇中职官如此之齐备，此二可疑也。

《尚书吕刑》中吕侯引“周穆王论蚩尤语”，舆《逸周书尝麦》篇文义类似，语境类同，写成年代甚为接近。故哲以为，流传至今的《尝麦解》为成王亲政后的纪录文献的说法恐有误，应该是周穆王时的文献，所记为康王事。

《尝麦解》洋洋七百余言，皆围绕周王命大正正刑书而叙述，与“尝麦”一点关系也没有。如介绍了王设置大正职务的想法由来，还记载了“正刑书”时周王、大正、大祝、少祝、祝、大宗、少宗、大史、史、作册、宰、仆、九州□伯等当时所坐方位，“受大正书”的详细情形，“刑书的推行”所涉及的西周各类官职等等。观是篇文献，就仿佛观看一部连贯的历史记录影片，让我们身如其境。哲以为，著《逸周书》者，非亲历者不能写出，可笑古今诸多学者还是视该书为伪书。

《书冏命》与《尝麦解》实为一事而两记，皆是记载毛班父被周康王授命为周大政（正），并命令其正刑书的史实。前者简，仅记授命诰书。而后者详，记录了“王命大正正刑书”的详形。毛班就是因“大正”之职自其父才始设，周王授命其父为“大正”是个非常大的荣耀，所以才铭于班彝，以让子孙后人铭记此荣耀。考之《班簋》，可以相互引证。

毛伯爽（臩、囧）大约殁于周康王十年，有《伯冏敦铭》存世，铭曰：“伯冏（或臩、或爽）父作周姜宝敦。用夙夕享，用蕲万寿。”见于欧阳修《集古录》。其后有班。穆王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穆王十九年七月，徐子诞自号偃王，帅九夷伐宗周，西至河上。王命造父、河宗伯夭等驾八骏驰千里至巨蒐，其君阁奴献，王使伯夭、造父受之。十月壬戌，至雷首，犬戎胡宴献，王使孔牙受之。丙寅，王至钘山，命毛班、逢固先至周，合楚伐徐，克之，偃王死。

毛公班生子遣。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遣帅师败荆人于泲。（见《今本竹书纪年》）共王九年春正月丁亥，正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见《今本竹书纪年》）此是再命毛伯遣为方伯也。毛班有庶子别出为龔伯，采邑在盩厔。龔伯子鄭父（以祖父字为氏）因有功勋于王室，共王二年，王赐土封氏为鄭，事在《毛伯敦铭》：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鄭。王呼内史册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继五邑祝。今余唯繩稾乃命，锡汝赤芾、同冕、黄齐旗用事。”鄭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鄭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故千百年来，郑姓宗谱里常说的“郑自毛出”即来源于此。“鄭自毛出”，“毛自爯出”，诚不虚也。乔木参天，叶茂枝繁，皆出一本；大河之水，恢宏磅礴，俱出一源；名门望族，瓜瓞连绵，盖出一祖。毛氏、芮氏、南宫氏、鄭氏皆系出文王第十子爯季载是也。

毛伯遣后有毛伯喅，生活于西周懿、孝时期，有《毛伯翌父簋》存世，铭曰：毛白（伯）（喅）父乍（作）中（仲）姚寶（簋），其萬年無畺（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毛伯喅盖即大名鼎鼎的《毛公鼎》器主毛公歆之父。毛公鼎于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是周宣王年间毛公歆（上厂内音）所铸造的青铜重器，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铭文其实就是一篇册命书，铭文提到周夷王在位初期，想要中兴周室，革除积弊，遂命重臣毛公歆处理国家大小一切事务，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又命毛公家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毛公感念周王，于是铸鼎纪事，由子孙永保永享。毛公鼎现藏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与馆内翠玉白菜和肉形石被视为“台故宫三宝”。

毛公歆父是懿、孝、夷、厉时期的王室重臣，出土铜器中師湯父鼎铭中的宰屖，害簋中的宰屖父，史競簋、競卣中的伯屖父、縣妃簋中的伯屖父和毛公歆父是同一人。毛公鼎册命书显示了歆父是夷王时的太宰，总管邦家内外大事。

而《诗经烝民》篇是反映宣王时政的诗篇，说的是“尹吉甫送仲山甫往齐筑城，作诗赞美宣王使贤任能及太宰仲山甫才德出众。”咏歌的对象却不是毛公，而是仲山甫。千百年以来，凡攻诗以及稽考古文献、金文者，却无一能解仲山甫为何许人也。

自毛公鼎出土，我们可以惊喜地看到，《诗经烝民》篇诗意舆毛公鼎铭文累有重叠，简直就是一篇宣王册命毛公歆为宰的史诗。如诗篇里“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而对应的毛公鼎铭文释文有“父歆啊！这些众官出入从事，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赋税，不管错对，都说是我的英明。这是可以造成亡国的！从今以后，出入或颁布命令，没有事先报告你，也不是你叫他们颁布的，就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

又有“父歆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还有“父歆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

哲对勘比读出土之《毛公鼎》，诗烝民篇可谓是鼎铭之诗传。初本疑器主歆父与仲山父或为一人，细细思量终觉不然。后见师询簋铭文，豁然方知原是误信郭沫若所断《毛公鼎》乃宣王时器而误也。诚如郭公所云：“师询簋与毛公鼎如出一人手笔，时代背景亦大略相同。”然其断二器同为宣王时则误也。师询簋有铭文历日“唯元年二月既望庚寅”，哲结合铭文史实推知其作于周夷王元年（公元前８７６年２月２２日），则毛公鼎盖亦为该年器应不爽也。

又诗烝民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是知尹吉甫所赞者皆指仲山父能尊行祖考之懿德也。该诗作于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父城齐（济源阳樊）之际，则民推“德猷如毛（公）”之誉绝非仲山父一世所能攒也。亦知仲山父早在周历王失德之时就曾襄助王室免于倾覆，符合诗中所言“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之史实。正因有大功勋，周宣王时始胙土于毛公歆父之孙仲山父，分氏为樊侯。

毛公歆父历懿、孝、夷时期，向为王室辅弼。子孙在历宣幽继续辅佐王室。厉王无道，暴虐国人，且不听劝谏，甚至开创了特务制度，设卫巫监察国人，一旦有国人言论不利于王，则杀。召公劝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厉王不听，更加变本加厉。终于，国人忍受不了，奋起反抗，周厉王被赶走，最终死于彘，史称“彘之乱”。

据《竹书纪年》：“八年初监谤，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十二年王亡奔彘。国入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可见，此次国人暴动规模甚大。据说国人打进王宫，没有搜到国王。有人探知王子靖逃到召公虎家躲了起来，又围住召公虎家，要召公虎交出王子。召公虎没奈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送出去，才算把王子保护了下来。

而之后的共和行政，史籍出现了两种说法，一说源于《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后一说源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夺）王位”。两说并存久远，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哲并不认同司马迁的说法。相对于容易被篡改或变异的文字记载，哲更信那些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铜器无言，下自成蹊”的金文史料。周召执政之说，于金文史料中，未见佐证。而共伯和执政之说，《师A簋》铭文云：“白龢父若曰：‘师A！乃祖考有勋于我家，女有（佑）佳小子。余令女死（尸）我家……”郭开贞以为，“白龢父”即共伯和。

杨树达论曰：“彝铭屡见‘王若曰’之文，非王尔称‘若曰’者，仅此器之白龢父，若非白龢父有与王相等之身分，安能有此。”“《礼记曲礼篇》：‘天子未除丧日予小子’，知古天子有自称小子之事。《君奭篇》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又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说者以周公摄政，故自称予小子，今此铭文记白龢父自称小子，与《君奭篇》周公自称相类，则白龢父又非以共伯和释之不可。”另，金文中未见当时有影响之周公，唯召虎屡见铭识，若同为执辅，何不一见记载？

在《史记》之前的诸多史籍中，共伯和之事记载有不少，皆是称颂共伯和乃海内皆知好行仁义之人。如《吕氏春秋开春论》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又《鲁连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等等。唯在《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厘侯卒，长子共伯余即位，其弟伯和袭杀其兄，夺得卫主之位，此即为卫武公。”

以哲看来，司马迁公本身的记载就是自相矛盾，错漏很多。依周制，卫厘侯在世时，公子余不可能被分封出去，唯有次子或者庶子才可能被分封采邑。故公子和别出为共伯者或为真，而不是司马迁说的共伯和攻击其兄公子余而为共伯、为卫侯。况且诸侯国君谥号也不是卫人就能订立的，需要向周王请赐，由周王赐谥号才是正道。故太史公说“共伯入厘侯墓自杀。卫人因葬之厘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是明显有误的。

总的来说，世俗成见皆以为,非周王大宗摄行王政是一件大逆之事，连司马迁公也不例外。如周公旦摄政之事就被他写的模糊不清，导致古今学者千年之下为之争讼不已。孔子也一样，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其实不论孔子还是太史公乃至后世的古今学者，都没能搞明白西周初年周公旦摄行王政,及后来的共伯和干王位之事，在周王族规制中都不算是篡王位的大逆之事，是周王室宗亲内部的家事而已。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王子朝使告于诸侯书中说的很是明白，不论是文武周王，还是成康之际大肆封建，都是缘于像康王所虑的那样，在“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时，希望宗族兄弟能“振救之”。这不但包含于各诸侯兄弟国之间的相互援救，也包含王室后人出现“迷败倾覆”时诸侯亲国对王室的拯救。

从毛氏族自毛龚伯以下分支为奠（郑）姓一支来看，估计周制里是有一套祧宗传代备用制度的，就是大宗承祧，小宗嗣祖。一旦大宗无子嗣传后，小宗一支可以承接王（君）位。在周王朝，奠（郑）姓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疑案很多，“共和”执政和周宣王身世之迷应该算是较早和比较有争议的一件。在西周、东周帝王世系表中，其它周王的传承是很清楚的，要么传子要么传弟等，唯有“共和”执政和周宣王的身世是谜团重重。

毛公家族在“夷王复位”、“国人暴动”、“共和执政”时期所起到的作用，史籍中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周夷王对毛公歆父的尊崇态度，以及毛公歆父子孙在厉宣时期继续担任太师司徒尚书等要职来看，毛公家族在夷王复位、宣王得立这两件事上所起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共伯和是康叔后裔，也是周文王嫡系子孙，毛公也是。所以说，共伯和得以干王位，绕不过毛公家族。哲推测是得到了毛公家族支持的，而召公以子代替王子静的说法也是很值得推敲的。国人若当年杀了召公子以为是王子静，奈何十四年后王子静得立时王室宗亲与诸侯等皆无疑乎。

哲有个大胆的假说，那就是周宣王出自毛父叔鄭（爯季）家族这一支系，是毛公家族的鄭氏一支中的子嗣过继给了周王室这族。此做法肯定是得到了周王室宗亲的支持，也得到了诸侯诸正的首肯。故共伯和才可以欣然归政于周宣王，而自己“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

非如此，不能解释为何周宣王死后被追谥为“世宗”，也不能解释为何周夷王要尊称毛公歆为“父”，也不能解释为何毛公歆子孙仲山父被诗人、史官和国人称颂，宣王时再次被裂土分侯别氏，也不能解释为何周夷王命令毛公歆可以做“王之喉舌”，“出纳王命”，邦政能一言以否之；且又命毛公家族担任禁卫军，保乂王家。也不能解释为何在文武成康、昭穆懿共时代都相当活跃的毛公世系在厉、宣、幽之际突然就没了史迹。若不是清末出土了毛公鼎，自毛伯喅之后，毛公世系的踪迹一直到春秋时《左传》里才能依稀找到毛伯卫、过、得等影子。

毛公歆父之子史失其名，《诗经》里的“皇父”或是。哲隸定其名为毛公皇，在宣王初年任太师。《今本竹书纪年》载，“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又，“宣王六年，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在宣王晚期，毛公皇任王室尚书，专事记载王之言行及王室要事。

宣王卒后幽王立，毛公皇继任尚书之职，族人名曰毛尚书。《今本竹书纪年》有记：“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就是说太師一职由年轻些的尹氏担任，而毛公皇因年岁已高，所以担任了较轻松的尚书一职。幽王元年的王命是对宣王时毛公皇任王室尚书的再次申命。

“皇父”在《诗经》里也出现了两处,其一在《常武》，其一在《十月之交》。有人研究后认为，“皇父”在《诗经》里表现的身份是不同的。《常武》诗中的“皇父”是一位协助宣王平定徐戎之乱的太师。《十月之交》诗中的“皇父”是一位使民不时、营建向都、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佞臣。

其实“皇父”还是那个“皇父”，只是后世研究者未能明了周幽王时代的历史背景来谈诗，那就会陷入无稽之谈的境地。《诗.十月之交》非重在刺幽王宠褒姒，而是刺卿士皇父在王室方骚、人心危惧之时，不顾君臣之义，带领族人隐退自逸，违民所望。故诗人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此才是诗旨所在。

历史上皆传说周幽王是位昏暴无能却玩世不恭的天子，为博得褒姒一笑竟屡演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失掉了西周江山。传说总归是传说，其实幽王最根本的昏乱是废长立幼，导致西周末年幽王灭国亡身前后竟出现了三次“二王并立”的荒唐局面。

司马迁对西周末年“二王并立”的荒唐局面并没有提及，可见他并不十分了解史实。清华简《系年》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段战国时人记载的幽王时的史实，记载是这样的：

“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整理过《汲冢书》的束皙以其所见汲冢材料曾指出：“伯盘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立平王。”这段话透露的信息就是，伯盘在幽王生前就曾经称王（幽王之乱中伯盘舆幽王一并在戏地被杀）。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先是申侯、魯（似乎是鄫）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这段话表明，太子宜臼在幽王生前亦称王。否则幽王逐太子即可，大可不必于“十年舆诸侯盟于太室”，起兵伐申、鄫，必欲置太子宜臼于死地了。

太子宜臼在西申称天王大概在幽王八年，这一年，正是“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以為太子。”（《今本竹书纪年》）如是，则幽王生前就出现了“二王并立”甚至“三王并立”的昏乱政局。于是“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而申人弗畀，引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周幽王爱褒姒而立伯盘为丰王，是出于壮大王室声势？还是为了废太子宜臼作准备？目前已经不清楚昏庸的周幽王为何这么干了，总之“二王并立”乃周亡的导火索。

周幽王死后，虢公翰与其他西土邦君诸正也在虢国的攜地拥立王子余臣（幽王弟）为王，是称携惠王。平王在西申继续称天王，初比较孤立，只有申侯、曾侯，许文公等支持他。于是周王室再次出现了“二王并立”的政局。

“二王并立”造成了西土、东土各邦君间的分裂，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所以《系年》说周亡王九年。之后，平王逐渐得到晋、鄭、秦、卫等诸侯国的支持，携王于是又相对孤立。清华简《系年》中“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可能句读有误，应该是“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清华简《系年》是以晋纪年，所以应该是指晋文侯二十又一年。

晋文侯的“弑君”行为不被西土邦君诸正认可，所以晋文侯虽然在杀携惠王当年迎立平王于京师，但获得原来携惠王时王室卿士的拥护还是有限的。加上西戎的侵袭、京师的破败等因素，于是在晋、鄭的主持下，平王立三年後，也就是晋文侯二十四年（公元760年），平王东迁成周。

太子宜臼奔申在周幽王五年。《史記周本紀》记为：“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咎。太子出奔申。”而皇父“作都于向”亦在此年。估计是毛公皇父在“废后、立幼”这件事上与周幽王意见相左，且与执政（太师尹氏）产生了矛盾，于是在太子出奔西申的当年也索性撂桃子不干了，带着族人、部分王官等在向地作邑，营造归隐之地。

《诗.十月之交》说毛公皇“作都于向”正是以上史实的真实反映。由于周幽王的胡搞，导致了众叛亲离的局面，上层贵族已颇有逃难的想法。王室卿士为了自己的家族亲眷不受战争的袭扰，纷纷未雨绸缪中，把部族、家属和重要财产迁移安置。皇父“作都于向”，是预先安排归隐避难之所；周幽王九年司徒郑桓公“寄孥虢郐”之间，亦是早作东迁之计。两事相类，委实不可因皇父委政隐退而究之为佞臣。

在岐山故地遗存的毛氏族人口耳相传，说毛尚书因为耳濡目染，对幽王的人品、作为非常失望又无可奈何，在自身病重之时就向子孙下属早早立下遗言，他死后一定不在镐京之地，必须要安葬他于西岐周祖之地。这个传说和《诗.十月之交》的皇父有相当大的契合。

从现有材料看，陕西岐山县董家村一号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宣王世）的“此簋甲”至“此簋辛”八个青铜簋中均有“司土毛叔右此入门”字样。那么可以推定，铭文中的司徒“毛叔”不是毛公皇父就是其子。在夷王时，毛公歆任冢宰，毛公鼎铭刻在焉。历王时，其孙（或次子）仲山父任司徒。宣王时，其子毛公皇父或任司徒兼太师。如宣王二年，锡太师皇父、司马休父命。（《今本竹书纪年》）宣王初期，毛公歆逝世后，毛公皇父接任冢宰兼太师，而司徒一职为其子担任。从“师望鼎”铭看，师望自称“太师小子”,那么其祖父或其族祖父大致应该是毛公皇父也是合乎推理的。

西周封建政体，是以其世族世官制及世卿制这一官制为组织保证来实现的。其特征是：先有世族，后有世官，某类官职一般固定地由某一世族或地位相当的某几个世族世袭；而执政卿士，即所谓三公六卿，则往往是由周王室的几个强宗大族世袭。以出土的《毛公鼎》这一实证材料看，毛公家族作为文武周王懿亲，世袭司徒之职也是情理之中的，《此簋铭》也证明了这点。结合古文献材料和毛氏族传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诗.十月之交》的皇父就是毛公歆之子，而司徒番即皇父之子。

历史的真实可能是毛公皇父没有参与嫡庶党争的任何一方，“作都于向”是皇父的自行决定。如诗中“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说的是毛公皇父率部族、王官“以居徂向”是挖周幽王墙角，拆烂污的行为。因此，在诗人看来，毛公皇父的做法是不顾君臣之义，自我逃逸的行为，故作诗以讽。

存世《膳夫旅伯鼎》与《毛公鼎》的出土地方位非常近似，都是在陕西省岐山县京当乡董家村，其铭曰：“膳夫旅伯作毛仲姬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以往学者释读此铭大都以为膳夫旅伯是给媳妇毛仲姬作尊鼎，其实，以哲看来，膳夫旅伯也是毛氏一族也，他是给自己的二女儿毛仲姬做的鼎。则膳夫一职为毛氏人担当也是有依据的，所以说膳夫仲允，可以称为膳夫毛仲允。

在十月之交诗中，师氏（士）楀也是毛氏一族。如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師湯父鼎》，有铭曰：“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呼宰應，錫盛弓、象弭、矢台、彤欮，師湯父拜稽首，作朕文考毛弔（叔）鼎彝，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其中的宰名字不知是否是歆的误读，哲未见拓本，也不敢妄加判断。但通读全铭，有一点是无异议的，那就是師湯父的父亲是“毛叔”无疑，那么“師”应该是指职官“师氏（士）”，则师氏（士）楀也是毛氏一族应该也是无异议的。之所以在诗中排列为后，大概是以职官大小顺序而排。

当然，哲目前并没有过多的资料可以表明，“内史聚子、趣马蹶”也是毛氏族人或者毛氏族姻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膳夫、内史、趣马、师氏之类的属官根本不可能左右周王政局，将他们与皇父一并目为褒姒一党似乎没有啥道理可言。且前面已经有所分析，他们应该就是毛公皇父一族或者是姻亲关系，不可能是郑玄所妄定的“七子妻党”。

由于毛公皇父于幽王五年带走了司徒番等王官，故幽王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见《今本竹书纪年》）不过，鄭恒公接位周司徒一职后，亦听从了太史伯阳父的建议，把部族、亲属和重要财产迁移安置在虢、郐之间一个叫“京”的地方，打下了郑国在东方建国的基础，史称“桓公寄孥”，亦称“虢郐寄孥”。鄭恒公只不过比毛公皇父做的稍微委婉点，自己还在周幽王手下做司徒，并在幽王之乱中与王共死于难。

《诗.十月之交》作者应该就是周幽王二年替代皇父成为太师的尹氏，也即尹吉甫之子。诗中他并没有过多文字指责皇父为佞臣的说法，之所以郑玄笺注妄下定论，是因为他对此诗并不了解的缘故。郑玄在笺注中就没把此诗当作是幽王时期的作品，他认为是厉王时期的讽王之作。这个也难怪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汲冢书”未出，史料贫乏，有误注也难免。不过唐孔颖达时占据史料甚多，而不加辨析，妄加附议，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诗经》中有另一篇也是反映周幽王之乱历史背景的诗作《节南山》，末章署名作者为家父，那么家父为谁？他生活在哪个时代，前人众说不一。哲以为，家父就是《诗.十月之交》提到过的“宰家伯”。周人名后称伯者凡二：或以官爵、国爵称伯，前为氏称，或以行次称伯，前系人名。从诗人称皇父七人皆以职官前系名看，此处“伯”应以行次看，而非爵称。

“家伯维宰”，《郑笺》释“宰”为“冢宰”。《公羊传》东汉何休《注》以家父为中大夫，爵同小宰。清陈奂《毛诗传疏》释“宰”为“宰夫”。陈氏认为，“冢宰是执政之官，皇父为卿士，不当复有家伯为大宰”。哲以为何说为是，冢宰既已明了，则“家伯维宰”略指小宰明矣。否则诗人必会指明职官全称，如同“膳夫、内史、趣马、师氏”一样。

结合八个“此簋”铭文中均有“司土毛叔右此入門”来看，司徒一职应是毛公皇父次子番担任，那么这里的“家伯维宰”是指毛公皇父长子。周代世官，不一定父死子继，但某一官职一般则固定地由某一世族或地位相当的某几个世族世袭。毛公皇父以长子为“小宰”作为未来“冢宰”的承继人，以次子实际承继了“司徒”，应该是符合历史情形的。

结合“幽王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来看，毛公皇父家族委政挂职而去，才有了周幽王任命鄭恒公为王室司徒的做法。在《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一文中，史伯论周幽王弊政时称：“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又说到：“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同也；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

可见，毛公皇父挂冠而去后，周幽王任命了虢石父为王室卿士。史伯对太师尹氏、卿士虢石父的评介甚差，相关文献也证明了史伯的评论是公允的。因此说，毛公皇父确实是在周幽王宠信任用佞幸之人，任用亲近愚顽昏之徒，且在废长立幼这件事上不听劝告，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才带领族人姻亲等隐退自逸，虽然有违民所望，但也算是自保之举。实在扯不上算是周幽王的佞臣，反之还应该算是一个忠心王室，耿直不阿的良臣。

考稽古文献，除《春秋》所记周桓王十六年有聘鲁之家父，周桓王二十三年求车之家父外，在《左传》还有《隐公六年》晋顷父子大夫嘉父，《襄公四年》山戎无终国君嘉父，《襄公二十一年》晋栾盈之党大夫嘉父。有学者认为古代家、嘉通音假借，盖家父亦曰嘉父，但两者非一人显然。于是唐孔颖达就调和说“古人以父为字，或累世同之”，然哲以为孔说有误，其实在周代，大宗氏族派氏除了周王胙土赐氏、命氏外，还有以职官为氏，也有“孙以祖名为氏”，但不会是以父字为氏。

故哲以为，“晋顷父子大夫嘉父”与“晋栾盈之党大夫嘉父”同为一人，是周桓王时候“家父”之孙，其以祖名为氏，故称嘉父。但周桓王时候的“家父”是人名后冠以美称“父”，诸如“仲山父”、“伯阳父”，“皇父”等。东汉蔡邕《朱公叔谥议》曰：“周有仲山甫、伯阳父、嘉甫，优老之称也。”称“优老”者，当为德高望重、历事数朝之元老重臣。

《左传隐公六年》有“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则嘉之父顷担任的是周王室的诸正之职，类似于毛公班的父亲爽担任周王室“大正”这一职。推论其就是《诗.十月之交》中的“家伯”之子。

平王东迁后，毛公皇父子嗣回归周王室任职也是情理中事，这个也从《左传》中得到反映。从毛伯卫与王孙苏争权，毛伯舆与王叔、周公楚争政，毛伯得佐助王子朝争位的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出，进入东周时期的毛氏一直在试图恢复自己往昔的执政卿士地位。

有学者认为“家伯”之宰为宰夫，哲认为能周王室卿士中能与当权执政者争位的至少是中大夫小宰。桓公十五年传：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文公九年传：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两者都是以小宰身份出使诸侯国，为王室效命办事。从这个方面说，毛氏一族自东迁东土后，虽失执政卿士之权柄，但应该一直有任王室小宰之职。

家伯宰（毛伯家）子顷父任职周王室“九宗五正”，毛伯卫或为其长子，而晋大夫嘉父或是顷父庶子，庶子别出，以祖父字为氏，在晋为栾盈之党大夫。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曰：“宋朝家静，登进士弟，蜀人也。又有家彬、家仲，并眉州人。望出南安，京兆。”宰家伯为西周王室大夫，当在丰镐地区另封有食邑，故宋代家氏有以京兆为其郡望者。而据哲的研究，毛氏族西土封地当在眉县盩厔一带，两者很是契合。家、嘉，古音为一声之转。从我们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二氏必同出一源，皆源于毛氏。

《节南山》中描述的“国既卒斩”、“丧乱弘多”是一种亡国之象，它是骊山之难西周覆灭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写的“瞻四方”而“无所聘”的茫然心态，正是周亡王九年的政治格局中，贵族士大夫们身历丧乱之祸，驾车避难在外，政治态度彷徨观望、无所适从的真实反映。末言“以究王訩”表明诗人赋诗的真正动机是刺古而鉴今，希望周平王宜臼能从幽王亡国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安邦定国，永奉周祀。

《节南山》的诗旨刺周幽王重用大师尹氏而乱政亡国，应该是骊山之难后，周亡王九年期间的作品。宰家伯（毛氏族）故土之邑眉县盩厔之南即终南山也，“节彼南山”之南山即终南山。因此说，《节南山》作者家父正是《诗、十月之交》周幽王朝之宰家伯，原随毛公皇父委政避难于向地。周幽王郦山之难后，家伯父又复出为平王卿士（小宰），直到周恒王世史料还有所见。

毛公皇父于东迁前已死，葬于岐山县青化镇毛家庄。村边有座毛毛寺院，据毛家庄村民讲，应该说早在北魏以前他们就有毛家祠堂，后将毛家祠堂拓建成毛毛寺，他们村名的由来是“先有尚书墓，后有毛家庄，千年毛毛寺，姬周毛氏裔”。这就向我们传达了丰富的信息和印证。就是毛尚书的部分后裔并未随平王东迁而在这里为祖守墓，一代又一代守墓人为陵位标志堆起了墓冢并繁衍生息形成了毛家庄村。此处是目前唯一确知的毛氏族先祖在西周故地的葬地。

平王东迁，西土畿内姬姓王亲里唯七姓从王，毛在其中也。七姓者，周、召、刘、单、祭、凡、毛，平王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故毛父叔鄭之裔孙在东周王室得以复其职，爵其位。

东迁后，毛伯卫、毛伯过、毛伯得亦时见于经传。《文公元年》春秋经：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传：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文公九年》春秋经：九年，春，毛伯来求金。传：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宣公十五年》春秋经：王札子杀召伯，毛伯。传：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卒立召襄。《昭公十八年》传：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昭公二十六年》春秋经：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

唯有《僖公二十四年》传曰：“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被虏之毛伯，传失记其名，哲以为即毛伯卫之父，《隐公六年》所记“九宗五正”顷父是也。而《左传襄公十年》所载“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的“伯舆”或为毛伯卫子或孙也。

周灵王时期，贵族伯舆与王叔陈生因争政而讼。晋侯派使士匄（范宣子）平王室事听讼于王庭，王叔陈生的家宰说伯舆之族是荜门闰窦之人，没资格执政主宰。伯舆的大夫瑕禽驳斥道，“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荜门闺窦，其能来东底乎，且王何赖焉？”杜预注道：“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祭祀。”

左传记载了这段史实，详则详也，然未能细述伯舆何姓也。哲以为，从王东迁之七姓，周、召、刘、单、祭、凡、毛是也。周为公爵，刘为子爵，故皆可排除。伯舆与王叔陈生争政的结果是单靖公以代王叔相王室，故伯舆为单姓亦可排除。凡、祭皆周公之后，而伯舆不仅与王叔陈生曾争政，与周公楚也曾争政，事见左传成公十一年：“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且与伯舆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可知伯舆情理上亦非凡、祭之后也。又左传载，成公八年，王使召桓公来赐鲁公命。故可知同时期召氏为执宰，为公爵，伯舆非召氏一族亦明也。七姓排除六，故哲以为，伯舆是我毛氏也。

清人刘体智旧藏有西周毛舁簋，铭文见著于【總集】2588,【三代】8.15.1,【小校】8.20.3,【貞松】5.31,【周金】3.60,【善齋】8.70。台湾史语所今藏有此铭文拓本，学者谓其为西周晚期之物。因铭文中毛氏名字难以隶定，多以舁字上部“臼”中多加一竖而名之，故学者称引甚为不便，考证论述者亦少。经哲考证，此簋器主正是左氏传中与王叔氏、周公楚争夺执政权之伯舆也。

能让周公楚争政不胜怒而出走晋国的人，其家族身世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王叔陈生的家宰说伯舆之族是荜门闰窦之人，或是对历史的无知，或是夸张之谈。何况伯舆之祖能"为王备牺牲，共祭祀"，则必是周王族懿亲。七姓之中，维召、毛因与王孙苏争权被杀，或有过失爵或失职，才最可能沦为"筚门闺窦"之人。故以此论之，左传之伯舆与毛舁（舆）簋器主为同一人无疑也。

毛天哲叹曰：毛伯卫与王孙苏争权，毛伯舆与王叔、周公楚争政，毛伯得佐助王子朝争位者，其岂为己乎？其在公也。然史籍竟不显吾先祖毛伯舆之姓氏，哲甚哀之，今已明考，当为其显扬于天下后世。

前520年-前516年间，毛伯得与尹文公、召庄公、南宫家族及周灵王、景王的族人等佐助王子朝争位，因晋国帮助周敬王而失败。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毛氏由是失爵，后世子嗣遂以毛为姓，散落四方。

毛伯得即老子，亦称毛伯聃，老聃。佐助王子朝争位失败后，逃亡隐居楚地，散周王室典籍于民间，直接催生了诸子百家的产生。因周敬王在位时间很长，基本和老子差不多时间去世，在周敬王在位期间，毛氏只得隐姓埋名地生活。所以在毛伯得（即老子，毛伯聃，老聃）之后的150余年时间里，毛氏在典籍上有了空白。我个人推断是毛氏后裔有过改姓的举措。春秋诸子之中，应该有多个人是出自毛氏伯得家族、南宫嚚家族的后裔。这段历史古今学者一直没搞清楚，司马迁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叫老聃。故哲撰《老子就是毛伯聃》一文指出老子就是毛伯得，以纠史迁之谬误。

毛父叔鄭长子芮伯者，其后嗣有芮良夫、芮伯万。武王時，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時，芮伯為司徒，與太保、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受顧命立康王。厲王說榮夷公，芮伯良夫“稽道谋告”于王，作《芮良夫》一文。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又作《桑柔》之詩以刺王。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於芮。芮伯家族的邦邑早期或在千阳，幽王之乱后迁徙至在陕西省朝邑县故芮城，再后迁徙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为秦穆公所灭。

毛叔郑幼子南公承继南宫家族氏称（文王、太娰嫡子孙皆称谓南宫家族，盖源因太娰居程邑南宫。）南公长子南宫旅于康王时期拓殖汉水之南淮夷，封国为随，即出土铜铭中的曾国，为汉水诸姬之长。春秋周敬王时期，毛伯得（老子）与南宫嚚佐助王子朝奉周典籍入楚（实际在南阳一带），是为了依托随而复国。王子朝被杀后，复兴无望，老子（毛伯得）归隐盩厔终南山，南宫嚚则与楚国交好，恢复重建了衰落的随国故地，也即曾国。

氏中分氏，氏乃为姓。王族之氏，氏中分氏后，原氏可称姓，统再分之氏也。如邢、凡、蒋、茅、胙、祭、鲁、周等皆周公之胤，周为其姓，为其次子君陈承继，为大宗。于毛叔鄭而言，芮伯、毛公、南公皆其裔也。又龚伯（亦名共伯，穆王时后裔有共公利）、武伯（其后有武氏）与毛文公（伯爽，即班公之父）同为毛懿公之子，叔鄭之孙，迨因康王时有封，故各自受土派氏。又龚伯之子郑父，因建五邑有功，自龚伯后又分出为郑氏。厉、宣、幽时，因毛公歆父有大勋劳，其子嗣中又有封樊侯，有封畿内程伯。毛公皇父之后，又有其子孙被派氏为皇甫（以祖字为氏）、潘（司徒毛公番后裔别氏为潘）、嘉（《诗经.节南山》作者毛伯家后裔别氏为嘉）等等，要之，则毛、芮、龚、武、郑、皇甫、樊、程、潘、嘉等，皆毛父叔鄭之胤也。

考稽古文献和金文，知文王第十子冉季载即毛父叔鄭也。季载因是周室小宗，有嗣祖守奠之责，故子嗣皆没外封东土，终西周二百八十年间，均食采畿内，供职王室。自毛父叔鄭（季载）以下，司徒、司空、大正、周六师统帅等王官卿士要职皆由毛氏子嗣交替任职。至于厉、宣、幽，更为太宰、太师、尚书，王权专命，政由己出。可谓“肃肃王命，毛氏将之。邦国若否，毛氏明之。”概因毛氏一族是周文武懿亲，世代忠良保乂王家故也。

殆逢遭幽王之乱，平王东迁，毛氏族因本封绝灭，食采东土畿内，以至于毛伯卫替王求金被讥，毛伯舆与王叔陈生争政被嘲。昔日王亲懿族，竟沦为“荜门闺窦”之姓，以至于青史淹没于黄土，司马迁《世家》失记，亦可哀也。

然则毛氏族人代无沉沦，天地可鉴。毛伯卫、毛伯舆、毛伯得争位，嗣为国家；毛伯得奉典籍汉水暂栖，文衍诸子；毛遂自荐舌师救赵，锥立千秋；毛亨、毛苌诗相授受，西河仰止；荥阳派衍之毛宝，三叶拥旄，将帅世家；晋室南渡之毛氏，叶蔓江南，科第蝉联；传至泽东，凤仪韶山而一代天骄出。毛父叔鄭一族俊秀迭出，绵延不绝；炳炳彪彪，赫耀千古。

哲悲乎司马迁公失记文王嫡幼子《冉季载世家》，致毛氏族两周世系迹无可循，故作《毛父叔鄭世家》考订以补徵。

毛家小子天哲识于浙江金华

2012年7月25日草

2020年7月16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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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偶遇老子，曰："唉，吾瞧毛天哲这小子亦是蛮可怜的，老写长篇历史考证文章，发到博客、微信朋友圈里却少人问津，更别提友情转发了。咱老哥俩是否该出手帮帮他。"老子说："天哲那小子我知，他喜欢与吾等古人对话。然其欲证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斯言犹在耳。天哲欲与之辩论不得，惟成文章。班固不亦有预言乎：'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且夫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哲作文，惟愿四知尔。"孔子问曰："何为四知？"老子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孔子曰："善！文王之裔孙，必复其始。"